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科技翻译对现代科技翻译的启示.docx

    清末民初的科技翻译对现代科技翻译的启示    李楠芳（湖南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Summary：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三次高潮，而其中的科技翻译活动，以其影响之大、成果之多为中国翻译史平添了无数亮点与风景，其间可歌可颂之处，对于现代的科技翻译来讲，仍具有借鉴价值和学习意义探讨清末民初科技翻译的特点对重视科技翻译及相关学术与实践建设具有重要意义Keys：清末民初；科技翻译；启示H159 ：A ：1673-2596（2011）05-0176-03关于清末民初在翻译史上的时间界定，大多学者都认定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这一段时期，持续时间约80年左右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被称为我国翻译史上的第三大高潮，它与之前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对于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有很多学者都已经著书立说，研究成果也颇丰但对于清末民初时期的翻译研究相对较少这一时期的西学翻译可大致分为社科类、教科书类、文学小说类等几大类其中对于清末民初的科技翻译研究，尽管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亮点颇多，研究价值颇高，但国内学者对其似乎有所忽视，对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研究译论甚少，似乎已成为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

一、清末民初科技翻译活动的背景及特点19世纪下半叶，为了富国强兵，晚清掀起了学习西方科技知识、翻译西方科技著作的热潮，在华蘅芳、徐涛、李善兰、赵元益和英格兰人傅兰雅等人的努力下，先后翻译出版了一批近代科技书籍华蘅芳是中坚人物，他先后参加译述和校审的书，有《防海新论》、《代数术》、《地学浅解》、《金石识别》等17种，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关于数学（包括代数、三角、指数微积分和概率等）、地质学、地文学等领域的知识傅兰雅出生于英格兰海德镇，在中国工作20多年，共有译著138种，涉及应用科学、陆海军事科学，也涉及历史等社会科学，对我国19世纪末科技的发展和社会改革，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而20世纪初的科技翻译活动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科学教科书的翻译在新一代的国人中传播科学知识，不仅有助于实施大规模的科学教育，而且对中国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进化论的翻译使“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陈腐观念受到极大冲击，进化的新观念得到广泛传播；3.逻辑学和科学实验方面的著作的译介，促成了方法论科学观在当时思想界的成熟发展和运用其代表人物有严复、梁启超、杜亚泉等及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广学会等翻译机构。

随着这次科技翻译活动而输入的大量词汇极大的丰富了作为文化载体的汉语语言，带来了国人知识结构和社会观念的嬗变，且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也受其影响，吸收了很多西方先进文化与思想，促成了科学文化在中国社会的萌芽纵观该时期的科技翻译活动，其中亮点颇多，自有其独特之处一）主旋律：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在清朝末期，“富国强邦”曾一度是洋务派的梦想，也以此作为翻译活动的目标，但因其科学翻译仅仅立身于“技”的层面，并未触及变革社会之根本，终以失败而告终当时的保守派、士大夫仍旧固守中国传统文化，骄傲自大、不思进取之优越感，已成为悬在国人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甲午的炮声震碎了洋务派衮衮诸公的好梦，也剧烈地震撼着中华民族的古老心灵[2]因此，当时的科学、教育已不仅仅是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是上升为“救亡保种”的救国策略正是许多有识之士认清楚了这一目标，才引发了新时期的翻译高潮其先驱人物严复连续发表文章，呼吁要在国人中传播科学知识，既要吸收西方国家的科学文化，又要输入先进的人文文化和制度文化为实现这一救国纲领，各路文化精英们，如梁启超、康有为、张之洞、严复等，均达成共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已成当务之急。

