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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先秦两汉文论,第一节 先秦两汉文论的基本特点,先秦两汉是中国古代文论的萌芽期和渐进期，此时没有专门的文论家，也没有完整系统的文论专著或专论，文学批评思想主要散见于哲学著作、历史著作或一些序、跋类文章中，显得零星琐碎人们在探讨文学问题时，对文学的内涵也没有清醒认识，往往把文学与广义的学术等而视之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曰：“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第二节 先秦主要文论思想,一、诗言志,《尚书·尧典》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正直而温良），宽而栗（坚毅），刚而无虐（暴虐），简而无傲（傲慢无礼）诗言志，歌永（延长）言，声依永（配合延长声音的需要），律和（调和）声八音克（能够）谐，无相夺伦（不要互相扰乱秩序），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诗言志观：出自《尚书·尧典》，是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纲领和中国古代文论的奠基石志”指诗人的志向、理想、抱负等庄重严肃的情感，诗言志观充分强调了诗歌的表现功能及表现内容先秦时期，诗言志观成为人们的共识，《左传》曰：“诗以言志”；《庄子·天下》曰：“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曰：“诗言是其志也”。

由此可见，先秦时期人们对诗之功能已有较明确认识二、孔子的重要文论观,1.思无邪,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论语·为政》,▲ 思无邪观：孔子对《诗经》内容的概括和评价，意即《诗经》内容纯正，符合儒家礼教要求，后引申为诗歌内容的标准，成为儒家重要的诗教观点思无邪”出自《诗经·鲁颂·駉》第四章： “駉駉（jiōng，肥壮）牡马，在坰（jiōng，遥远）之野薄言駉者（指肥壮的马），有骃（浅黑与白色相间）有騢（红白相间），有驔（diàn，黑色黄脊之马）有鱼（眼眶有白圈的马）以车袪袪（强健），思无邪，思马斯徂（远行）该句原指鲁僖公养马保家卫国心思纯正，孔子对此加以化用2.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淫”：过分；“伤”：过分悲伤此观点体现了孔子对中和之美的追求，明显受其中庸之道影响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3.文质彬彬,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虚浮），文质彬彬（恰当配合），然后君子 ——《论语·雍也》,▲ 文 质 彬 彬：本意指人的内在与外在的恰当配合，要求君子表里均美，后引申指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要求文学作品文质兼备，情文并茂此观点体现了孔子对文学思想内容及形式的同等重视。

孔子对文学内容与形式历来重视，在要求内容无邪的同时也强调文采，孔子曾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均表明孔子要求美的内容必须有美的文辞和形式加以表达 4.兴观群怨,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阳货》,▲ 兴观群怨理论：孔子对《诗经》社会作用的充分肯定和高度概括兴：启发，鼓舞；观：观察认识社会；群：互相讨论，共同提高；怨：怨刺上政，批评讽谕此观点体现了孔子对文学社会作用的重视三、墨子“三表法”,墨子，墨家学派创始人，政治上主张非乐、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等，代表了大多数小生产者的利益，在先秦影响极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同时，墨子也重视“文学”和“言谈”，对文艺提出过许多重要主张，其观点较集中体现在《非乐》中 ▲ 三表法：墨子提出的立言必须遵循的三个标准：一是以古圣王的实践经验为依据，二是以百姓的实际要求为准则，三是在政策法规的施行中检验所立之言，考查其是否符合国家与百姓的利益。

此观点体现了墨子对文学实用价值的高度重视子墨子言曰：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 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非命上》,四、孟子知言养气说,（公孙丑）曰“何谓知言？”曰：“诐（bēi）辞（片面言辞）知其所蔽（错在何处），淫辞（过分之辞）知其所陷（形成的原因），邪辞（违背正理之言辞）知其所离（背离正理的原因），遁辞（闪烁之辞）知其所穷（理穷之因） ——《孟子·公孙丑上》,（公孙丑）曰“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以义养之)而无害(不被非义之事损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不足）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因外力强加）而取之也行有不慊（符合）于心，则馁也▲ 知言养气说：孟子的重要哲学观点和文学观点所谓养气，指人的一种道德修养功夫在儒家看来，气“集义所生”，与“道”和“义”相配，而“道义”的具体内涵，就是儒家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伦理规范，人们只有遵循这些礼教伦理规范的要求，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才能培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即拥有高尚人格境界，从而很好地知言赏文。

