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关于劳动创造人的命题的质疑.doc

对关于劳动创造人的命题的质疑苏志宏/郝丹立【专题名称】历史学【专 题 号】K1【复印期号】1995 年 08期【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1995 年 02期第 35-41,13页【作者简介】苏志宏，成都市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关于人类的起源，国内理论界历来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依据于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的学说，将人类产生的基本原因归结为“劳动”，本文称其为“劳动说”；另一种则依据现代达尔文主义强调生物进化的决定因素在于突变、选择、隔离等遗传学机制的论点，将人类起源归结为进化生物学问题，本文称其为“遗传说”龚缨晏先生的《关于“劳动创造人”的命题》属于后者（论文刊载于《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 2期，并分别为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4 年第 9期和《新华文摘》1994 年第 9期全文转载本文简称为“《命题》”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命题》）《命题》的新颖之处，在于作者将人类起源归结为一种纯粹的“内在生物学机制”，完全否定了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学说的科学性，从而把“遗传说”的论点推到了极致鉴于唯物史观同“劳动创造人”学说之间的内在关联，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提出反论，以就教于龚缨晏先生。

　　一恩格斯在《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以下简称“《劳动》”）中，对“劳动”的界说，有两个前后衔接、相互连系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猿手”到“人手”之间的使用天然工具的“几十万年的劳动”①；第二阶段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真正的劳动”②根据现有的材料，前者是指迄今四百万年前至二三百万年前这一百多万年间的南方古猿，即“正在形成中的人”的使用天然工具的劳动③；后者是指自二三百万年前早期猿人即能人的出现，直到十几万年前智人的出现，即“完全形成的人”的制造并使用工具的劳动④由于《命题》明确表示“工具的制造标志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故其同《劳动》之间的分歧，集中在对第一阶段的劳动于人类起源是否有意义这一焦点上《命题》强调人类起源是受“内在生物学机制决定”的“新物种如何形成的问题”，而南方古猿使用天然工具的劳动“之类的外部活动并不能导致遗传基因和遗传信息的变化，不能导致物种的形成”，所以“如果用‘劳动或其它非自然因素来解释人类的产生过程，如果认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的人类的起源是受超自然规律的支配，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新的特创论，实际上否定了现代科学’《劳动》则强调“正在形成中的人”使用天然工具的劳动在人类起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进化生物学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文化社会学问题，因此这一阶段的劳动具有文化——生物学的双重含义，人类起源是文化——生物学双重机制的整合过程。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⑤《劳动》对第一阶段的劳动赋予了以下几项内容：1.“渐渐直立行走这就完成了从猿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⑥2.“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⑦3.劳动过程中的共同协作使“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的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⑧4.由于“劳动”和“语言”的双重推动，“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了人的脑髓”⑨近 70年来的南方古猿化石的大量发现和研究表明，上述四项内容都可以在化石中得到有力的证明这些在化石中明显存在的人科特征，究竟同“使用天然工具之类的外部活动”有无关系，是否真的像《命题》所说：“直立行走、手的灵活性、器官性状的变化，……都是由遗传基因的变化而造成的，并不是经常使用的结果”，“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是由内在生物学机制所决定的”，因而“人类的起源不能由双脚行走开始的劳动来说明”？现代遗传学强调，突变的“利”或“害”“与特定的环境有关”，突变的适应作用如何取决于生物体生活的特定环境”⑩，对生物进化具有甄别和导向作用的“自然选择是由环境施行的，是由环境施行的选择”(11)。

动物对环境的适应性活动和行为，则是连系环境与突变的中介 美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学术界公认的进化生物学权威，综合进化论的积极创导者之一 E.迈尔认为，环境的变化引起的“行为转变”，直接构成了对突变的新的选择压力，从而使表现型的功能或结构，在遗传型的“高度复杂的系统”所许可的范围内，逐渐发生改变，“由行为改变引起的新的选择压力导致形态变化以利于占有新生境或新适应区”(12)迈尔论证道：原始的啄木鸟由于行为转变到在树干和树枝上爬行，虽然仍然基本具有其祖先的足部结构，但是这新的习性对几种不同的啄木鸟产生了新的选择压力，使其足部和尾部高度特化以适应更有效的攀援活动在进化进程中很多（如果不是绝大多数）新获得的结构都能归之于新获得行为所施加的选择压力因此，行为在进化演变中扮有重要的带头人的角色大多数适应辐射显然是由行为转变所引起的(13)迈尔的论断显然也适合于解释何以在南方古猿身上同时既保留了若干由人猿超科祖先的主干继承下来的原始特征，即“共同遗传的特征”(Charactersof common inheritance)，又出现了新的人科特征，即“独立获得的特征”(Characters of independent acquisition)这一现象，其直接原因正是在于被《命题》所拒斥的“使用天然工具之类的外部活动”的行为转变，引起了新的选择压力而导致的表现型的功能和结构的变化。

因此我们认为，就人类起源而言，南方古猿使用天然工具的劳动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关键环节离开被《命题》所拒斥的这一重要环节，所谓的“内在生物学机制”就成了不受环境制约和自然选择支配的绝对物，这样的生物学机制是根本不存在的 不错，《命题》确实说了自然选择对突变的甄别和定向作用的话：“生物进化的基本过程就是自然选择”，“自然选择的法则支配着人类的起源”，“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有利的突变得到保存并遗传给下一代，有害的变异被淘汰灭绝这样，在下一代群体中，有利的基因就会以较高的频率出现这就是适者生存并且还用“适合度”和“最适合者”这两个概念来论证这个问题但既然是在生物进化、物种形成的范围内讲变异和遗传，与“适合度”相辅相成的“选择压力”，与“突变”不可分割的“环境条件”，却又只字不提而缺失这两个至关重要的环节，适应环境的行为转变就无从谈起，遗传变异同自然选择之间就失去了现实的连系，生物进化就无从实现为了突出遗传变异的自在自决性，《命题》还例举了“中心法则”和“中性学说”来加以论证：“中心法则表明，遗传信息是由核酸传递给蛋白质，而不能由蛋白质传递给内部的核酸中性学说更进一步说明，基因的突变有它自身的规律，而不是由生物体外部行为所决定的。

