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治理中的学生权力阈限、问题及对策-以阿尔都塞的劳动分工理论为视角_1.docx

现代大学治理中的学生权力阈限、问题及对策以阿尔都塞的劳动分工理论为视角 (二)学生权力的参与性虚置阿尔都塞认为，学生的技术性分工是“学习”，他们可以在教学情境外，通过参与治理来实现自身权力但现实情况是，学生由于“话语表达不充分”和“自治组织被同构”，而造成了权力参与性被虚置的现象话语表达是权力参与的直接表现，可以解放传统权威层级之下自我被压抑的思考与意见[13]现代大学治理中，“谁有发言权，谁无发言权”“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谁先说，谁后说”构成了强力的权力秩序对学生权力阈限的误读，致使学生话语无法纳入到大学“元话语”结构之中，更无法与其他权力实现对话，只能是“沉默的大多数”学生话语表达不充分导致他们缺少组织共享意义，进而抵制决策并与其他主体对立，使大学治理的摩擦成本增加当学生觉得自己的“声音”对学校和其他主体完全没有影响时，就会将“权力”还原成为“权利”，以寻求外部救济近年来，学生诉大学事件越来越多，实际上就是他们试图拓展更为充分的话语表达空间以实现自身权力学生会是大学中正式的学生自治组织，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学生干部”学生自治组织的意义在于代表学生相对“独立”地行使自身权力，因此，并不能简单地将其与“自我管理”画上等号。

但在我国大学治理过程中，学生会挂靠于学校的学生工作处(部)或团委等职能部门，仿照行政机构设置组织机构因此，原本只应起到“指导”作用的部门变成了学生会的直接“领导”，学生会的职能也被异化为其领导部门职能的延伸，而在其本职工作——代表学生权力意志上却无法发挥有效作用学校层次学生干部的选任则考虑到信息量的不足，而采取“系一院一校”逐级推荐，然后从中选举产生的方式，而“民主选举”多半流于形式极少数学生干部由于自身素质问题，还可能利用自治组织的资源进行“权力寻租”，攫取私益或特权由于学生自治组织被行政部门同构，在学生中出现了“公信力”不足的情况上述两种情况会使学生在心理上认定其权力的参与性已经被虚置那种将作用限制在如食宿和文体活动等相对“安全”领域的权力活动，只是一种“假参与”，甚至这种参与也无法实现因而，学生会质疑自身权力的重要性和有意义性[14]而学生出于保障自身“权利”的目的，会选择更为激烈的方式来对抗其他主体破解这一难题，则需要从制度和实践两个层面着眼四、“学生权力”问题的解决策略(一)完善现代大学治理制度权力是权利实现的形式与保障手段，“缺乏权力的权利只是一种虚幻的、静止的或纸上的权利”[15]。

对于学生来说，权力的制度缺失会影响其实现和保障自身法定权利因此，必须不断完善现代大学治理制度，使之为学生权力提供合法性支撑要使学生权力免于被其他主体权力所遮蔽，应进行如下三方面制度的建设；第一，就外部制度而言，在深刻、系统地对我国《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中关于“学生权利”的内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阿尔都塞的“学生权力阈限”主张，进一步修订《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学生权力”的内容、基本原则和运行程序做出正式的制度性规定第二，就内部制度而言，在大学章程的设计中，要有意识地凸显“学生权力”我国大学章程制定的起步较晚，缺少可供参照的蓝本，但可以借鉴国外大学章程中关于学生方面的内容，特别是其中学生权力参与组织治理的内容，明晰学生权力的涵义、作用范围和实施的途径第三，就配套制度而言，要与内、外部制度相得益彰所谓的配套制度是指学生申诉制度、教育仲裁制度和学生听证制度等在这些制度中，必须对相关机构中的学生代表人数(或所占比重)进行说明，确保学生权力与其他主体权力行使的公正性总之，通过完善制度重构大学治理的权力关系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它不仅统合了不同劳动分工形成的主体，也强化了主体间权力的协调性。