著名的翻译评论家马建忠也主张振兴翻译事业以挽救民族危亡二）主策略：东渡游学，广译教科甲午战后的1896年，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发生了一件历史大逆转的大事，那就是自古以来接受日本留学生的中国，首次派遣了13名学生赴日留学其后，各政府机构及官员、各省均奏派游学而且这一时期的留学有其显著的特点，即以东渡为多，而非留洋欧美这可能与当时康有为上呈的《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1898年）不无关联，他指出，“若夫派游学乎，则宜多在欧美矣……夫物质之学，又非可以译书得也惟日本道近，而费省，广厉东游，速成尤易”[3]按照康有为的道理分析，一是当时懂英文的较少，而游历欧美既费时又伤财，远水无以解近渴，二是日语本身既为汉语发展而来，如要速成以救国，以东渡日本为佳，可于短时期内培养大批翻译人才其中各种新式教科书的翻译，其影响之大，输入西学之多，变革社会之深，其意义不可估量熊月之曾说过：“走进千家万户，莘莘学子朝夕诵读的各种新式教科书，其社会影响不知要比严译名著高出多少倍比起江南制造局、广学会等机构从西文直接译为中文的西书的影响，从日文转译的西学书籍，“无论从影响的广度还是深度来说，后者都远远超过前者”[4]。

科学教科书的翻译高潮出现在1903-1908年间，6年累计达145种，占总数的80%这一时期正是废科举、大规模进行新式教育之时，反映了科学教科书翻译的社会功能并且，此时期的科学教科书输入，国人是主动的积极的，而不是被动的，数量之多大大超过前期三）主力量：中西合璧，机构林立与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相比，清末民初的科技翻译活动也采用了中西合译的翻译形式特别是在鸦片战争后，不识西文的中国士大夫与略懂华文的传教士产生了神奇的结合，中西合璧，合作译书这其中以英国的伟烈亚力、傅兰雅和中国的李善兰、徐寿等为杰出代表这一时期的科技翻译活动还有另一个特点，即各种翻译机构林立，有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广学会、京师大学堂译书局、译学馆、学部编译图书局等等其间不乏杰出的翻译人才，也采用中西合译的方式，译者队伍比前一时期更加壮大二、清末民初的科技翻译对现代科技翻译的启示（一）办教育、派游学和译西书三者的紧密结合“方今举行新政，改良教育，条理万端，而其最紧要之机关则以译书为第一惟是译书一事，与设学堂互相表里”，“变法之端在兴学，兴学之要在译书”，“译书尤为兴学之基址”[5]兴办教育，传播西学，自然要广译西书，力倡游学，既是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组成部分，又在客观上为译西书准备了翻译人才。

因此，办教育、派游学和译西书三者之间相互联系，为开启民智而兴办教育，为培养人才而派遣游学，而译介西学又是兴办教育、培养人才的必要前提就现代的科技翻译来讲，与其他翻译研究领域相比较，其翻译工作者要少得多，而对科技翻译领域的研究者数量也并不多但是，随着近年来国家意识到翻译界高层次人才的缺乏，为避免出现断层现象，开始对翻译事业重视起来，并出台了相关政策大力推进翻译学科的建立和翻译事业的发展，各大高校也纷纷加强翻译学科建设，其中最为热门的当属15所高校相继开设MTI（即翻译硕士学位）专业现就实际情况来看，虽然各大高校都是委派的精英教师授课，但缺乏配套的实践措施大多数院校既无译西书的实践基地，更无派游学的深造机会要确确实实使翻译硕士成为国家所需要的高层次人才，我们不妨可以借鉴一下清末民初的经验特别是对于科技翻译方面来讲，本来这就需要译者或研究者英语基础与专业科技知识相结合，纯粹的纸上谈兵很难培养出适合这种实践性极强的翻译工作人才二）译书以治学的道德教育在新兴学科引入中国，翻译事业繁荣振兴的当时，有些译者会借译书阐述一些读书治学的道理，一是为勉励学子，二是为激励治学，其中包含的学术情谊让学子读后不无自省、自勉、自强。

