朱东润先生的批评史研究.doc

朱东润先生的批评史研究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奠基人 朱东润先生（1896－1988），原名世溱，后以字行，江苏泰兴人朱东润先生不仅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奠基者之一，也是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拓荒者朱东润先生自幼失怙，1907年受族人资助，考入南洋公学附小读书因成绩优异、刻苦勤奋，1910年得上海南洋公学监督唐文治资助升入中学此后却因家境贫困、资助中断而辍学时值辛亥革命，朱东润先生的三哥因参加反对清王朝的武装起义而被清军杀害三哥的就义，对朱东润先生触动很大，终其一生，他都抱爱国爱民、反对专制、追求民主之旨不移1913年秋，朱东润先生入留英俭学会，赴英留学，次年进入伦敦西南学院读书，课余从事翻译，以济学费1916年初，朱东润先生放弃学业，毅然回国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斗争1917年秋朱东润先生应聘至广西省立第二中学任教，开始了他长达七十余年的教学生涯1919年朱东润先生回到江南，任南通师范学校教师1929年他出任武汉大学特约讲师，受闻一多先生委托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后晋升为副教授、教授抗战爆发后，他忍痛抛妻别子，愤然离开沦陷的家园，绕道东南亚，远赴大西南，为维护民族生存而斗争1942年8月任重庆中央大学教授，1947年夏，至无锡国学专科任教，后又任江南大学教授。

1951年春任齐鲁大学教授，同年秋，改任沪江大学教授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朱东润先生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57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解放后，朱东润先生以空前的热情投身于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文化大革命”中，他历经非人磨难，爱妻邹莲舫夫人也因受牵连而不堪凌辱含冤而亡，但朱东润先生却以一身傲骨面对邪恶实力的威压，始终不肯屈服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5月，朱东润先生以83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表现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忠诚信念，以及刚直守正，以德立身，以天下为己任的节操，体现了他追求真理、注重科学的精神 1981年朱东润先生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他还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古典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国际笔会上海中心理事，《中华文史论丛》主编等职朱东润先生于1988年逝世，享年92岁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最早的文学批评史专著之一，是该学科开创时期颇影响的奠基之作他先后创作近10部传记，推动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是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者之一 一、从《讲义》到《大纲》 朱东润先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20世纪一部重要的学术经典。

关于这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出版，朱先生在1944年开明书店版前面的《自序》里介绍说： 1931年，我在国立武汉大学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次年夏间，写成《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初稿1932年秋间，重加以订补，1933年完成第二稿1936年再行删正，经过一年的时间完成第三稿1937年的秋天开始排印第三稿只印成一半，抗战爆发，武汉大学西迁，第三稿的下半部丢失了最后承叶圣陶先生的资助，把“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并合”由开明书店出版，就是这部《大纲》长期以来，人们没有见到《大纲》的初稿和第二稿，对朱先生如何“订补”、“删正”，也就不得而知了笔者在上海图书馆看到朱东润先生题赠“东启兄”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以下简称“讲义”），为国立武汉大学排印本这部《讲义》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二稿在《目录》下由一段题记，说：二十年度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编次讲稿，上起先秦，下迄明代次年续编至清末止略举诸家，率以时次，或有派别相属、论题独殊者，亦间加排比，不尽亦时代限也凡七十五篇这段题记所言，与上面的《自序》正相符合从中可以看出，最初编撰的讲稿“上起先秦，下迄明代”，这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的初稿，第二年又继续编撰至清末为止，这就是第二稿。

