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述论.docx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述论江藩( 1761-1831) 字,子屏,号郑堂,晚号节甫,甘泉 (今扬州邗江)人淹贯经史,博通群籍,是当时名震东南的朴学 家其经学著述刊刻的主要有《周易述补》四卷、《尔雅小 笺》三卷、《乐县考》二卷、《隶经文》四卷、《续隶经文》 一卷、《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一卷、 《国朝宋学渊源记》二卷、《附记》一卷等,另外,还有《经传 地理通释》等未刊之作当然,在这些著述中,影响最大、流 布最广的还要数《国朝汉学师承记》和《国朝宋学渊源记》, 《国朝经师经义目录》附于《国朝汉学师承记》之后此三 种书中,又以《国朝汉学师承记》影响更大,成就更高,争议也 更厉害《国朝汉学师承记》第一次有针对性地对清代经学作了 梳理,故而,自刊刻以来,影响深远,成为研治清代学术必读的 参考书之一在这里,我们着重从撰述背景、主要特色、地位 和影响等三个方面作一论述关于《国朝汉学师承记》的撰写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一、政治背景清代以来,统治者一直都积极倡导程朱理 学,科举考试以八股取士,也专用宋学到了乾嘉时期,这一情 况有所转变,开始对汉学表示认可,并对汉学家予以重用,典型 的表现就是大兴四库馆,延汉学家戴震等人入馆修书,并特赐 戴震同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以示优遇。

但在科举考试中 仍主宋学,所以专治汉学的儒生想通过科举步入仕途是极为 困难的,事实上也是如此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正如朱维铮 所言:“十八世纪的学术史中的所谓汉宋之争,原是清统治者施 行的分裂文化政策的产物……一方面，继续承认所谓朱子学 是帝国统治思想的理论基石,一方面又鼓励所谓汉学家两耳 不闻窗外事'的沉湎经史考证的风尚1)在种种政治的威逼 利诱之下,汉学逐渐大成气候,如日中天,以至于后人在谈到乾 嘉学术之时,直以“汉学”名之汉学家在学术上的成就无疑是 辉煌的,然而其境遇却不能与之相称,其主要的仕途之路—— 科举考试对多数人来说已无太大希望,而难得一遇的制科特 赐,本来就近乎奢望故而,汉学家大多仕途无门,生活窘困, 如汪中、焦循等人皆是如此,江藩更是亲身经历,多次科考不 中,本有召对圆明园的机遇,也因林爽文陷台湾而作罢,常年漂 泊,六十五岁才退息里门,贫病潦倒因而江藩是深有体会的, 他曾在《国朝汉学师承记•汪中》中坦言：“藩自遭家难后口 之家,无一金之产;迹类浮屠,钵盂求食;睥睨纨绔,儒冠误身;门 衰祚薄,养侄为儿;耳热酒酣,长歌当哭嗟呼!刘子之过,酷于 敬通;容甫之阨,甚于孝标以藩较之,岂知九渊之下,尚有重泉; 食荼之甘,胜于尝胆哉! ”其惨况可想而知。

而《国朝汉学师承 记》中述及汪中、徐复等人的凄惨境遇时,也多有同情之辞有意思的是,方东树在《汉学商兑》卷下中谈到汉学“六弊”,时 特别指出:“其六,则见世科举俗士,空疏者众,贪于难能可贵之 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为高也其意是讥笑汉学家如惠栋、 汪中、江藩、焦循等人,皆困于科举,或终老于监生,或仅得秀 才,而汉学魁首如戴震也是因特赐才有了同进士出身虽然这 是方东树的讥讽之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 情况其实,在《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的“叙论”,江中藩已经 把撰写的主要动机和主旨说出来了,即表彰汉学,既总结其不 凡的汉学成就:“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 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又鸣其不平, 以为其境遇与学问极不相称:“三代之时,弼谐庶绩,必举德于 鸿儒;魏晋以来,左右邦家,咸取才于科目经明行修之士,命偶 时来,得策名廊庙;若数乖运舛,纵学穷书圃,思极人文,未有不 委弃草泽,终老邱园者也甚至饥寒切体,毒螫 肤,筮仕无门, 赍恨入冥虽千载以下,哀其不遇,岂知当时绝无过而问之者 哉!”进而指出:“是,于记轩冕则略记学行,山林则兼记高风非 任情轩轾,肆志抑扬,盖悲其友麋鹿以共处,候草木以同凋也。

