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至民国时期贵州鸦片贸易和运输问题探析.doc

清季至民国时期贵州鸦片贸易和运输问题探析作者简介：张洁（1988—）,女，贵州遵义人，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史黄艳（1987—）,女，湖北武汉人，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史，指导老师马国君摘要：清末民初年间，由于吸食鸦片人数众多，鸦片需求量不断增加,鸦片贩卖所获得的暴利,使得许多人参与到这罪恶的行业中来贵州因其特殊的气候环境和地理位置 成为全国重要的烟土种植及销售的重要地区，鸦片的泛滥不 仅导致本省粮食短缺、人民生活困苦，也使该地成为造成全 国鸦片泛滥的源头之一本文拟对清季至民国时期贵州鸦片 贸易参与者的身份进行探讨，并对贵州鸦片贸易的运输途径 和运输路线做一个初步的探讨关键词：贵州鸦片；鸦片贸易；鸦片运输1858年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前，由于贵州本地罂粟种植比 较少，产量有限，不足以供应本省烟民消费所需，主要靠自 种自销，部分鸦片是通过一些外省商人调任的官员士兵过黔 的旅客等捎带入镜，并没有形成自发的大规模鸦片贸易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贵州大面积种植罂粟，鸦片供过于求，“贵州产烟之处，约占全省三分之二 [1]且“贵土”的 质量也仅此于云南，行销全国。

因此贵州成为鸦片输出大省, 鸦片贸易变得兴盛一、贵州鸦片贸易参与者身份分析清季到民国时期，由于贩卖鸦片十分有利可图，无数人 卷入其中其中商人、军政人员以及土匪民团是贵州鸦片烟 土运输的主要力量1、商人在当时的贵州，许多商人置正当生意不顾，大肆进行鸦 片贸易活动，致使贵州烟商多如牛毛在这些鸦片烟商中， 有充当城乡物资交流媒介的游商，俗称“滚子商”有开设 商铺从事鸦片零售或批发的商人，其中不乏囤积较大数量鸦 片者还有就是售卖熟膏的商人，一般在城市开设烟馆，直 接向烟民提供吸食场所和烟具最大的一种烟商资金雄厚， 往往在省城开有大商铺，其主要业务是将贵州鸦片运往外省 销售，以牟取丰厚的利润这些烟商有的来自外省外省籍烟 商，如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等地，一般被称为“外帮” 本省烟商则主要来自几个产烟的地区：贵阳、安顺、毕节、 黔西、遵义[2]在贵州省境内较大的鸦片商不仅在省内生意兴隆，还在 外省设有分号如在湖南洪江，贵州烟商建立了 “贵州会 馆”，便于其从事鸦片贸易时人记载：“在洪江的运商， 无不利市三倍，以锦盛隆获利最多，约达二十万两（白银） 左右万盛兴等亦获利十万两以上 [3]更有甚者，一些 大烟商以经营烟土财力雄厚而跻身商界名人之列，安顺商会 长彭用武等人即是如此。

[4]2、军阀政要进入民国时期，地方军阀不相统属，各自为政，贵州地 方政权以及行政机构均掌握于军阀手中各系军阀为争夺势 力范围，竞相扩充军队，这样一来军费开支必然增大而贵 州经济基础薄弱，军阀们难以攫取大量税金以补军饷，只得 扩大鸦片种植并保护鸦片贸易，以获得大量烟税充作军费从1912年到1935年，贵州政权更迭频繁，但每一届军 阀上台，都针对鸦片种植和贸易发布新的规定，同时设立专 门机构进行管理最初是以开放烟禁的形式，使得鸦片的种 植和售卖合法，并从中征收“特税”但随着全国禁烟运动 的开始，禁烟舆论不断高涨，贵州军阀开始走“寓禁于征” 的路线，借此对鸦片的运输、售卖等各个环节巧立名目，抽 取捐税，有“起运费”、“印花稅”、“出口税”、“护商 费”等等民国时贵州各地时局不稳，匪患不断各路军阀以军 “护商”，出动军队为烟土运销商充当保护早在刘显世主 政贵州时，即在松坎设立护商事务所，武装护运鸦片到彭 汉章任贵州省长时，两广战事频繁，梧州以上，柳江两岸， 土匪猖獗于是在烟商的建议下，彭汉章派出精锐部队为烟 商护驾［5］贵州烟土护送至广西百色，每担收取的保护费 约200余元或更多，根据护送烟土的数量、路途远近及风险 大小等情况作调整，［6］可谓是“明码标价”。

