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汉学界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文化研究论文】.doc

文化研究论文-法国汉学界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法国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成果颇丰，人才辈出本文从中选择几本较新的著作做一介绍，其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缘起、过程和影响等作了独到的分析一　法国汉学界早期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其实，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始终是海外汉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曾 3 次(第 4、6 和 7 次)陪同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1416—1451年)，曾先后被英国的米尔斯(J·V·G·Mills)全文译作英文①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 年)②、荷兰戴闻达(J·J·L·Duyvendak, 1889—1954 年)③ 和美国的柔克义(W·W·Rockhill, 1854—1914 年)④ 等人作了节译曾经 3次随同郑和下西洋的明航海家费信的《星槎胜览》(1436 年)已先后由柔克义、伯希和及福嘉第(G·Foceardi)⑤、戴闻达等著名学者部分翻译曾于宣德五年(1430 年)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著的《西洋番国志》(1434 年)，也由伯希和与柔克义作了简单辑录译注伯希和与戴闻达还从《明史》与《明实录》中辑录了有关郑和航海的资料在伯希和、方殿华(Louis Gaillard)⑥ 和布尔斯坦(Daniel Boorstin)⑦ 等人的多种著作中，都曾广泛地研究过郑和航海的资料。

明人罗懋登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演义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已由戴闻达节译米尔斯介绍过明人郭钰订的《武备志》中的一幅详细的郑和航海图伯希和与米尔斯还翻译过有关郑和第 7 次下西洋的明人祝允明著《前闻记·下西洋》条的内容这些中文原始资料的辑录与译注，大大方便和促进了西方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法国汉学界早期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汉学家是伯希和他不仅是法国汉学界的泰斗，而且还被奉为“超级东方学家”伯希和发迹于当时设在越南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得益于 1906—1908 年的西域探险，成名于法兰西学院于 1909 年为他专设的“西域历史、语言和考古讲座”他发表的大量汉学书评，完全是借助了他长期出任西方最早的汉学刊物《通报》(T' oung Pao，创刊于 1890 年，伯氏于 1925—1935 年任法方主编)的阵地伯希和于 1914 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书评⑧，1933 年于《通报》中发表了《15 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冯承钧先生的中译本译作《郑和下西洋》)⑨，1935 年又于《通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及其航海的补充札记》⑩，1936 年又于同一杂志中发表了《再论郑和下西洋》(11) 等著名论文。

伯希和有关郑和的主要著作，也是海外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奠基性著作，便是其《15 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一书全书共分 4 部分其中第 1 部分对马欢所著《瀛涯胜览》的版本变迁作了探讨其第 2 部分对费信所著《星槎胜览》的版本沿革、郑和七下西洋时分别所至国家、时间、船舶均作了考证他对于郑和航海中的地名之考证，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其第 3 部分对明人巩珍《西洋番国志》中有关西洋各国的地名与《瀛涯胜览》和《明史》等书的记载作了比较可惜，伯希和当时未曾读到过该书第 4 部分对明人黄省曾所著《西洋朝贡典录》的版本演变、西洋各国的历史、物产、物品、习俗等作了详细考证第 5 部分是对《明史·郑和传》的译注本伯希和的论著已有 70 年的历史了，但它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伯希和此著，乃西方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先驱性著作二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新著《启蒙之龙》沉寂多年之后，法国德·拉图尔(de La Tour)造船厂的一名退休海军工程师多米尼克·勒列夫尔(Dominique Lelièvre)先生，客串出版了一本《启蒙之龙，15 世纪初叶明朝的远航》(12)这部 400 多页的洋洋大观的法文版书，是一部研究郑和航海的新论著。

