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区魏晋北朝墓葬述论.docx

          北京地区魏晋北朝墓葬述论                    胡传耸（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北京 100009）【关键词】北京地区；魏晋北朝；墓葬形制；丧葬习俗【摘 要】本文按时代顺序，分别叙述了北京地区发现的魏晋北朝时期墓葬的基本情况，并结合前后时代、周边地区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对各处出土墓葬进行了简单的对比和分析，希望能对以后北京地区考古工作中魏晋北朝墓葬的辨别和认识提供一些参照 北京地区地处中原北边，始终是中原王朝的北方重地，既是中原扼守北方势力的咽喉，又是开拓北疆的据点；一事两面，北京地区同样是北方民族踏足中原必先叩开的一道大门，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京地区在当时的社会中具体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对于这些问题，史家多有论述，本文仅就北京地区发现的魏晋北朝时期的墓葬略加考察，以期窥得当时社会文化生活面貌之一斑一、 曹魏时期的墓葬北京地区发现的可以确定为曹魏时期的墓葬仅有一处，见齐心先生所著的《北方考古研究（二）》一书[1]（下文简称《北方》）书内提到：“海淀区玉渊潭乡八里庄东北处发现一座魏墓，墓底距地表约6米，是一座南北向双室砖室墓，其形制与北京顺义大营村魏晋墓M2相似，墓顶呈覆斗形。

墓葬早年被盗，顶部坍塌斜坡墓道长3.5米、宽0.8米，接近墓门处为平底，墓道渐宽至1.30米，墓门由砖砌封堵墓室前有甬道，长1.35、宽0.8米，前室为长方形，长2.5、宽2米，墓室残高2.5米前室与后室有甬道相连，长0.6米后室形制同前室，长3.2、宽2.5米骨架散乱，难以辨别葬式，随葬品位移墓室及甬道均用长方砖铺地该墓出土随葬品中数量最大的是釉陶器，一般为黄釉红胎，包括罐、盘、奁、仓、灶、井、猪圈、臼、果盒、虎子、鸡、灯、双耳杯及舞俑等多类器型，另外还有五铢钱40余枚重要的是出土的一件铜弩机上刻有纪年铭文“正始五年”　　1992年出版的《燕[来自wWW.lw5u.coM]园聚珍》[2]（下文简称《燕园》）公布了两件器物，一件为黄釉陶鬲，一件为黄釉陶灶陶鬲高6.2厘米，长27.8厘米，宽17.8厘米，胎呈红褐色，黄釉，长方形，内分大小子格10个，下附圈足陶灶高10.9厘米，灶面长16厘米，宽12.3厘米，胎呈红褐色，黄釉，长方形，上有一个灶眼，埋一釜，釜上置一甑，前侧做出火墙、灶门，后侧有烟道，灶面模印出甑、火钎等庖厨用具两器均由海淀区文物管理所借展，说明文字注明为曹魏时期墓葬所出，出土时间1987年，出土地点为海淀区八里庄。

故推测这两件器物即出自《北方》里提到的曹魏正始五年墓，陶鬲就是《北方》里所说的果盒而该墓内所出土的其他器物则从未见诸报道　　如果没有出土的纪年文字资料，很难准确地把曹魏时期的墓葬从东汉晚期的墓葬中辨识出来，因为这两个时期的墓葬所表现出来的面貌非常近似正始五年（244年）上距汉魏禅让（220年）已有20余年，不过，八里庄曹魏墓的面貌特征与北京地区已发现的东汉中晚期的墓葬还存在巨大的相似性其前后双室的墓葬形制自东汉中期以来在北京地区已开始流行，随葬器类组合中的绝大多数类型也广见于北京地区东汉中期以来的墓葬中，虽然其他器物的具体情况不明，但《燕园》所示陶灶与东汉中晚期极为盛行的方体灶并未表现出多少差异性　　不过有些现象还是需要注意的比如，八里庄曹魏墓中未见出土陶楼的记载，这与本地区东汉晚期墓葬如顺义临河村东汉墓[3]、朝阳三台山东汉墓[4]中多见陶楼的情况有所区别当然，陶楼这类器物多见于大、中型墓葬，八里庄曹魏墓如果级别较低的话，不出陶楼也是正常现象，但从河南洛阳正始八年墓[5]、山东东阿曹植墓[6]等年代较为明确的曹魏墓葬均未随葬陶楼的情况来看，省去陶楼一类建筑明器或许是曹魏时期随葬器类组合区别于东汉中晚期的一个特点。

