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演进历史学论文.doc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演进_历史学论文 　　摘要：科举制度的废除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的产物，但它又影响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演进首先是打破了儒学上千年来的独尊地位，却开启了中国社会摆脱传统和否定传统文化的先河；其次是瓦解了士绅阶层，却造成了新知识群体的边缘化；再者是推动了乡村文化教育的发展，却导致乡村文化生态的失衡与退化；最后是促进了近代学术的转型与发展，却产生了专营“术”而忽视“学”的后果 　　科举制度在近代的废除既是中西文化撞击的产物，也是新旧文化冲突的结果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废科举不久曾发表评论道：“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1尽管他没有具体说明“可惊可骇之奇效”指的是什么，但后来发生的事实印证了其远见卓识，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就是有力例证 一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便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魏晋以前儒学与皇权的结合还是比较松散的，而隋唐时出现的科举制度，将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儒学与国家的铨选制度即科举制度揉合在一起，尤其是明清时八股文的出现使得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和标准答案。

这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儒学的官学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与其精神支柱--儒学之间的进一步结合找到了一种有效的机制，从而在制度上解决了政治中心与意识形态的一体化问题早在元代的李世弼便道出其精微所在：“科举……岂徒篆刻雕虫而已哉，固将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则安富尊荣，下则孝悌忠信，而建万世之长策……国家所以藉重古道者，以六经载道，所以重科举也后世所以重科举，以维持六经，能传帝王之道也2这样，科举制度将儒家思想规范化与制度化并使之成为封建社会的共同法则和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 　　科举制度的废除使专制政权失去了维系儒家价值体系作为封建意识形态核心的根本手段，儒学上千年来的独尊地位顿时被打破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鼻祖，“历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在二十世纪初遭到人们猛烈的抨击，斥其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李大钊则指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3尔后，人们大呼“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4随着儒学革命浪潮的涌起，传统的政治信仰发生动摇，统一的思想模式与传统的价值观念出现崩裂，人们的思想因挣脱了制度文本的约束而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立宪主义、共和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本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纷纷涌现，民主与科学大旗在神州高扬。

缘是，学人直言“1905年科举的废止是儒家建制解体的一个最早信号”5 　　经学作为儒家学说的化身和传统文化的代表，一直笼罩着神圣的光环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小学停止读经和大学取消经学科，儒家经典存在的合法性遭到人们的质疑钱玄同指出“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6顾颉刚也指出我们现在“治经学的不是延长经学的寿命，而是正要促成经学的死亡，使得我们以后没有经学7这一切不但了加速了经学的衰微，而且也否定了传统文化的合理性，由是人们喊出了“无论是古是今，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到他”8后来出现的“打到孔家店”乃至“全盘西化”都是这种思想情绪的延续因此，科举制度的废除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中国社会摆脱传统和否定传统文化的大门 二 　　士绅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的主体，它的产生与发展都与科举制度紧密相联科举制度的产生造就了庞大的士绅阶层，而科举制度的废除又瓦解了这个阶层并催生了新的阶层科举制度的废除使绅士群体的产生机制不复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也由单一变为多样，由必然变为偶然科举制度原来是举国知识精英与国家功令及传统价值体系相联系的大动脉，科举制度的废除则从此使“两者变得毫不相干，国家与知识大众成为两个不相系联的陆块，各自漂浮。

9这样，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了对政治与王朝的人身依附，成为新的法律制度下的自由职业者，出现自产生以来最彻底、最深刻的变化我们发现，在清代所修的地方志中，户口职业项目常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类，士是一个独立的职业项目；而在民国年间所编的地方志中，士不再成为一个单独的职业项目，如在《阜宁县新志》职业表中，职业分为党务员、公务员、学生、律师、工程师、会计师、医生、记者、电务员、邮务员、路员、农人、商人、负贩、矿工、工人、劳工、警察、伶人、杂业等23项，这些职业基本上是从社会分工角度来划分的这反映了士人阶层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上消亡士”的消失则意味着四民社会的彻底解体这是科举制度废除的一个重要后果 　　科举制度的废除又催生了新的知识群体，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统士绅阶层中分化出一个新的士绅集团新士绅是传统的士绅群体向新知识分子转化的一个过渡性群体，兼受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据有关研究表明，自19世纪末以来，尤其是废科举之后，士绅群体中约有五分之一左右的人，也就是说有近30万人通过各种途径，受到程度不等的近代教育10另一方面是以新学堂学生为主体的新知识阶层这个阶层始于戊戌维新时期，随着科举的废除和新学堂的创办，其队伍迅速壮大。

　　必须指出的是，科举制度不只是一种官吏考诠制度，而是一种包含着对知识阶层的作用、价值及地位积极认同的制度，更是一种在实践上保证知识阶层社会精英受到政府雇佣、受到社会普遍尊敬的制度废科举后，新知识群体的社会地位也因之失去制度保证，不少人被摒弃在政治权力之外而被边缘化这对怀抱经世目的、现实政治关怀强烈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一个残酷的打击譬如好谈政治的胡适发出了“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呐喊，五四运动的猛将傅斯年立志“要以教书匠终其身”，曾以“治世能臣”自喻的丁文江终究没有成为一名政治家而成为一名地质学家因不能直接参政议政，不少读书人只好发挥坐而论道的长处，有些人连论道的机会都没有，只好苟活于世于佑任曾对冯玉祥说过：“在中国，只要作对联、祭文、通电时，才想到文人，平时哪个把他们瞧在眼里11这廖廖数语道出了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悲惨境遇 三 　　文化是一个由知识、思想、观念、信仰、习俗等组成的意识形态系统传统乡村文化作为乡村社会心理的积淀时刻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由于科举制度的发展与成熟，中国乡村社会沉积了大批士人，他们既承担着维系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任务，又承担着维持乡村文化生态平衡的功能。

