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历史学说.doc

论苏轼历史学说=“news_bd”> 　　苏轼(1037—1101)，眉州眉山人，北宋杰出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与其弟弟一样，少年得志而一生坎坷，进士及第父子名动京师，五年后与其弟同举制科入等，兄弟的制策让仁宗皇帝惊喜，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本传赞扬他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苏轼一生八典名郡，先后知密、徐、湖、登、杭、颖、扬、定八州，地方政绩卓著，在朝廷官至礼部尚书其后谪英州，在惠州安置，再贬海南，因赦赴廉州、舒州，徽宗立，遇大赦北归，病卒于常州，葬于河南郏县后来其弟死，葬于墓旁，是为二苏坟再后来其父衣冠冢葬于其旁，合称三苏坟三苏唯苏轼名气最大，在海外有专门研究的机构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除去文学方面的杰出成就，苏轼写了大量的政论，批评时政历史学说方面的贡献逊于其父和弟弟，但也很有特色他讨论治乱，论述历史人物苏氏父子以人情解释六经，苏轼写了大量的史论和史评，对春秋三传和《史记》做过深入研究，思想上主张三教合一，对儒家圣人表示怀疑，称孔氏，从政治上反对佛教、道教，批评佛老对治国的危害苏轼还写了许多传记、铭、行状、碑、书、序、祭文、杂著、题跋等，这都可以看着史，杂记离奇应以文学的眼光看，也不能看着迷信。

苏轼传世之作甚多，今人编有《苏轼文集》、《苏轼诗集》、《东坡乐府》;其余还有《论语说》(已佚)、《书传》、单行本《志林》及奉其父命成《易传》等学界关于苏轼的史学成就，散漫没有一个体系，今总写以求教于大家　　一、历史发展学说　　(一)唯物主义———知命必尽人事　　苏轼为高邮孙莘老写《墨妙亭记》，记述孙莘老官移吴兴遇洪水，湖人饥荒严重，几将逃亡孙振廪劝农，救活很多人，得到朝廷奖赏孙又酷爱宾客，喜乐从游，多有赋咏而刻于妙墨亭上苏轼感慨道，天生万物必归于尽，恃形状为之坚固也不能长久;即使有金石之坚，很快就会败坏;至于功名文章流传后世，亦不能长久流传下去，现在拿诗文以托久传，时间长了也会骤然坏掉，这是昔人的过错;孙莘老做亭刻石而望流传，这几近于知命苏轼进而指出，知命必尽人事，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惑;万物有成必有坏，就像人之有生必有死，国之有兴必有亡;即使知道这个道理，君子养身，凡长生晚死者必定会有所作为，治国长存必定会无所不为而救亡，以至于到最后无可奈何才罢手，这就是尽人事而知命，以此来表扬孙莘老的功德　　(二)历史发展主体论———人性论　　1.人性有好恶　　苏轼认为人有好恶，这就是人性，人之好恶，莫如好色而恶臭，是人之性也。

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恶劳苦人情莫不乐富贵而羞贫贱，批评当时五常之教强人所难，惟礼若强人者批评世人的共嗜，美饮食，华衣服，好声色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苏轼有君子和小人之别，君子有过人之处在于强能行之，不是以其智慧明白道理，而是能与民同苦、乐，富贵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而君子独享焉贫贱劳苦者，天下之所同恶也，而小人独居焉　　2.人性有善恶　　苏轼表扬孔夫子非有意于文，未尝立论，所言归于至当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没有明言善恶;至孟子提出人之性善，荀子为反对孟子就提出人之性恶，所以杨雄不得不说人之性、善恶混，以综合二家之言苏轼则认为人性有善恶，人之性有善恶而已，批评三人为论不求其精，而务以为异于人，则纷纷之说，未可知其所止认为孟子之说，出于其师子思之说，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为言之命，举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论，荀子与杨雄为异论，是孟子之过韩愈以性三品立论，而折衷于孔子之论，是离性以言三品，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下愚不移，所以天下折服于韩愈的人多这四人都是不知道什么是性，而以才代替性，是未知乎所谓性者，而以夫才言之性与才相近但是不同，他们的差别不仅仅如黑白之分圣人与小人共有的东西就是人性，而其才有所不同。