又如，陶鬲的出现是魏晋墓葬区别于东汉墓葬的一个显著特征[7]，这类器物不见于本地区东汉时期的墓葬，却多次出现于下文将要述及的西晋时期的墓葬中再如，八里庄曹魏墓的随葬器物同西晋墓一样多为黄釉陶器，而未见本地区东汉墓中常见的绿釉陶器，这一反差可能表明北京地区釉陶制作工艺发生了改变二、 西晋时期的墓葬（一）西晋早期墓葬　　1981年4月，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顺义县大营村东北部发掘了8座西晋时期的砖室墓葬[8]8座墓均埋在一个窄长高大的封土堆下，包括单室墓1座、前后双室墓5座、前中后三室墓2座，分前后两列排列，每座墓均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等部分组成规模最小的单室墓M7全长8.1米，规模最大的三室墓M3全长12.74米共出土器物50余件，以陶器、釉陶器为主，其次有铜器、铁器、金银饰物和部分漆器残片陶器有罐、盆、钵、碗、盘、甑、樽、奁、仓、磨、灯、鸡舍、鸡俑、双角形器、灶等，釉陶器仅见双耳小罐一种，铜器有镜、盆、熏炉、熨斗、带钩、发钗、三叉状发饰、手镯、四叶蒂形饰及钱币等，铁器有镜、斧等，金银器有手镯、指环、臂钏、发钗等其它尚有长方形石板3件，长14～18.3厘米，宽7.5～12.7厘米，疑为石砚。

　　M8出土的“泰始七年”纪年铭文砖为这批墓葬的断代提供了明确的依据，论者认为是较为典型的西晋早期墓葬　　如果说曹魏时期的墓葬脱胎于本地区东汉时期的墓葬，那么，顺义大营村这批西晋早期墓葬所表现出来的物质文化面貌，也远远未能走出汉魏时期丧葬文化的影子其单室刀形墓、前后双室墓、前中后三室墓等墓葬形制均为北京地区以及周边的河北、山东等地区东汉时期流行的墓葬建筑形式，而绝大多数随葬器类组合也为东汉中期以来本地区所常见不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如釉陶双耳小罐，铜质三叉状发饰，金银质手镯、指环、臂钏、双股发钗等，均为新出现的器类，也是西晋十六国以迄北朝时期墓葬中多见的随葬器类——其中人体装饰品的大量出现，或许是新的时代区别于汉魏时期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现象二）西晋晚期墓葬1、景王坟M1、M21962年10月，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西郊景王坟西北部清理了2座西晋时期的砖室墓葬[9]两墓均为单室墓，平面近刀形，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四部分组成墓道均为长斜坡状，墓门为拱券形顶，墓室周壁中部有向外弧曲的现象，顶部为四面结顶式两墓规模不大，除去墓道部分，全长4.38～4.68米，墓室宽度1.86米出土器物以陶器和釉陶器为主，器型包括牛车、牛俑、车夫俑、马俑、鸡俑、灶、鬲、盘、奁、勺、壶、扁壶、罐、盆、井等，另外还出土铜镜1件、铜铃1枚、铜钱数枚。

M2出土铜钱中含有“直百五铢”，故此墓年代上限不会早于三国时期根据张小舟先生的研究，这类墓葬的年代应该为西晋晚期，在泰始年号之后[10]2、华芳墓1965年7月，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西约半公里处清理了一座砖室墓[11]据出土墓志可知，该墓为西晋幽州刺史王浚之妻华芳之墓，下葬时间为西晋永嘉元年（307年）华芳墓为平面近刀形的单室墓，由墓道、[来自Www.lw5u.Com]墓门、封门墙和墓室等部分组成墓道平面近长方形，拱形券顶，墓道内设2道石门，且砌筑4道封门砖墙墓室平面为长方形，长5.6米，宽2.7米，两侧壁及后壁略向外弧曲墓顶结构原报告称为“盝顶式券顶”，应该就是四面结顶式该墓早期被盗，仅残存少量随葬器物，包括骨尺、漆盘、铜熏炉、铜炉盖、铜弩机、银铃、料盘、铜钱、陶罐等3、石景山八角村晋墓　　1997年3月，石景山区文物管理所在石景山区八角村西北部清理了一座砖室墓[12]清理时墓葬已遭破坏，从公布的资料看，该墓残存部分由甬道、石门、前室、后室组成，前后室之间亦有短甬道连通，残存部分通长7.24米，前室一侧建一石龛，龛内有彩绘壁画残存少量随葬品，包括铜钱、铜弩机、铜铃、彩绘陶俑、陶灶、陶房顶、陶九连灯、釉陶壶、陶勺、石兽、骨发卡等，另有釉陶碗、盘、盆等残片10余件。