贵州军阀还利用军队直接贩运烟土，甚至命令军队直接 为烟商包运鸦片，直接参与鸦片贸易，以获取更多的利润 军阀政要还常常利用政府权力和影响，事先以低价大批购进 鸦片，等到鸦片奇缺、价格猛涨时抛售，从中牟利有的还 开办商号，直接进行鸦片交易，或与烟商合作，成为股东之 一如袁祖铭在1922年便以官方名义从烟土印花税中提出 20万元，与贵阳绸缎业老板张复处合股开办了 一个专营鸦片 的交易所［7］3、 土匪民团民国时期军阀与土匪、民团在鸦片贸易中是互通生气的合作伙伴贵州作为西南的中心地带，被各路势力所包围， 且山川险阻，多为荒无人烟的区域，这些都为土匪盘踞或民 团占据提供了条件这些土匪、民团一方面接受烟商们的委 托为他们护送烟土以收取过境税和护送费等，同时他们也袭 击那些拒绝他们保护的烟商，夺取货物直接占为己有如在 周西成主政贵州时，一位广东烟商在贵阳买下了 3000两烟 土，刚运抵贵州边境即被劫，即是因为拒绝了土匪和民团的 “保护”⑻贵州土匪为祸，除抢劫烟商之外，还有一种名为“赶烟 会”的活动一到收割鸦片的季节，土匪们就组织起来，武 装抢夺鸦片烟，然后运到外地售卖以谋利，这就是所谓的 “赶烟会”。

据记载，1923年6月时，从贵阳城内起运烟土 有千余担，都用船装载沿清水江运往湖南土匪得知后，沿 清水江江布置了近千人，伺机而动，准备强抢烟土湖南黔 阳县只好派出大批士兵进入贵州境内，接应运输船只并沿路 护航［9］更有甚者，一些土匪头目由于有较为雄厚的经济 力量，得以直接加入到鸦片贸易的经营中甚至有的土匪头 目在地方政府中任职，以地方政府的名义进行所谓的缉拿 “私土"活动，明目张胆地抢夺鸦片烟土如西隆县恶霸杨 登鹏，靠鸦片贸易发家杨登鹏于1940年当上了长发乡专 职民团大队长兼副乡长此后，他强迫当地民众种植鸦片， 并控制了当地的鸦片贸易运输，获取了大量财富［10］可见 这些称霸一方的土匪在鸦片贸易中与军阀政要狼狈为奸，互 相勾结利用，已成为了贵州鸦片贸易中的重要力量之一二、贵州鸦片贸易运输途径自清朝末年到民国年间，不论是清政府、各路军阀或南 京国民政府对于鸦片贸易的政策一直处在变换之中第二次 鸦片战争后，由于清政府战败，被迫承认了鸦片贸易的合法 化到1906年清政府迫于国际舆论重新开始全面禁烟，但 在辛亥革命后，鸦片贸易仍然照旧进行着从民国8年（1919 年）起，贵州公开开放鸦片烟禁，直到民国27年（1938年） 又重颁禁烟法令。

但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国民政府对地方 的控制力下降，禁烟政策多流于形式寓禁于征”政策的 提出，使得禁烟政策更加名存实亡但随着贵州鸦片种植的 不断扩大，贵州鸦片贸易规模也不断扩大，鸦片运输的途径 多种多样陆路运输是鸦片运输最常见的方式山间铃响马帮 来"是时人对云贵地区鸦片贸易的形容马帮"即贩运鸦 片的商队，这些商队多由烟商和当地土匪民团混合组成当 时马帮还有口号云：“典田卖地，将本求利；有人挡道，人 头落地 [11]加之贵州位处西南地区的腹心地带，与周边 的湖南、广西、重庆、四川等省份都有大段交接地带，不论 合法的烟土运输或是民间鸦片走私，鸦片烟商和普通人民都 能通过陆路将烟土运往省外贵州地区河流众多，且多流向外省，水路运输便利且价 格较为便宜，因此水路交通在贵州鸦片贸易运输过程中也占 有重要地位清水江、盘江、都柳江、乌江等，都成为鸦片 出口的水路运道据统计清水江出口烟土每年约三万担；北 盘江输出烟土约8000担贵州军阀在各河流主要口岸遍设 关卡，对过往的运烟船只征收厘金，“特税”收入每年多达 数百万元[12]邮传运输的主要方式是将鸦片烟土伪装成货物样品通 过邮递寄出如将带有布套包装的书籍用刀在先将书本挖 空，然后将烟土填进去，再套上布套，并用纸包好，最后露 出书的两头，给工作人员检查通关。