特别是对学生权力内容的弥补，可以减少权力影响性差异造成的冲突，消除不同主体间彼此忽视的情况，尤其能够防止其他主体对学生权力恣意、无序的干预二)提升学生权力参与的有效性在实践中提升参与的有效性是另一个彰显学生权力的有效途径，可以通过“询唤”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搭建参与共治的平台来实现1.“询唤”学生权力的主体地位学生可以通过对话被“询唤”为大学治理的权力主体，以根本改变其话语表达不充分的困境询唤”是阿尔都塞创造的概念，它是指在个体中“招募”主体(它招募所有个体)或把个体“改造成”主体(它改造所有个体)，使之“产生效果”或“发挥功能作用”的操作方式在大学这样的准公共领域中，不同主体根据自身的劳动分工而具有权力，没有哪一个主体能够垄断组织中的话语权因此，现代大学治理应以“共同利益、相互尊重和信任”为前提，将学生纳入多元主体对话机制(见图1)，通过讨论、争辩及协商等手段，不断超越认识上的偏执和局限，形成“偏好聚合”这一模式可以将学生权力“询唤”为话语主体，使他们在开放的叙述和倾听中自由表达看法和阐释意愿，形成与其他主体的彼此理解询唤”而成的学生主体，在对话中寻求到了组织归属感和价值存在感，增强了实质性参与的意愿和行动。

图1 大学治理多元主体对话机制图2.搭建学生权力参与“共治”平台要将学生组织从当前的依附关系中剥离出来，恢复其代表学生权力的职能，应搭建不同主体的“共治”平台(见图2)在现代大学中，所有决策都应通过“共治”平台的协商这一平台的运行程序如下：首先，根据决策的性质，组建学生代表组织和其他主体代表组织，如是教学事务就应组建教师代表组织，是管理事务则应组建管理人员代表组织等学生会作为学生代表组织的常务委员会，负责收集、筛选和整理学生意见与建议，在相关部门指导下形成提案；将提案交给学生代表组织和其他主体代表组织进行论证和协商；将协商结果交给由管理人员、教师和学生按比例构成的“审议委员会”进行投票，如获得通过，则形成最终提案上交学校，如未获得通过，则重新进入程序这一“共治”平台不仅回应了阿尔都塞的“学生权力阈限”主张，更有效地解决了学生权力参与性的虚置问题图2 学生权力参与大学共治平台运行模式图综上所述，在现代大学中，由于学生数量的激增和身份的转变，他们的权力意识不断加强为保障自身“权利”不受到干涉和侵犯，他们势必追求更大的权力空间但学生权力同其他权力一样，都存在滥用的可能，所以阿尔都塞的“学生权力阈限”主张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治理过程中，纠正对这一主张的“误读”有利于其更好地发挥解决实际问题的作用，促进现代大学实现善治的目的注释：①虽然学生与教师在教学中具有完全平等的权力是不现实的，但并不是说，学生就在这一领域处于完全的“无权”状态，他们可以通过建议和协商表达自身的诉求，部分地体现自身权力②“student wages”这里指在读学生被学校雇佣，领取一定的工资，所以根据语境译为“学生雇员”——校者参考文献：[1][加]比尔雷丁斯.废墟中的大学[M].郭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2.[2]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出版社，2001：396.[3]David F Burg. Encyclopedia of Student and Youth Movements[M]. Facts on File, Inc., 1998: 185.[4][美]汉森.教育管理与组织行为学[M].冯大鸣，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72.[5][法]路易阿尔都塞.迪克贝特曼(英译).大学生难题[EB/OL].田延(中译).[6][美]丹尼斯朗.权力论[M].陆震纶，郑明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7][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第2版)[M].杨善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49.[8]高建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大学学生权力运动探析及其启示[J].文教资料.2011(02).[9]刘海峰，史静寰.高等教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96.[10]檀传宝.制度缺失与制度伦理——兼议教育制度建设[J].中国教育学刊，2005(10).[11][美]罗纳德G.埃伦伯格.美国的大学治理[M].张婷姝，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43.[12]李福华.高等学校学生主体性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95.[13]Held D.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M]. London: Hutchinson & Co. (publishers) Ltd, 1982: 247.[14]Noyes A. Pupil voice: purpose, power and the possibilities for democratic schooling[J].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005, 31(04).[15]林品，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90.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