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与文化安全战略研究论文.doc

跨文化传播与文化安全战略研究论文 跨文化传播与文化安全战略研究论文预读: 摘要: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日益广泛,文化产品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它在传播人类文明,促进人类信息资源和文化资源共享的同时,也必然伴随着文化观念、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渗透与碰撞.基于传播效果的理论分析,探讨了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的方式及特点,以及我国的文化产业管理该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冲击.论文关键词:文化产品 跨文化传播 文化安全策略20世纪下半叶,随着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随着高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愈演愈烈,随着工业型社会向服务型社会的过渡,文化产业的发展出现了规模化、垄断化、跨国化等一系列新趋势,因此,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也成为历史的必然.它既给全球文化带来了日益频繁的融合,又难免给国家文化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应对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确保本国文化安全,这是当前各国政府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而文化产品的多重属性与综合功能,使得这一问题显得相当复杂棘手.这就需要我们首先要了解文化产品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渗透的意义、接受的方式及特点,认识到“文化帝国主义”和“民族保护主义”的偏颇,比照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文化产业管理模式,提出我们的应对策略.一、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的历史必然1959年,美国人类文化学家爱德华·T．霍尔在其经典著作《无声的语言》中首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intercalturalcommunication)一词,认为跨文化传播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互交流的一种情境”(李正良、李玉平,2006).他通过对非语言符号传播维度的分析,比较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模式,指出文化的不同、交流者固有的背景、经历和假设的差异,都会使交流异常困难,有时甚至无法开展.跨文化传播有三层含义:一是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反映不同文化范畴人群在日常互动过程中的沟通；二是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跨文化传播,代表了不同文化意义系统的传播可能性；三是前两种层面在实际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冲突甚至戏剧性变化,决定了文化传播中的融合和变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各种文化不断相互融合的传播史,多样文化造就了五彩缤纷的现实世界,而跨文化传播则打通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分割,形成了文化与文化的交流互动,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共同发展,创造了共享的人类文明.因此,研究文化差异所引发的文化误解和障碍,既是现实交流的要求,也是达成良性传播的必需条件.二、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的方式及特点文化产品的传播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符号的传播,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下,不同的个人对同一符号的解码方式也是不同的,世界的无限性和符号的有限性决定了传播出现意义偏差的必然性.在传播过程中,传者和受者互为传播过程的主客体,他们执行着相同的功能,即编码和解码功能.所谓编码,就是将意义或信息转化成符号的过程,也就是用语言把意义表达出来.所谓解码,就是将符号还原为信息或意义的过程,也就是理解所接受语言表达出来的意义,传播的过程就是对信息或意义交替反复进行编码和解码的过程,符号是决定传播过程的核心因素.文化学家指出,符号是文化的产物,是社会习得的结果,代表了经验与传统,因而为社会群体所共有,但符号本身具有抽象性和片面性,用有限的符号来指代无穷的世界,难免造成理解层面的不确定性.语言的线形特征让其只能表达事物的某一方面而排斥其他可能,“任何一套符号都不能把一个人的全部感觉和内部的所有活动表达出来”(施拉姆、波特,1984).因为编码、解码的行为不完全是个人的活动,这是由语言符号的社会性所决定的.一方面它受个人世界观、价值观、知识范围、经验等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受其所在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文化产品要进行跨文化的传播,必须对所要传播的意义进行编码与解码.对于文化产品的编码和解码研究表明,无论文化产品呈现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观众读解的意义未必是制作者的初衷.传播心理研究也表明,受众“个体”具有各自独立的认知系统,他们会对媒介信息进行自我建构,也就是多维性解读.因此,在传播过程中,媒介应当允许受众对媒介内容进行不同方式的解读.这一理论假说使得受众的主体地位得以实现,掌握了接触和使用信息的主动权,从而彻底改变了传统理论中受众被动盲从的形象.无论是何种立场,文化产品的意义都并非由作品传递的,而是由受众“生产”的,这就是说,受众既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同时也是意义的生产者.传播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例如,澳洲土著居民将美国电影《第一滴蚴中的男主角看成是反抗压迫的象征——这种生产“意义”的权力掌握在受众的手中.这证明了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传播并不能保证受众的理解和接受.在对拉斯》这一被贴上文化帝国主义典型标签的肥皂剧的研究中,研究学者将以色列阿拉伯人、从摩洛哥和俄罗斯移居以色列的人、以色列合作农场居民、洛杉矶第二代美国人以及日本公民对拉斯》的不同看法进行了跨文化解读方式的研究,研究中发现,在提出批评性观点方面,美国人小组远远超过了其他小组,这些美国人并未把这个节目看作是真实的抑或是严肃的,因为他们显然对真正的达拉斯》与真正的好莱坞都非常熟悉.