而这种撰述动机,无疑就是当时政治形势、文化政策的一种反 映二、学术背景《国朝汉学师承记》一书是在复杂的学 术背景下撰著而成的这种学术背景的产生,与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 为统治者采取了两面的文化分裂政策,汉学和宋学的形势和 地位逐渐有了转变随着汉学的逐渐兴盛,乃至到乾嘉时期达 到鼎盛,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对宋学的统治地位来说, 威胁只会越来越大因此,汉学与宋学之争日趋激烈,到江藩 《国朝汉学师承记》、方东树《汉学商兑》等书刊刻以后,就 逐渐公开、表面化了值得注意的是,在乾嘉汉学风靡一时之 际,宋学已经趋于式微,正如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所 说:“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者皆主实 证,不空谈义理2)此一时期攻击汉学最厉害的,主要是袁枚、 蒋士铨、方苞、姚鼐等人,尤其是姚鼐,极力引宋学以诋斥汉 学,“自命为捍卫程朱道统的中流砥柱,著《九经正义》、编《古 文辞类纂》,攻讦汉学,以方苞、刘大櫆的继承人身份,竖起‘桐 城派'的旗帜,自居是清代‘正学'的集大成者”(3),而这些人虽然 以程朱理学相标榜,其实都是文士,无一为理学家缘何这些 文士会如此痛恨汉学?其实,文士与经儒交恶由来已久(4) 根, 深蒂固,以至两派争论愈演愈烈,乃至江藩嘉庆二十三年于阮 元幕府刊刻《国朝汉学师承记》之后不久,姚鼐的高弟方东树 即跳了出来,于道光六年撰成《汉学商兑》一书,对汉学家尤 其是扬州一派大肆批判,甚至有谩骂之嫌。

事实上,早在江藩 《国朝汉学师承记》写成之后,就有两种意见,而这两种意见 还都是来自汉学阵营一种意见是极力称许,如汪喜孙、阮元 等人在序跋中都给予高度评价另一种意见则对书名“汉学”提出了强烈质疑,如龚自珍于嘉庆二十二年即在《与江子屏笺》中指出“汉学”之名有十不,建安议改为“经学”,以免徒立门,户招致争论这两种意见,其实也反映出了当时学术界汉宋之争 趋于激烈的事实,而后来事态的发展,也确实如龚自珍所料,汉 宋之争随着《国朝汉学师承记》、《汉学商兑》的相继刊刻而表面化了尽管江藩撰作此书的本意只在表彰汉学,并不想激 化所谓的门户之争,如梁启超所说:“子屏将汉学、宋学门户显 然区分,论者或病其隘执然乾嘉以来学者事实上确各树一帜 贱彼而贵我,子屏不过将当时社会心理照样写出,不足为病 也”(5) ,但其实际效,无果疑是加剧了汉宋门户之争,因为,当时 的汉宋之争已由暗斗逐渐转为明争,而江藩此书恰好成为了 导火线当然,这一时期的学术背景并不如此简单,并非只是汉宋之争,汉宋调和的论调也已开始出现,如纪昀、翁方纲、 阮元等人都有汉宋调和之论,尤其是阮元,其所修纂的《国史 儒林传》以黄宗羲、顾炎武作为清代汉宋学的共同开山,以示 调停之意,在该书序言中也明言汉学、宋学“未可偏讥互诮” 在其幕府中也可以同时招徕江藩和东方树以共处。

这一调和 的意味在江藩身上也有所反映,他不仅专研汉学,对性命之学也有所关注;不仅讲求名物制度,也服膺躬行实践除此之外 当时的学术背景还有今文经学逐渐复兴,经世致用的思潮开始兴起,关注学术史渐成一时之风气,这些就不再一一细述了三、除了上面所说的政治背景和学术背景,还有必要谈一 谈江藩自身的情况上文已经提到,撰写《国朝汉学师承记》的动机和主旨在 表彰汉学,而江藩在汉学研究领域成就斐然,但其生活境遇却 颇为凄凉,常年奔波,贫病交加,晚年更加落魄(6) 这,一情况使 他表彰汉学的愿望愈加强烈后来,当《国朝汉学师承记》撰 成之后,龚自珍在肯定的同时,对其“汉学”之名提出了批,并评 建议改为“经学”,以免激化汉宋之,江争藩也不予采纳,仍坚持 以“汉学”名,这之与其强烈的表彰欲望当不无关系另一方面, 江藩自身的条件也使他表彰汉学的愿望得以成为可能,他师 承吴派余萧客、江声,得传惠氏之学;又与王念孙、阮元等交 游,得闻皖派之说;而作为“扬州学派”的重要成,与员扬州学人 如汪中、焦循等交往密切,于扬州一派的学说更是了如指掌 这样,江藩的撰述动机和条件就很成熟了,这也是《国朝汉学 师承记》得以撰成的主观因素。