发掘者根据石龛内壁画的内容和出土器物特征判断，该墓的年代为魏晋时期该墓出土陶俑的发式、服饰等与房山小十三里晋墓（详见下文）所出釉陶俑特征近似，石龛内西壁下部所绘牛车与西晋墓葬中常见的陶牛车形制接近，所出石兽不见于以往发现的东汉、曹魏时期墓葬中，兽足下有石板连为一体的风格却与两晋十六国时期所见陶牛马俑风格近似根据这些特征，本文认为该墓的年代为西晋时期，而且可能属于西晋晚期4、房山小十三里晋墓1990年9月，北京房山小十三里村发现一座西晋时期的砖室墓[13]该墓为单室墓，墓室四壁用绳纹砖两卧一立砌成，四角略有弧度，地面用砖横向平铺一层，顶为四角攒尖顶墓室长3.6米，宽2.4米墓道开在墓室的东部北侧，长2.4米，宽1.1米，券顶，中部设有一道石门，将墓道分为前、后两部分墓道前端还有一道封门砖，呈人字形码砌，将墓道口封闭此墓应为夫妻二人合葬，分装在两具棺内，棺具已腐朽成灰，仅见痕迹，棺底尸骨下均匀地散布一层五铢钱该墓保存情况尚好，出土随葬品较为丰富，包括铜器、银器、黄褐釉陶器和灰陶器等，主要器型有铜镜、铜簪、铜削刀、铜印、弩机、银簪、釉陶食盒、羽觞、盘、武士俑、樽、夹砂陶钵、缸、灯座等，陶灯座上还放置有一件铁质灯盘。

2005年出版的《北京出土文物》一书里收入6件黄釉陶器（器280～285），分别为樽、鬲、武士俑、侍女俑、鸭首小杯和耳杯各一，说明文字标明“房山小十三里出土”[14]鉴于没有报道称房山小十三里村还有其他晋墓发现，且《北方》所引房山小十三里村西晋墓所出的樽、果盒、武士俑、羽觞可与这6件黄釉陶器中的樽、鬲、武士俑、耳杯相对应，只有侍女俑和鸭首小杯未见对应的文字描述，因此本文暂将这6件器物认定为房山小十三里村西晋墓出土相近形制的樽、鬲、武士俑还见于前述景王坟M1、M2，墓室四角略有弧度也可能是向景王坟M1、M2那种墓室周壁向外弧曲过渡的现象，那么，本文倾向于把房山小十三里晋墓的年代定在泰始之后的西晋晚期5、密云唐庄晋墓2008年6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密云县大唐庄村北发掘了一座西晋时期的砖室墓该墓为单室墓，平面近刀形，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等部分组成墓道平面近长方形，偏于墓室中轴线一侧，墓门、甬道均为拱形券顶墓室平面近长方形，两侧壁及后壁略向外侧弧曲，顶部为四面结顶式该墓保存较好，不过随葬品较为简单，以陶器为主，也有少量铜器和金饰残件，包括陶罐、钵、甑、盆及铜镜等该墓所出大腹陶罐矮领无沿，陶钵斜腹平底，铜镜直铭“位至三公”，与顺义大营村所出同类器物形制极近，年代应该为西晋时期；该墓墓壁略向外弧曲，可能是西晋较晚期的时代特征。

　　上文简单介绍了5处西晋晚期的墓葬，其中前3处的发掘简报均已正式发表，后2处资料未见全面报道，本文所述仅其部分信息　　仅就前文所述的魏晋墓葬资料而言，西晋晚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其物质文化面貌与曹魏和西晋前期存在较大差别，而且可以说基本摆脱了东汉时期丧葬文化面貌的影响，体现了当时社会流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从墓葬构筑形式来看，虽然还存在石景山八角村这样的前后双室墓，但其墓室前部出现了较长的甬道，甬道内还出现了石门，这种结构在东汉时期即使是较大规模、较高级别的墓葬中也不曾出现；除此之外，单室墓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形式，不仅一般中小型墓如景王坟M1、M2，密云唐庄晋墓等如此，等级高者如华芳墓亦是如此当然这种现象不只发生在北京地区，整个中原地区在这一时期的墓葬建筑形式均呈现出由复杂到简单、由多室墓向单室墓发展的趋势[15]单室墓的平面形制与本地区汉魏以来单室墓的形制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与东汉时期纵长长度较大的单室墓形制不同，墓室纵向的长度趋短，与墓室横向的宽度差缩小；二，与本地区东汉时期单室墓多为拱形顶的结构不同，墓室的顶部结构多为四面起券的结顶形式，此变化可能与墓室纵长的缩短有关；三，墓室周壁出现向外侧弧曲的现象，这在后世的十六国、北朝以及隋唐墓葬中均为常见的形式。

　　从随葬器物组合来看，本地区传统的壶、案、盘、杯、勺等饮食类明器及灶、井等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