作者认为大航海家郑和是中国的民族英雄郑和在中国就如同哥伦布在欧洲一样名震遐迩作者将中国在 15 世纪的海上远航置于其经济背景中进行研究，从而揭示了明朝初期的辉煌书中首先讲到了在中国航道网络中游弋的中国船队之高超技术和庞大数量，直到永乐皇帝从 1405 年起发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海上远航100 多米长的宝船，在 30 多年间往返于“西洋”30 余国同样也信仰佛教的穆斯林宦官郑和，率近 3 万之众的一支船队，为中国和世界航海史立下了不朽功业郑和在 7 次下西洋期间，记述了其旅行的细节、各停泊口岸的习俗以及穆斯林和佛教城市它成了衡量明王朝为维持世界秩序而对西洋各国所采取政策的一次宝贵机会当时中国以其大吨位的宝船和广泛的外交、商贸网络，使几乎整个亚洲都奉行了向中国朝贡的政策，从而保证了明朝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权中国皇帝受命于天而统治于地，皇恩浩荡地向藩部赐礼和封册从尼泊尔到朝鲜、从萨玛尔罕到婆罗洲，众多国家都纷纷向大明天子朝拜但郑和于 1434 年逝世时，欧洲贪婪发现新大陆的先驱——葡萄牙人便绕过了西撒哈拉海岸的博哈多尔角(Le Cap Bajador)15 世纪末，欧洲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开始了大规模的海洋征服。

中国却由于其制度的僵化和受具体环境的阻碍，坐失了此后 5 个世纪参与国际贸易交流的良机全书共分 11 章：中国海洋中的财富、明王朝的开国、郑和的远航、从南京到古里(Calicut)、战胜与说服西洋诸国、西洋与穆斯林地区、大建筑家永乐、7 次下西洋的结束、明代大航海的衰落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失去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当时西方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中，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诞生贵族、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都在追求探险、征服与殖民化，货币扩大了其控制权，打乱了旧有关系，最终结束了封建制度，成了控制商品与市场的关键因素中国却在千方百计地巩固其封建制度，中国哲学仍在主张“养性”和“修身”从而使中国丧失了制海权，也就是失去了强国富民的根本多米尼克·勒列夫尔先生指出，自 15 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刚从中世纪的黑暗中摆脱出来，而新近恢复活力的中国，又重新复苏了一种长时间内受到遏制的航海志向中国自 1405 年起，便发起了其历史上最大的 7 次海上远航，其船队在 30 多年中游弋于“西洋”之中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中国这样一个敢于进取的国家旗鼓相当中华帝国演出了一场大舞台的“外交巴蕾”，并且使整个亚洲都卷入了其舞蹈步法中。

但在 1435 年，就在葡萄牙的亨利王子(Henry le navigateur, 1394—1460 年)考察非洲海岸的时候，中国的最后一位“航海皇帝”明宣宗朱瞻基晏驾了航海家亨利王子于 1415 年占领了摩洛哥的休达(Ceuta)，于 1418 年左右发现了马德拉附近的圣港(Port Saint)以及马德拉岛(Madera)，他由于受元代赴中国与东方旅行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于是便派船队于 1434 年绕过了博哈多尔角(Le Cap Bojador)，此后又发现了亚速尔(Azores)群岛和加那利(Canary)群岛1445 年，他的一只船到达塞内加尔河，于次年又驶至冈比亚河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 年)前后 4 次远航，发现了西印度群岛，也就是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Vosco da Gama, 1460—1524 年)3 次东航，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并最后客死于科钦(1497—1524 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年)绕过南美并横渡太平洋，环世界航行并确定大地为一圆形球体，成了第一个从东向西横渡太平洋的人(1505—1521 年)。