因此，使用天然工具之类的外部活动并不能导致遗传基因和遗传信息的变化，不能导致群体基因频率的变化，不能导致物种的形式”但是，“按体内环境的选择标准对功能蛋白质进行分类”的研究表明，作为遗传变异机制赖以进行的体内环境的蛋白质，对突变基因具有“第一次整理”的作用，即“剔除了致死突变，使许多中性基因，有利基因，中性偏好或偏坏的基因，以及不利基因的表型个体得到保存，为体外环境选择提供了原料”(14)在生物进化范围内，只强调“遗传信息由核酸传递给蛋白质”，而不提蛋白质对基因突变的“第一次整理”的作用，突变基因何以附着？遗传信息何以传递？“中性学说”证明了基因突变作为分子水平上的进化，本身确实“不是由生物体外部行为所决定的”但《命题》似乎忘记了，自己论证的问题既然是生物进化，因而就必须在表现型水平的进化层次上引入自然选择这一支配机制正如“中性学说”的创始人木村资生所说的：“中性说是始终以分子水平结构来提问题的至于表现型水平，我没有说过什么这只能用达尔文自然选择说来解释吧！因为只有自然选择说能够很好地说明这种适应现象”(15)在讨论生物进化时只涉及分子水平的进化，回避表现型水平的进化，其结果必然是否定自然选择。

而承认自然选择，就意味着必须承认“环境条件”、“选择压力”，与“突变”、“适合度”之间是互相依存的范畴，意味着必须强调“使用工具之类的外部活动”等“行为转变”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迈尔引入“关键性状”这一概念来论证这一问题，认为由行为转变引起的新的选择压力，致使表现型结构或功能发生变化的过程，即是所谓“关键性状”的逐步获得过程他指出：“就人类进化而言，从树栖的类人猿阶段过渡到现代人阶段就涉及一系列关键性状直立姿势，灵活的手，制造工具，捕捉大型有蹄类动物，以语言为基础的信息交流系统等等，就是这样一类相连续的关键性状”，“现在已弄清楚大多数进化实际上只限于关键性状以及少数与之有关的性状”(16)作为遗传变异与自然选择的对立统一关系的体现，“关键性状”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基因型与表现型、核酸与蛋白质、适合度与选择压力、突变与环境条件等多层次相互依存的自然关系的矛盾过程的产物动物的适应性活动和行为绝不仅仅是受制于“遗传基因的变化”这种“内在生物学机制”的单向受动过程尽管我们认为把人类进化局限于物种的“关键性状”的获得，即在进化生物学范围内讨论这个问题，仍然是一种十分偏颇的观点，但这至少能促使我们对第一阶段的劳动在人类起源过程中是否具有意义这一争论焦点，得出两点启示：1.迈尔的“行为转变”和“关键性状”的论点及其论述，为恩格斯提出的第一阶段的“劳动”的四项内容，提供了现代达尔文主义的坚实的理论基础。

2.正因为《命题》割断遗传变异与自然选择之间发生联系的现实中介，故而其完全否认“使用天然工具之类的外部活动”在人类起源中的决定作用这一论断的证据不能成立，所以说《命题》所得出的“‘劳动创造人’的命题是不符合生物学研究成果的，是缺乏生物学基础的”结论，也是一个站不住脚的结论我们认为，“劳动创造人”学说中的“劳动”，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生物学范畴，由其开创的从文化—生物学的双重机制来阐释人类起源问题的逻辑起点，迄今仍具有巨大的理论生命力二《命题》否定恩格斯“劳动创造人”学说的基本论据有二，一是上文已提到过的不受外部活动影响的“内在生物学机制”，二是“劳动创造人”学说使用了“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来论证自己的论点，“这种观点正是拉马克学说的基本内容但是，现代生物学已经否定了拉马克学说，因此，‘劳动创造人’的命题也就失去了其生物学依据作为直到 19世纪末还广泛流行的生物进化论观点，“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一直为达尔文所接受，直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这种观点才逐渐受到普遍怀疑而被多数生物学家所否认即使如此，国内外不少生物学家仍持有不同看法例如我国著名生物学家方宗熙在其 60年代出版的《生命的进化》一书中就鲜明地指出“获得性状可以为遗传性的发展开辟道路”，并提出了自己的实验依据。

17)我们无意也无力对“获得性遗传”是否成立这一生物学问题进行探讨，只是想指出，抓住《劳动》使用了一个迄今尚有争议的学术观点这一点，是远远不足以断然否定成书于 1876年的“劳动创造人”学说的我们认为，与其说因为《劳动》将“获得性遗传”作为其“生物学基础”而应当加以否定，不如说因为这一学说赋予“劳动”以生物进化和文化发展的双重含义而容易引起误解查《劳动》使用“获得性遗传”的地方共有两处，引述如下：1.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18)2.所以，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只是由于劳动，由于和日新月异的动作相适应，由于这样所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在更长时间内引起的骨骼的特别发展遗传下来，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以愈来愈新的方式运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拉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19)恩格斯实际上谈了两种遗传性，一种是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