圣人之所与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其所谓性也，而其才固将有所不同况且太古之初，没有善恶之论，后人未有善恶之辩，圣人指以为善，而一人之所独乐，就认为是恶;而诸子之意是欲将善恶为圣人之私说，韩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标榜自己以为性与情没有关系，从而流入佛、老，是愈流入佛、老而不自知　　从人类价值论的角度讲，苏轼肯定人性有善恶，认为人性有阳光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这无疑是正确的从学术的角度讲王安石认为性不可善恶言，与苏轼有异曲同工之妙，相当于告子说人性无善无不善，这是从一个问题的正反方面说的苏轼区分人性与才能，显然是受了告子的启发与影响(关于杞柳与杯盘的比喻)　　3.礼缘人情而治　　三苏均以人情解释六经苏轼认为礼以养人为本，夫礼之初，缘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为之节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节者，举皆礼也三代之衰有几千年，礼崩乐坏，豪杰之主、博学之臣不可以计数，相与切磋发奋而救，终于无成，不是因为才之不够，学之不精，其错误在于对于礼论之太详、畏之太甚，不能从人情的角度去看待礼另外苏轼还说，圣人之道也出于人情，夫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　　(三)历史发展动力论———事出有因　　秦始皇时期，赵高有罪，蒙毅按之当死，始皇赦免赵高并重用他;长子扶苏好谏，始皇怒而使北方监军蒙恬;始皇游会稽，走瑯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赵高从，始皇道中病危，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及还而始皇死，李斯、赵高矫诏立胡亥，杀扶苏和二蒙，秦因此而亡。

秦始皇权衡天下形势，使内外相恃，禁奸备乱，密不可间蒙恬帅三十万军队于北，使扶苏监军，内使蒙毅为谋臣，何人敢叛?不幸道病遣蒙毅，使高、斯得其谋;上天要亡人国，必出于智虑不到的地方;圣人治天下，并不恃凭智慧，以防作乱，而恃没有致乱之由，始皇致乱之道，在用赵高　　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项羽怀疑范增与汉有私情，稍夺其权，范增大怒而去，不久病死;范增离开时因为项羽杀卿子冠军陈涉得民心，是用了扶苏和项燕的旗号;项氏兴起在于用楚怀王之孙，诸侯叛楚在于杀义帝立义帝而范增是主谋，义帝的存亡关系到楚的盛衰，也关系到范增的祸福，义帝亡而范增存，那是不可能的;项羽杀卿子冠军是杀义帝的先兆，杀义帝就是怀疑范增，没有必要扯上陈平，万物莫不有先兆，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然后陷入之　　(四)历史发展模式论　　1.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三代之兴，诸侯无罪，不可夺削他们，因而分封，即使想罢王侯置郡守，那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所谓的圣人不能为时也周衰诸侯相兼并，齐晋秦楚都是千里的大国，其势力足以封诸侯树立屏障;至于战国七雄，皆称王行使天子的职权，然而最终都没有封侯，不立强家世卿是以鲁三桓、晋六卿、齐田氏为戒，当世知道诸侯之祸已经很久了，非独李斯、始皇知道，始皇兼并天下，废封建而置郡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像冬裘夏葛一样并非个人私智独见，这就是所谓圣人不失时。

苏轼因此说，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后来汉高祖欲立六国之后，张良认为不可，没有人非议;张良的主张与李斯是一致的，后人只是以成败来定是非;刘邦还是封了韩、彭、英、卢，张良参与了这些事苏轼引柳宗元的话佐证自己，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苏轼历数论封建的诸人，以柳宗元的论断为最高，封建是天下变乱的根源凡有气血必争，争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封建者争之端而乱之始也　　苏轼坚持郡县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天下治乱的角度反对分封制，看到历史前进的模式在变化;苏轼论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这与今人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是不相同的　　2.联系、变化的观点　　苏轼写《静常斎记》，由养生而说到静与常，进而提出联系、变化的观点，无古无今，无生无死，无终无始，无后无先，无我无人，无能无否，无离无著，无证无修苏轼从相对的角度得出联系与变化的认识，可谓入木三分　　另外做《历代世变》，朝代借鉴前代，同样表达了联系与变化的观点　　秦朝暴虐，焚《诗》《书》而亡;汉兴鉴其弊，崇尚宽厚仁德，并崇厚经术之士，因而儒者多，即使未明了圣人，但学宗经师，识义理的大有人在，因而王莽之乱多守节之士;世祖继起，不得不废经术，褒奖名节之士，故东汉之士多名节，知名节而又不能节之以礼，以至于苦节，有视死如归的苦节之士，苦节之士达到一个极端，故魏晋之士变而为旷荡，尚虚浮而无礼法，礼法既无与夷狄同;故五胡乱华，夷狄之道已甚，必定有英雄出来平定，故隋唐混一天下;唐有天下，如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号为治平而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始于太宗，故其后子孙皆不可使，玄宗使肃宗、肃宗叛，肃宗使永王璘而璘反，君不君、臣不臣，藩镇不宾服，权臣飞扬跋扈，侵乱有五代之乱。