但欧洲人的大航海比郑和晚近一个世纪当时，世界的命运部分地取决于海上的活动郑和下西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不仅中国的非专业的史学家们都知道这一切，而且许多历史地图集和百科全书性著作也都作过记述郑和下西洋的许多事实，要比葡萄牙人于 15 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情节，更容易证实得多因为郑和下西洋的证据有明代的官方报告(《明史》与《明实录》)、出自帆船上乘客的描述(马欢、费信和巩珍)、在中国和锡兰发现的石刻资料、第二手的地图、演义小说等有一部也门的编年史，也证实了中国船队曾于这个时代到达过阿拉伯世界(13)葡萄牙船队却缺乏如此丰富的旁证材料，只有当事人的孤证但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问题上，也如同在葡萄牙船队的问题上一样，仍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其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尚有许多考证工作，有待于学术界去作法国汉学家格鲁塞(René Grousset, 1885—1952 年)于 1941 年在《草原帝国》中指出：“中国人从来没有海上的爱好”(14)但是，中国人可能很早就越过了非洲并发现美洲中国人于欧洲人之前发现澳洲，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中国人很早就很熟悉并经常来往于东南亚的岛屿之间，从苏门答腊经爪哇和婆罗洲而到达菲律宾群岛。

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摩鹿加(Moluques，马鲁古群岛)和帝汶岛(Timor)帝汶岛位于澳洲北部的梅尔维尔群岛(Melville)，距达尔文要塞(Fort Darwin)只有数链(encablure，每链约合 200 米)的航程有许多迹象表明，中国人曾访问过澳洲大岛的海岸，当然不一定是郑和船队的人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认为，中国人很早就曾经到达过美洲大陆事实证明，中国有一种非常显著的海上航行的早熟性中国的这种航海早熟性或其先进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在工艺技术方面涉及到了从造船术到航行技术诸多领域中国人在罗盘、轴心舵、三角帆、水密舱、浮锚、桨橹、拆卸舵与折叠帆等方面，都远远走在前列这种先进性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长期发展结果中国的“南方”应该主要是指其以长江为中心的中东部以及沿海城市中国的经济中心于明代之前就已经南移了，虽然其政治中心在北方中国没有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包括在内)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那种地中海地区的航海熔炉但西方也没有中国那些与印度、印尼、南洋群岛、波斯、阿拉伯世界和东非很早就联系起来的南方海岸中国的这种人口、物质和技术优势的古老结合，只会促进他们航海技术的发明、发展与多样化。

这正如欧洲的南北接触、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交流，促生了更有效的航行新技术一般，也正如葡萄牙船队正是两桅或三桅高舷帆船(Kogge)与大帆船(nef)的混血女一般，海上交流必然会促进航海业的发展总之，中国很早就曾认真地面对海上冒险，并为此作过各方面的准备这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需求到了明永乐时代(1403—1425 年)，中华帝国又逐渐开始恢复宋元时代开通的与海外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时代起，中国的对外关系，才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转化外国或番邦的使节、官吏和国王，不断地涌向南京和北京虽然瘸子帖木儿(Tamerlan)曾囚禁过中国皇帝的使节，并且在撒马尔罕当着卡斯蒂利亚人使节克拉维约(Clavijo)的面而侮辱他，但中国使节在其他地方却受到了友好接待俞士吉于 1402 年出使朝鲜明王朝还派出了许多使节出使外国及其番部——乌思藏、女真、蒙古、吐鲁番、哈密等日本的统治者也向明朝进表称臣，而日本本来是一个唯恐失去其主权独立的傲慢国家1403 年，安南向明朝遣使，请求对黎朝册封许多非常遥远的地区，诸如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古里(Calicut)、科罗曼德尔群岛海岸上的“西洋琐里”(Chola)等，都遣使恭贺朱棣登基，继承大统。

曾被伯希和考证为“琐里国王”的“西洋”国王，早在洪武年间(1370 年秋)便向明帝遣使奉礼，成祖曾颁即位诏于西洋琐里永乐元年(1403 年)，成祖遣闻良辅和宁善使西洋琐里，他们同时还于 1403 年出使爪哇国，于 1404 年出使苏门答刺在 1403 年，成祖复命中官马彬往使，西洋琐里国王亦遣使南京作答东南亚所有这些国家(爪哇、苏门答刺、西洋琐里和古里)的使节，都是乘中国帆船前往南京的例如，当明使 Sun Xuan 自浡林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