上图藏的这部《讲义》第二稿，虽然没有出版时间，但是据《自序》所言，应该是1933年出版的据《大纲》的自序所言，《大纲》是“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并和”而成的那么现在我们有了这部第二稿的铅印本，把两者相对照，就可以发现，《大纲》哪些部分是第三稿，哪些部分是第二稿了第三稿是对第二稿“再行删正”而成的，那么我们通过对照，就会弄清楚朱先生是如何对第二稿进行修改删正了从1932年到1936年，是中国受到外来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期，是思想文化界剧烈变动的时期，朱东润先生的思想有没有什么变化呢？通过对《讲义》与《大纲》的比较，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什么抱着这种想法，我花一些工夫把《讲义》和《大纲》进行对照比较，梳理朱东润先生在1932年至1936年间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一些思想演变《大纲》为七十六节，《讲义》为七十五节，从第四十二节《高棅》开始一直到清末，《大纲》的内容与《讲义》完全一致显然，《大纲》是由第三稿从《绪论》至宋元部分“并合”第二稿的明清部分而组成的那么现在我们把《大纲》第三稿从《绪论》至宋元部分与《讲义》的相同部分加以对照比较，就可以看出1936年朱先生“再行删正”的具体情况了。

第一、《讲义》常引述西人理论，作中西比较《大纲》予以删除，并强调民族精神引介西洋理论并据此阐释中国文学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普遍盛行的学术风气陈中凡先生1927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大量引用西洋文学批评理论，并常据此立论评判中国文学理论郭绍虞先生的文章《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就是依据美国学者莫尔顿的文学理论来解释中国文体的演变朱东润先生写于三十年代初的《讲义》，亦是如此，凭借对西洋文学理论的熟稔，他有时引用国外理论，如在《讲义》的“绪论”里，就有两大段英国文学批评家高斯（edmund gosse）所谓“批评一语出自希腊语裁判之字”，“亚里多德殆为文学批评之始祖”云云，并称其“论极持平”，同时还引证森世保列著文学批评史的例子这些在《大纲》里都被删去，仅保留英人高斯的一小段话《讲义》中还有一些据西洋理论以立论和进行中西比较的断论，《大纲》则或予修改或径直删去如：《讲义·绪言》第一段论“文学批评一语，古无定名”后有一句：“大率近人分类虽视古益精，而文学批评一语之成立，翻待至与西洋文学接触而后这一句，《大纲》已删去《讲义·第四汉代之文学批评》论司马迁云：“《史记·屈原传》论离骚，推赜索隐，无愧于后世印像派之论者。

《大纲》改为“推赜索隐，直抒作者之情意于纸上 《讲义·第四十贯云石、周德清、乔吉》有这样一段话，参证中西，说：“法国有大戏曲家大仲马者，一日其子以戏曲作法之秘诀叩之，大仲马曰：‘易耳戏剧之成功，在乎首折明白，末折简短，而中间富于兴趣耳’其言与凤头猪肚豹尾之说，有可以互相证明者《大纲》把这段话删去这几处的修改，显然不是随意为之，而是有着朱先生自己的思考我想这种修改大约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朱先生反思“以西释中”的学术模式，抛弃了过去那种引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理论的学术思路，而注重于掘发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二是在外患日趋严峻的形势下，朱先生爱国情绪更加激切，这种爱国情绪在学术上则表现为不愿意仰洋人之鼻息实际上朱先生的爱国情感民族情绪在《大纲》里是可以看出来的《大纲·绪言》第二段，他发表“凡一民族之文学，经过一发扬光大之时代”的议论，这段文字在《讲义》里是没有的《大纲·第二古孔子孟子荀子及其它诸家》首段“文学者，民族精神之所寄也”的大段议论，《讲义》中也是没有的这不是爱国情怀的寄寓吗，不是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亲和感的流露吗？《讲义》中没有论及陆游的文学批评，《大纲》则给予相当的篇幅作补充，或许也不无深意吧。