　　二、历史编撰理论　　(一)认识论　　1.正统论　　苏轼写了《正统论》三篇，总论一篇和辩论二篇;首先分析正统论兴起的原因，正是正天下之不正和统是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正统合起来就是有天下的说法，是名至而实归倘若无其实而有其名时，则不以名伤实，故名轻而实重，天下不争，故天下趋于实;天下贤与不肖容易颠倒，而贱与贵则不容易混淆，因此天下轻以与人贵而重以与人贤，天下然后知贵之不如贤，因此贤不能夺贵，知贵之不如贤，故趋于实;苏轼最后得出结论，正统者，名之所在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后名轻，名轻而实重吾欲重天下之实，于是乎始轻　　从此可以看出，苏轼对正统论持客观的态度，重实而轻名，正统论不过是名而已批评了正统论者认为魏不能一天下，不当与之统的说法，因为魏虽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无如有魏之强者苏轼说，天下无君，篡君出而治天下，汤、武既没，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当时之正而已 能出而治天下就是正，并将封建时代的圣君文王与有乱世奸雄之恶名的魏、晋、梁之主相提并论　　可以看到，苏轼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显然接受了董仲舒道的永恒性及经、权、更化思想的影响，而非迂腐之见以编撰学的角度看，根据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历史，写信史、写全史，不无实际意义。

　　2.《诗》为周史详备　　先于或迟于苏轼之后，很多学者都表达过把经看成史的主张，出现过五经皆史和六经皆史的说法，清末龚自珍更进一步提出一切文字记载都可以看做历史　　苏轼认为，《诗》之中，唯周最详，周之兴衰，于《诗》为详并列举《二南》、《二雅》、《周颂》等，且《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指出季札其周之衰乎和文中子其周之盛乎的偏颇　　(二)写作论　　1.知人论世　　苏轼讨论治乱论述历史人物，特别注意他们的治国方略，并以此来关心他们的命运说范蠡知进退、张良经过磨练有过人之节、贾谊不能自用其才、晁错应该代天子亲征以自固而免被诛杀等，这些论述可谓精辟之致，以史实为依据，讲究知人论世问世之治乱，必观其人;问人之贤与不肖，必以世考之　　苏轼在思想上讲究三教合一，儒、释不谋而同，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儒学是阳挤而阴助之从治国的角度讲老庄为异端，异端导致天下变乱;因为儒家仁义之道出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之间，而礼法刑政之原出于君臣相忌之际，出于君臣之间的利害关系不过，苏轼并没有像其弟一样，进一步点明真理的标准，只是以史实为据，这是他的局限，因为史料和史书有他的相对性和局限性　　相信《嘉传》记载，或问听丝不如听竹，竹不如肉何也?曰渐近自然。

批评《晋书》渐近使之然，这是闾里少年鄙语　　2.反对成说　　反对儒家表扬宋襄公仁德，说他不修德，疲敝其民以求诸侯;泓之役，身败国辱，批评其不重伤、不禽二毛以欺诸侯论伍子胥，表扬其与种、蠡为人杰，批评杨雄认为伍子胥为一曲士，因为杨雄以教条主义对代此三人，杨雄乃浅陋之士　　武王，非圣人也关于武王伐纣，儒家历来有争议，孔子因自以为是周后裔，不敢明言，既表扬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也称赞武王功绩;孟子则充分肯定武王伐纣，赞之为汤武革命苏轼说武王以下叛上，违背封建伦理道德，使当时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然为法受恶这与前面肯定篡君出而天下治是自相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