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模式移植到本国模式-我国大学发展过程中三种形式的模式移植.docx

从“模式移植”到“本国模式”我国大学发展过程中三种形式的模式移植 摘要：我国高等教育是在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不断借鉴外国模式发展而来的，有着明显的模式移植特征在学习他国大学办学模式的过程中，或是一时期内借鉴多国经验，或是单一地学习一国模式，但至今未形成自身所独有的发展模式我国大学发展移植模式主要有三种——全盘移植、形式移植和理念移植总结我国高等教育模式移植的经验教训，有助于理解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环境和特点，为探寻走向“中国模式”的高等教育发展之路提供理论依据关键词：大学模式，全盘移植，形式移植，理念移植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非本土产物，而是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不断学习和借鉴国外大学模式得以演进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我国大学制度有着明显的模式移植特征作为近代高等教育的后发国家，在本国缺少高等教育内在根基的情况下，移植他国模式是迅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捷径事实上，不光是中国，在世界大学发展史上，“模式移植”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如美国比较高等教育学者菲利浦G阿特巴赫所言：“国际性的大学模式在全世界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已经发挥了而且还在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因某种外国的影响而造成一种历史发展的偶然[1]伯顿克拉克总结出的高等教育模式，如美国模式、日本模式、法国模式等，都在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模式之前经历了借鉴和学习别国模式的过程我国高等教育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曾先后学习过日本、德国、美国、苏联等国家的经验，在学习的过程中或是一时期内借鉴多国经验，或是单一地学习一国模式，但至今未形成自身独有的发展模式我国从移植模式到本国模式这条路究竟要走多久，尚未可知，但总结模式移植的百年历程可以给本国模式的建设以启示笔者尝试通过总结我国高等教育的三种移植方式以理解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特点和所处环境，从而探寻“中国模式”的建设道路我国学习国外大学模式的过程可以分为五个时期：（1）从20世纪初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是以日本模式为样板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与日本学制中的规定几乎一致这一时期学习对象明确而单一，在理论方面和制度层面都是向日本看齐的2）从辛亥革命开始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我国高等教育从以日为师转向以德国和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学习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主要是蔡元培先生蔡先生的理想是借鉴德国高等教育，在其主持制定的壬子葵丑学制和《大学令》中都有“仿德国大学制”[2]的内容。

虽然蔡先生的实践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在其执掌北大期间力推“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使德国模式高等教育开始真正影响到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加之当时一批留美学生回国，把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课程和科系设置等方面的理念带回国加以实践，所以这一时期我国的高等教育又有向美国学习的特点3）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呈现出全面借鉴欧美高等教育制度的特点除受留美学生归国从事高等教育的影响外，这一时期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有所发展，美国高等教育中盛行的实用主义在当时我国的实业界和普通民众中获得广泛的认可；蔡元培模仿法国教育制度推行大学区制改革说明这一时期对国外的借鉴是多元性的，并非单一地效仿美国4）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5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走向了全面模仿苏联的道路，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形成了苏联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5）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高等教育有了新的发展，当前已形成主动开放格局，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对以上五个时期中我国高等教育借鉴他国模式的方式和内容来进行比较，又可以分为全盘移植、形式移植和理念移植三种形式一、全盘移植这里指的全盘移植是指在高等教育领域内盲目照搬他国做法，不加批判地全盘吸收，不仅不考虑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也不考虑高等教育自身的逻辑，如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高等教育模式时就采用了全盘移植的方式。

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教育改革正式开始于1952年全面学习苏联模式跟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有很大关系，当时我国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都以苏联模式为导向，在教育领域也不可避免地开始全面学习苏联这场改造彻底地改变了原有的大学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大学制度，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以单科大学与文理科综合大学为主构成的大学体制；以系为基本单位和系内设专业、教学研组的大学内部组织结构；以专业为中心，按照统一的教学计划开展教学活动的教学制度；重视政治课教学，以培养专门人才为基本目标的课程体系[3]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和经济上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是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动因，因此改革完全是由政府主导的而经济上的高度计划体制决定了高等教育领域发展的计划性，表现为以专业为中心、按计划培养人才此次改革没有考虑到高等教育的内在逻辑，模式移植过程中带有表面化和全盘吸收的特点高等教育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规律，“大学是一个由学者与学生组成的共同体，他们致力于追求真理之事业”[4]一方面，真理、知识有其内在的规律，人为地用院系调整的手段割裂许多学科之间的联系，使我国大多数高校变成小规模的专业学校，影响了学科的综合化发展同时，片面地发展理工科而轻视人文学科，也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另一方面，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用严格的教学计划、严密的教学大纲来培养人才，用计划的方式进行大学管理，更是忽视大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做法，其结果正如马叙伦所说：“未能照顾到某些大学的原有优点与科系特长及其本身的需要，或者移重就轻，使其多年积累起来的能代表该校特点的教学基础失掉应有的作用，或者把某些重要科系连根拔掉，使该校其他相关系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受到影响[5]全盘移植其实可以拿医生救治病人打比方：医生并不是检查出结果后对症下药，而是把病人更换成一个新的机体，大到器官皮肤、小到血管神经一律加以更换，这种方式不但治不好病，能否存活都是个问题大学模式全盘移植的弊端首先体现为盲目性，没有认识到本国大学存在何种问题就盲目地照搬他国；其次是全部否定性，大到教育理念、办学精神，小到管理制度、科系设置，全都不假思索地采用别国的模式，破坏了原有的基础全盘移植高等教育模式与特定的经济政治背景有密切联系，这也验证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是社会综合力量的产物，离不开政治的干预和经济的影响但这种干预和影响应该保持在适当的范围内，完全依靠外力左右其发展而忽略自身规律，最终反而会让高等教育失去其生长的根基二、形式移植形式移植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重外在而不注重精神内涵的移植，在具体制度的移植过程中只注重表面改革而缺乏对高等教育本质的思考，最终并没有对高等教育产生实际影响。