这可以从科技翻译的一个大的方面，即科学教科书的翻译中窥见一斑杜亚泉就曾说道：“有一国独有之学，有世界公有之学……然世界公有之学中，亦有一国独有之学……言理化则祥于本国之艺术珍品，以本国之材料佐证之，以本国之文字记载之……我国译化学书，已三四十年然至今日，仍为世界之化学，而非我国之化学举一名目，而不能适当其物之性质例类，述一理论，而无表白其细致曲折之言词……窃谓今日学者，欲将世界之学，消化之而为我国之学，则其责任有二一曰输入，一曰精制输入者，求新知识于他国以为材料；精制者，取外国新理新法而考订之于是为教科以普及之于国民，又搜罗本国之材料以充实之，于是使斯学中有所新发明，以贡献于世界，而后斯学乃吾国之学[6]而对于译界的两位大师——严复和林纾来讲，他们不仅与其他科学翻译者一样地希望自己的译著对读者负责，而且也冀望通过译书以“警世”，而这也与科学书籍的翻译以传播科学文化的宏旨是相当的纵观中国的科技翻译成果，似乎我们确实很多时候都是人云亦云，虽然偶尔也有些许自己的见解，但总让人感觉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科学大都是世界的科学，这也可以从我们的现代教育得出启示，似乎我们都已经被西学化，被世界化，缺乏中华文化中科技底蕴的熏陶。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将科技翻译看成纯粹的以口传口，以意达意，是非常严格地功能对等，而且译者完全匿名，完全隐身，科技翻译带有极大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曾经有一位国内著名学者似乎很排斥科技翻译应该具有艺术性，其实，做学问，治学严谨是一回事，治学育人又是另一回事了我们的古人，在治学时不无语重心长地以德育人，以译喻人，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提高智商的同时也培育情商而纵观我们现在的教育，我们却培育了许多智商高但情商低的人才现代科技翻译的译者一般都是隐身的，生怕露出一点“翻译的痕迹”虽然这也可以被看做治学的严谨，但就国际上的发展趋势来看，科技文体也开始注重一定的艺术性和美学价值有文学艺术性或美学价值的科技文章在所述科技已经过时的情况下它的生命力会一直延续下去对于科技翻译来讲，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要想使我们的翻译生命力长久，也一定要讲求艺术性和美学价值，同时，在译书的同时也不妨适当加上一些做学问、做人的道理，可以世界之科学重写我国古代科学曾经的辉煌，也可以世界之科学激励学之者创立我国之科学，而不仅仅当个传话筒或者翻译器三）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的客观运用科技文体的翻译非常注重用词的准确，以免产生词义含混不清或者一词多义的误读。

这种要求似乎给人一种假象，那就是，似乎只有采用异化的策略或者是直译的方法才能体现原语意思但是，这在现实的翻译操作中是不可能的，因为科技文体不总是经常存在着词汇与意义的一一对应关系，特别是一些科技新术语或者新名词的翻译，如果直译或者采用异化策略，会让人不知所云因此，当时的译者所采取的是这样的翻译方法，“就其窒碍之甚者，稍为改窜而已此书大旨，虽悉从原书，而间有增补改窜之处[7]或者“原书语意间有不合华文者，略为斟改，余俱仍旧[8]可以看出，这种翻译方法是灵活的，是直译与意译的结合，归化与异化策略的相辅相成而相对于我国历史上，直译与意译之争，归化与异化之争，争得不可开交时可是没想到我们的古人是这么的豁达,这么的兼收并蓄吧四）译者严谨的治学态度，救亡图存的使命感在“科学救国”、“救亡保种”的历史语境之下，当时的留学生可谓身负醒民与救国之双重责任然而，其地位及价值却一度受世人怀疑，就连大翻译家严复也难免受责严复有句诗，“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真实地反映了他因学洋文而受士大夫冷眼的抑郁心理这些留学生们在愚昧的国人眼中是一批崇洋媚外、品行不良、不学无术之人章太炎驳严译《社会通诠》时，就讥笑其游学西方、尊崇西人，还嘲笑严复国学根底浅薄。

这激励了严复在古文上深下苦工，拜了桐城派大师，其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对我们现代的学术之风应该不无启示当年苦学古文的严复，是为了救亡图存，是为了严谨治学而我们当今的翻译界不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吗？在某次论坛上有学者曾这样一针见血地提出：“现在翻译界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体制上尚不健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严重‘入超’，‘文化赤字’很大，在世界上表现中国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