据统计，仅1929年一 年中，全国各省邮局即查获夹带鸦片案件59件，涉案烟土 共8524两，[13]贵州亦有查获空中运输是当时鸦片运输 中最为特别也最为少见的一种方式由于当时民用航空很 少，能够乘坐飞机出行的多为政府高官或富有的商人，特别 是一些政府高官，多乘坐军用飞机，无需安检也不用花费运 输成本这样一来，利用飞机进行鸦片运输在当时的政要们 看来是最好最方便的途径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军委会后勤 部长俞飞鹏就因违禁运烟，在贵阳以北三桥检查站被查获[14]三、贵州鸦片贸易运输路线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以前，由于贵州本地所产烟土很少， 多由一些外省商人和旅客捎带鸦片入境销售这一时期鸦片 的运销大都由两广及湖南商人经营，他们贩运鸦片入黔的主 要路径是：“东南从古州入境东北从铜仁入境”[15]或由 “涪陵溯江而上，从龚滩入黔”，“从滇入威宁，经水城或 北上毕节，或东至安顺”，"由梧州启程，溯北江而上，转 入红水河，经独山都匀溃定龙里至贵阳 [16]后来随着鸦片种植的扩大，贵州鸦片开始运往外省销 售，鸦片运输主要形成了三条路线：往东主要是将鸦片从贵 州贵阳运往湖南洪江，因洪江是湘黔商业的枢纽，烟土集中 运到洪江后，分水陆两路运出，可分销到长江中下游和两广 地区。

这条线路是贵州鸦片烟土运销外省的最重要的一条路 线据统计，从这条线路运输的鸦片烟土占整个贵州鸦片烟 土运输量四分之三［17］往南主要是将集中于贵阳的鸦片通 过水路、陆路交替运输运往广西柳州、百色等地区，然后在 经过分销商运往广东、广西及香港地区往北则主要是将集 中于遵义地区的鸦片运往四川、重庆等城市，或由贵阳经棊 江直接运到重庆，最后再沿长江分销到长江中下游或珠三角 洲地区另外，由于贵州与湘桂连接的边境线很长且地形复 杂，私运鸦片的路径也很多，但因当时战乱频繁，匪患严重, 这些私运路线变动频繁且复杂，此处不再赘述清季到民国时期贵州鸦片贸易的繁荣，使得贵州与外界 联系加强，烟商来往于贵州与周边省份间输入、输出鸦片的 同时，也使得外界的商品流入贵州这使得贵州原本自给自 足的自然经济迅速瓦解，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商 品的流动也使得外界的思想文化更快的传播到贵州，促进了 近代贵州的发展贵州的鸦片贸易使得贵阳、安顺、铜仁、 遵义等地区成为了贸易集散地，也为这些地区带来了短暂的 经济繁荣贵州鸦片贸易与运输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对 这些问题作出初步的研究希望能够更完整地总结历史经验 与教训，为贵州的禁毒工作提供更为坚实的历史依据，也为 未来的发展道路提供借鉴。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受贵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课题号：研人文 2013007参考文献：[1] 罗运炎，《中国鸦片问题》，204页[2] 谢根梅、孟慰苍：《贵州烟毒流行回忆录》，《近代 中国烟毒写真》，河北人民出版社，277页[3] 同⑵,267页[4] 《安顺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226页[5] 同⑵,271页[6] 朱庆葆、刘霆著，《黑色的瘟疫》，232页[7] 《大公报》，1927年2月13日刊[8] 朱庆葆、刘霆著，《黑色的瘟疫》，228页[9] 苏辽，《民国匪祸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1版, 136 页[10] 《右江流域壮族经济史稿》，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9月版，242页[11] 苏智良著，《中国毒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58 页[12] 《贵州航运史古、近代部分》，162页[13] 中华国民拒毒会：《中国烟祸年鉴》第四集，1931年版，84页[14] 朱庆葆刘霆著，《黑色的瘟疫》，175页[15] 《宣宗实录》卷318, 20页[16] 李振纲等，《贵州六百年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 社1998年版，257页[17] 同⑵，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