此观点把主体道德修养与知言赏文紧密结合，朦胧意识到主体修养与著书立说之关系，对后世曹丕文气说、刘勰养气理论、韩愈气盛言宜理论、苏辙文气理论、刘大櫆神气音节说等均产生重大影响五、庄子言意理论,▲言不尽意《庄子·天道》以轮扁斫轮的故事阐明此理▲ 得意忘言《庄子·外物》曰：“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以生活常识阐明了言意关系▲ 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理论：集中探讨了言辞与思想意念之间的关系庄子认为语言有极大局限性，它不能完全表达人的思想意念，尤其是高深的道，往往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但与此同时，庄子又不得不承认语言的达意功能，于是以辩证的态度，在指出语言局限性的同时肯定语言的达意作用，强调立言之人可以借助语言作为达意的工具，但不能执着于语言本身，最终目的应该在意而不在言，从而强调“得意忘言”此观点对后世玄学关于言意关系的讨论、中国佛学中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理论、诗歌批评中语言与形象意境、语言与思想内容之关系等理论，均产生深远影响第三节 《毛诗序》的主要文论观,《毛诗序》是《诗经·关雎》题下的一篇序言，因其不仅序《关雎》，而且后半部分总序《诗经》，故又被称为《诗大序》。

汉代说《诗》流传齐、鲁、韩、毛四家，称四家诗，前三家汉武帝时已立学官，《毛诗》晚出，但因史实多参《左传》，文字考于《尔雅》，加之东汉郑玄为其作笺注，故后来《毛诗》独传，影响巨大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认为：言志的同时也是言情，因为“志”是情动于中而产生的，既指理想、抱负、志向等庄重严肃之情，也应包括随之而来的其他主观情绪或情感此观点对陆机缘情说有一定启发作用1.诗是志与情的统一,主 要 观 点：,2.强调诗的政治教化作用,① 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 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② 诗六义及其对具体作品的解释，与政治教化密切相关▲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 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风，风（讽）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委婉劝谏）， 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讽）天下 而正夫妇也。

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 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3.高度重视诗歌现实性,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① 诗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 变风变雅：《毛诗序》提出的重要诗论观点《毛诗序》明确把《诗经》中的风诗和雅诗分为正、变两个部分，认为西周盛世之作反映现实较平和，多歌颂之词，属正风正雅，西周衰落之际的作品更多批评讽喻，属风雅诗的变体，故称“变风变雅”此观点深刻揭示了现实生活的变化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也充分肯定了诗歌反映现实的功能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失去常道），国（诸侯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② 现实生活的变化直接影响诗歌创作,4. 追求诗的中和之美,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此观点继承了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思想，对儒家温柔敦厚诗教有重大发展《礼记·经解》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教者也”,要求诗歌遵从儒家道德伦理规范施行教化，以温柔恭顺的形象感化人心，做到怨而不怒。

毛苌对此作了发挥，对后世强调诗歌含蓄蕴藉、余味无穷等思想有直接影响第四节 司马迁“发愤著书”理论,司马迁因李陵事件遭祸，身心受到极大伤害，曾一度沉沦，但受前代著作家身处逆境却发愤著书精神的鼓舞， 忍辱撰写《史记》，最终成就了其史学成就和文学成就，并在其《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明确提出了“发愤著书”理论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从武帝太初元年动手写《史记》到天汉三年被关于狱中正好七年），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周文王）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扼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史记·太史公自序》,,▲ 发愤著书理论：是司马迁对前代著作家虽身处逆境但不甘沉沦、反而发愤著书立说精神的总结和赞扬，也是自己创作实践的总结司马迁认为：许多著作家之所以著书立说，往往都是因为身遭不幸，心中郁积了太多怨愤不平，然后用著作文章抒写心中块垒。

此观点肯定了作家生平遭遇和社会现实生活对创作的影响，也充分肯定了文学作品反映与批判现实的功能此观点直接影响刘勰“身与时舛”观、韩愈“不平则鸣” “穷苦之言易好”理论、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等观点，对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第五节 王逸“金相玉质”观,王逸，东汉著名文章家、著作家，所著《楚辞章句》，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楚辞》注本汉代是楚辞学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期，淮南王刘安、史学家司马迁、班固、文章家刘向、经学家贾逵等均对楚辞作品及屈原创作进行过或褒或贬的评价，王逸的“金相玉质”理论是对前人的继承和发展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形式），祖式其模范（模式），取其要妙（思想精华），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无）极，永不刊灭（磨灭）者矣 ——《楚辞章句序》,▲ 金相玉质观：王逸在《楚辞章句序》中对屈原作品所作的高度评价，“相”代指文学作品的形式，“质”代指文学作品的内容，意思是屈原作品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后泛指对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