从主要内容来说,《国朝汉学师承记》全书八卷,大致按 照时间先后和师承授受将人物归类加以传记,卷一和卷八所 记为清代汉学的创始期人物,卷二和卷三传记的是吴派人物, 卷四所传人物在吴派、皖派之间,卷五、六所记的是皖派人物, 卷七则为扬州一派,其中列入正传的有四十人,入附传者十七 人,附传中还有若干人不见于目录该书卷首先叙述了中国经 学的源流,并对自己的师承渊源、经学史观、撰述主旨等作了 说明,类似全书的总序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江藩的经学史观,江藩以为,汉代是经学的兴盛时期:“专门之学兴,命氏之 儒起‘六经'、五典',各信,嗣师守承章句,期乎勿失自此以 后,经学日见衰落,至元、明之际,几乎绝灭,幸赖清帝贤明,尊崇 汉儒,终于重现盛世,“皆知崇尚实学,不务空言,游心六艺之囿, 弛惊仁义之涂”对于这一经学史观,江藩还自称来源于余萧 客、江声的教诲,并作了进一步的总结:“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 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亦晦至本朝, 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 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由此可见,江藩欣赏的是汉学,传承的 是汉学,此书要表彰的也正是汉学另外,江藩对宋学的态度 也值得注意,他在谈及宋代经学时说:“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说 诡言,乱经非圣,殆有甚焉。

如欧阳修之《诗》,孙明复之《春 秋》,王安石之《新义》,是已至于濂、洛、关、闽之学,不 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置高阁,视如糟粕, 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从这一段话可以 看出,江藩对汉儒经说是信守勿失的,并点名批评欧阳修之 《诗》、孙明复之《春秋》、王安石之《新义》为“邪说诡言, 乱经非圣”,但对宋儒之学也不一概否定,以为“率履则有余,考 镜则不足”这一态度,与惠士奇手书楹帖“六经尊服、郑,百行 法程、朱”所倡导的倒是相当一致所以,从这一点看,江藩撰 作此书,其主旨也还在表彰汉学,而于标榜汉学门户、激化汉 宋之争倒并不是太在意的上文已经提到,在卷首叙论中江藩把清代汉学分为吴、皖 两派,《国朝汉学师承记》一书在篇章结构的安排上也大致体 现了这一点应该说,这一看法是江藩首次明确地提出来的, 也很有价值更为可贵的是,江藩还在皖派之后将扬州一地的 学人单列一卷予以传记,这样的安排在学术史上是有意义的, 既揭明了扬州一派与皖派的渊源关系,如刘师培就在《南北考 证学不同论》中说过:“戴氏弟子舍金坛段氏外,以扬州为最盛”; 又凸显了汪中所注重的“江以北”这一学术群,从体事实上对 “扬州学派”这一经学流派作了认定。

其后有关清代学术史的 著作,大都继承了这一观点,或者稍加发挥,尤其是“扬州学派” 这个概念,正因为有了江藩先期的认定工作,方东树才在所撰 《汉学商兑》一书中带着批驳的意味顺理成章地提了出来, 如卷中之上说:“汪氏既斥《大学》,欲废《四子书》之名,而作 《墨子表微序》,顾极尊墨子,真颠倒邪见也! ⋯⋯ 后来扬州学派著书,皆祖此论”,后来,“扬州学派”这一概念被梁 启超等人接受,才得以逐渐广泛地使用如果说江藩关于清代汉学的分派可以见出其史识的话, 那么,在为学人作传时,更可以看出江藩的史才传记中主要 记载了学人的生平、学业、主要学说、著述以及师承等方面 的内容,详略情况则据传主的实际情况如成就的大小、资料的 多寡而定,一般是成就突出、资料丰富的学人,如惠栋、戴震 等记载得较为详细,反之则较为简略这些传记的特点主要有 二,一是据实以书,具有实录精神如江藩与洪亮吉本为挚友, 后因议论多有不合,以至断绝来往,江藩在为洪亮吉作传时皆 能据实以书,并略有悔意:“今作君传,潸然泪下,自悔卤莽,致伤 友道,能不悲哉! ”而伍崇曜咸丰甲寅年所《作国朝汉学师承记 跋》指出:《“北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