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乡村文化产生重大影响，扼要而言： 　　首先体现在政治文化方面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政治被视为统治阶级的专利，官民相隔，这就决定了必须借助第三种社会力量来沟通官民关系绅士作为官方的代表和村民的代言人，既能起到沟通上下的作用，又能维护基层社会的秩序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在中国“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12废科举后，乡村绅士失去了晋升的路径和希望，他们或投入新式学堂，或加入社团组织，以寻求自身利益的生成空间而这些近代性的机构几乎都几集中在都市，于是他们纷纷走出乡野，踏进都市这造成了乡村精英人才的急剧流失，因此民国时期地方官员“最堪忧虑者，厥惟士绅不安于其乡”而留居乡村的士绅素质却不断恶化，“非是劣衿、土棍，即为败商、村蠹，而够绅士之资格者各县皆廖廖无几”13这不但使乡村政治文化的发展缺少后劲与活力，而且也使乡村权力架构和政治环境极大恶化在乡村社会中，残存的乡绅势力已是软弱不堪，一些原来处于乡村边缘人物如土豪、地痞、流氓、会道门头目、帮会分子乘机控制了基层社会，“他们大多希望从政治和村公职务中捞到物质利益”14这样传统村庄领袖不断被赢利经纪人所取代 　　其次体现在文化生态方面。

虽然废科举后不少乡村也创办了学堂，然而新学堂很难博得大众尤其是乡村民众的赞同这是因为新学堂在大多数人眼中远不如昔日书院和私塾在地方教化和知识启蒙中所起的作用，不少人对新学堂抱有成见并且鄙视新学堂，“说什么学校里面唱歌、体操和剪纸、拌泥等手中劳作，都是鬼混”，更有甚者以“科举已废，吾家子弟，可不必读书”为由抵制新学堂15，这使新学堂始终不能成为乡村文化延续和发展的推进器况且学生在学堂所学得的声光化电、法理税则和欧罗巴、亚西亚这些东西都是属于都市的，它们与乡村社会不仅隔膜，而且遥远，学生毕业后也不再回到乡村这造成乡村文化生态链中断，进而导致乡村文化生态的失衡与退化 四 　　科举制度废除后，新教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清末，全国各地学堂数量直线上升，学生规模急剧壮大1906年为23,862所，计545,338人；1907年为37,888所，计1,024,988人；1908年为47,955所，计1,300,739人；1909年为59,117所，计1,639,641人；即使到了清王朝覆灭之时，学堂数量仍保持在52,500所，学生总数高达近300万人民国时期，新学堂不断增加，学生数也猛增1915年全国各地新学堂为129，739所，学生4，294，257人；1922年新学堂为178,981所，学生6,819,486人；1929年新学堂为213,010所，学生9,006,390人；1936年新学堂为320,128所，学生18,625,469人。

这显然是废科举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后果 　　随着新学堂的大规模兴办，从幼儿园到研究院，各级各类学堂配套成体系，这表明资产阶级性质的现代教育体系基本确立特别是女子教育的出现，把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纳入教育中，扩大了教育对象人们的知识结构也在废科举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由于新学堂猛增与教育内容更新的结果据统计，在清末普通学校里，传统的经典知识只占27·1%，而数理化等新知识占72·9%民国初年，普通学校里传统的经典知识仅占8·4%，而数理化等新知识已占91·6%16此外，课堂教学中逐步采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促进了教育从高深的书斋走先广阔的社会，使普通百姓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与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全民识字率据统计，1908——1933年全国有小学毕业生714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6%，统计全民识字率约为26%17 　　然而科举制度的废除给近代新教育的发展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首先是新教育出现贵族化倾向科举教育或多或少带有平民教育的色彩，士人耕读结合，以自学为主黄炎培在1931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史要》一书的序言中说：“科举废，学校兴，转不免多少带贵族教育的意味这体现在废科举后兴办的新式学堂大多分布在城镇，不象科举教育那样遍地开花；而且学费也可观，不象科举教育那样低廉，并且还有名额限制。

人们感叹道“自有学校以来，求学机会反不如科举时代之广大其次是新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失落传统的私学教育，教师设馆教学，因人施教，这不仅有利于教师把握所传授学问之深浅，也便于师生之间情感的交流与志趣的契合而在废科举后开启的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新教育重在知识传播而忽视人格养成它不问学生程度如何，按班组织教学，学校教育“多变成整套的机械”式的，机械刻板，“使学生立于被动，销磨个性，毁掉性灵”，教师也无法因材施教，“其学业之相授，若以市道交也”，师生之间“除了堂上听讲之外，绝少接谈的机会”18这样，新教育不可能象传统教育那样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人文精神最后是新教育依然没有脱离科举陋习的侵蚀科举制度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浸淫千余年的科举遗毒和习惯势力却不可能一下子从教育殿堂上清除1915年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就发现“当时的北大，就文科方面来说，所讲的已觉不是应科举考试的‘举业’的一套，但是大多的学生思想还是科举的一套，还是以学校毕业作为功名利禄的手段，认为学校毕业相当于科举的举人、进士等资格”19 五 　　西方社会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