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初清政府对日本高等教育模式的移植第二种形式的移植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了许多表面上看似合理的制度借鉴，在实行过程中被扭曲异化为统治阶级实现统治目的的工具，这种模式移植最终只是流于形式，而失去其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于欧美国家教育制度的移植即所表现出这样的特点第三种形式的移植是由于教育学家的理想主义而忽略了中国本土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发展环境，导致所借鉴的模式与本国国情并不匹配，而最终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整体来说，在我国建国之前的高等教育模式移植中这种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在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萌芽时期，清政府兴办高等教育的目的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其对日本高等教育制度的移植不仅体现在宏观制度上，在微观制度上也极尽模仿，“事属创举，没有成规可循，乃东度日本考察学制，回国后又到京师大学堂考察，斟酌损益，草拟高等学堂规划，由校舍建筑到设备、教具、图书，巨细靡遗”[6]日本学者阿部洋指出，在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中国开始了全国范围内以日本为楷模的教育改革[7]然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中体西用”，也就是希望在不改变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在教育方面学习别国从而使教育能像欧美国家一样发达。

这种做法虽然是有目的地借鉴他国，但未能领会他国发展高等教育的理念和精神实质功用如模仿教育发达国家建立了一系列机构，而无法获得其实质功用，譬如缺乏对学术的忠诚等，这就出现了许多形似而实非的状况[8]伯顿克拉克在《学术权力》一文中探讨高等教育国际间移植和借鉴问题时曾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从国外模仿学习来的东西，融进一个具有不同利益不同信念的结构时，这些外来的成分都已经被扭曲了、改造了[9]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颁布了许多看似合理的有关高等教育的法律条文和规章制度，然而在实行过程中却被异化成其加紧思想禁锢和一党专政的工具例如，导师制的实行在法律条文上是借鉴英国著名大学的做法并集成我国古代的优良传统，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免除师承关系之日渐疏远而渐趋商业化[10]的现象，但在实施过程中却成为国民党进行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一种措施高等教育属于社会文化领域”[11]，借鉴国外高等教育模式必须考虑本土社会环境、现行教育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制度等多方面的因素，否则就会出现外来模式与本国国情不相匹配的问题，最终流于形式蔡元培和许多对高等教育有着远大理想抱负的教育家提出的主张，如进行大学院和大学区制度改革，旨在使教育尽可能免遭政府和外界的干扰破坏以利于学术的自由发展。

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大学区改革因缺少相应的制度保障仅施行了两年就失败了因此，不考虑本土环境而强行移植模式是理想主义者的改革，并不符合实际任何一个国家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大学制度，总会有一些作为制度基础的内在的、本质的因素，成功的大学制度改革必须能够找到将这些本质的内在因素与外来影响合理调适的方法与途径如果内外因素无法平衡，大学制度改革将很难取得成功[12]因此，模式移植过程中要重视具体的国情和制度环境，重视模式移植过程中本土化因素的作用三、理念移植与缺少精神内涵的形式化移植相对应的是对大学理念的移植，这种移植是在重视大学自身发展规律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学习和借鉴大学理念对于大学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甚至对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大学是有生命的，特别需要有自身的信仰和坚守，否则就失去了灵魂当前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高等教育发展关键在于理念，大学办学者所秉持的理念是大学行为的向导[13]如果说全盘移植和形式移植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所得到的教训，那么以蔡元培、梅贻琦、郭秉文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探索和借鉴别国大学理念而建成的现代大学，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值得骄傲的一页蔡先生之于北京大学、郭秉文之于东南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梅先生之于清华大学的治理，都离不开他们各自所秉承的办学理念。

这一时期我国著名高校校长所秉承的大学办学理念大都以“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为核心对于学术自由理念的移植，首先要有适宜生长的本土环境政府和社会要为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这种根本性的大学理念创造“生存”环境蔡元培对北大改革的成功，郭秉文对东南大学的引领，包括西南联大的繁荣一时，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处在军阀割据，内战连连或全面抗战的社会环境之下，教育行政部门的“少作为”恰好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发展的良机，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理念的实践获得了空间，因此，有学者认为：“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14]总体来看，我国大学先天性缺乏学术根基，建立和发展的目的是为政治和社会发展服务，教育的外部功能被强化建国以后，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我国大学沦为服务于计划经济的工具；“文革”中，大学制度被摧残和破坏，毫无学术自由可言；当前实施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突出党的领导，使学术自由受到限制从大学自治的角度来说，我国大学的管理体制是以中央集权为主要特征的中央政府对教育事业拥有绝对的控制权，高校的发展道路是由国家政策决定的，政府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因此，强调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为基础的高等教育理念，在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美国等高等教育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