《大纲》从《绪论》至宋元部分与《讲义》的相同部分，在内容上也有一些变化：《讲义》中有“第三十八、王铚、谢汲”是论王铚《四六话》和谢汲《四六谈麈》《大纲》把整节删去《大纲》补充了“《诗》三百五篇及《诗序》”和“自《诗本义》至《诗集传》”两节，那是因为朱先生在那段时间里研究了《诗经》学，撰著过《读诗四论》《大纲》还补充了“第十九、初唐及盛唐时代之诗论”，这一节是《讲义》所没有的在这一节里，朱先生提出唐代诗论家“大都可分两派：一、为艺术而艺术，如殷璠、高仲武、司空图等二、为人生而艺术，如元结、白居易、元稹等并继续阐发说：大抵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者，其论或发于唐代声华文物最盛之时，如殷璠是；或发于战事初定，人心向治之时，如高仲武是；或发于乱离既久，忘怀现实之时，如司空徒是惟有在天下大乱之际，则感怀怅触，哀弦独奏而为人生而艺术之论起：元结丁天宝之乱，故有《箧中集序》；元白在元和间，目睹藩镇割据，国事日非，故有论诗二书这一论断是《讲义》所没有的，是朱先生在1936年删正时撰写的这一方面是用当时较为流行的文学理论来烛照和梳理唐代文论，另一方面从时代盛衰治乱来立论，也寄寓了朱先生对现实社会的关切和《讲义》相比，《大纲》立论更平妥、严谨。

《讲义》中有一段比较刘勰和钟嵘，说：嵘总论诗义有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灵，形诸舞咏，照烛三才，辉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借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其言极泛《文心雕龙·明诗》篇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其言较为亲切这段话批评钟嵘其言极泛，称赞刘勰其言较为亲切，这是不够妥当的钟嵘的诗学观念要比刘勰进步后来《大纲》中这段话改为：文心雕龙明诗篇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其言略涉藩篱，未加深论仲伟《诗品》总论诗义，始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灵，形诸舞咏，照烛三才，辉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借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此则学有专攻，立论自异显然《大纲》之论要合理得多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批评“艳歌婉娈”的淫辞，纪昀批点云：“此乃折出本旨，其意为当时宫体竞尚轻艳发也观玉台新咏，乃知彦和识高一代朱先生在《讲义》中批驳纪昀，说：“文心雕龙成于齐末，纪氏自言之，不应其中议论乃为三十年后之宫体而发纪氏号称敏给，不意乃有此过，固知疏忽之失，不易尽免也而《大纲》则删去这一段批驳的话，而改为正面引用纪昀评点《通变》批语这样修改，态度更为温厚，也更为符合教学讲义的体例。

《大纲》对《讲义》的修改，有的地方还可以看出朱东润先生对问题研究的深化《讲义》论述司空图的影响说：表圣此论，以味外之味，韵外之致为极则，其论衍为严羽之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衍为王士禛之神韵论，斯皆其遗胤也也就是说司空图、严羽、王士禛是一脉相承的其实，司空图与严羽、王士禛之间相异的一面更突出到了1936年，朱先生对此问题有了新的看法，所以删去了上面这段话《大纲》中对司空图与王士禛的异同，作出新的认识，说：今以表圣之书考之，知渔洋所云之诗境，仅为表圣所举种种幻境之一部……渔洋论诗，独主神韵，撷取《诗品》诸语，张其宗风，一若表圣之言，与渔洋若合符契者考之表圣集中，则又不然，今录其《诗赋赞》于次，亦可见其持论之不主一格矣《大纲》中更强调王士禛与司空图相异的一面，认为王士禛的“神韵”说只算得上是《诗品》诸种幻境之一种，而司空图本书的诗学观念是“不主一格”的，非神韵所能限这个见解是更为确切的司空图也欣赏“涛怒霆蹴，掀鳌倒鲸”的雄奇诗风，称赞韩愈歌诗“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都非王士禛“神韵”说所能牢笼的《讲义》中一些文献考辨的论断，《大纲》也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

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怀疑《诗式》的作者并非皎然，《讲义》据此进一步推测说：今按原书“文章宗旨”条，称康乐公作诗，得空王之助，其它称“康乐公”者凡三又书中称人，或分举名字，或沿袭俗称，独与康乐标致独异，疑其确出谢氏子孙所为《总目》称其摭拾辑补，语近平允但是，皎然，俗姓谢，名昼《讲义》的这段推测就显得无谓了，并不能否定皎然的著作权所以《大纲》中干脆把这段文字全部删掉《讲义》中其它地方的一些苛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