每个文化群体都找到了他们自己独特的与节目进‘协商”的方式——不同类型的解读、不同形式的卷入以及不同机制的自我防御.因此,从理想的传播效果来说,任何文化产品都必须精心构筑在已经验证的公众的陈规定见或既定态度上.对于编码、解码和认知效果这一问题,许多哲学家和传播学者也曾经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如伽达默尔提出的“效果历史”、罗兰·巴特所说的“能指的狂野游戏”、德里达所说的“延异”、英尼斯的“传播偏向论”、新历史主义提出的“文本的历史性”,等等.从以上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通过何种方式,文化意义的生产权利始终掌握在受众的手中.基于传播效果的理论分析有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与国家文化安全的关系,以及我们的文化产业在管理上应采取的应对策略.三、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与保障文化安全策略就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而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其优势的传媒体系和文化产业,促使文化作为一种商品源源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其中又必然伴随着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渗透与传播.因此,经济全球化所构建的世界舞台,远不仅仅是一个国际贸易的自由市场,它还是一个文化意识激烈碰撞的场所.文化通过国家之间商品交易的渠道,如同“特洛伊木马”一般悄悄地从政治经济大国进入弱势国家.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不仅使中国人的文化消费发生了明显的倾斜,而且还使中国大陆的文化面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模糊.因为这些文化产品都强烈地表现出西方的社会文化,反映了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当代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作为惟一的第一世界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强势,再加上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差异,因此,中国必然要在文化上面对来自美国的冲击.面对这一挑战,我们应理智地加以分析,既不能盲目悲观,也不能盲目乐观,而是要冷静、理智地提出我们的文化安全策略.(一)理智地看待所谓“文化帝国主义”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采取一种被西方学者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即进一步加强文化外交,全面输出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近年来,美国提出了全球信息化的“五个原则”:即“私营化”、“鼓励竞争”、“灵活的政策”、“开放使用”和“普遍服务”,它们是符合美国国情和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发展中国家必须看到这些原则对发展中国家的消极意义:“私营化’——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产业弱小,如果国有企业私有化,就更不是美国垄断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对手,无疑会被美国巨型跨国公司所吞并,最终受制于美国；“鼓励竞争’一发展中国家哪里是美国巨型跨国公司的对手?“灵活的政策’,——淡化国家主权的原则；“开放使用’——撤除把关人,使美国文化观念长驱直入；“普遍服务’——使美国信息直接通到寻常百姓,这无异于一张“文化入侵”的许可证.一定的理论总是来源于一定的实践、并为一定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出现的上述种种理论思潮,同急剧变化的国际关系密切联系,反映了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新趋向,迎合了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扩张的需要.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虽然美国是文化强国,处于战略进攻态势,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文化的传播并不能像‘魔弹’哪样让受众一击即中,它所预期的效果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左右.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曾经提出:“一个人只要其民族的和地方群体的传统没有被打破,那么他就仍然受这种传统的习惯思想方式的制约,以至把在其他群体中被理解的思想方式看作是奇异的、错误的、模糊不清的,甚至异己的.人们暂时既不怀疑他自己的思想传统的正确性,也不怀疑在思想总体上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只有当横向运动伴随有强化的纵向运动,亦即在社会地位的上升或下降意义上的阶层之间的迅速变动时,人们对于自己思维方式的普遍的永恒的有效性的信念才会动摇.”(曼海姆,2000:121)这一文化学角度的浅论也可以用传播心理学中的“团体动力学”理论来解释:传播对象并非是一个没有依靠的靶子,在他的背后有一个文化共同体对其进行保护,传播要对受‘个体”实现预期目的,就必须首先对他的“掩体”进行突破.从整体上看,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输入对中国的文化虽然具有一定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主要是表现在文化生产上,而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等深层思想在较短的时期内并不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文化传播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个分散的个人,而是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文明.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它的内在张力,能够在外民族的军事入侵和内部的政治文化动荡下仍然保持着千年一脉的传统.这种早已深入中国人思想的本土文化,是对抗文化帝国主义的最有效武器.即使是受本土文化教育并不多的年轻群体,他们也都处于中国文化的场域之中,在耳濡目染中接受着熏陶.文化帝国主义尽管能够通过形形色色的文化产品传播西方理念,但是在“选择性定律”之下,相比于中国文化的绝对强势地位,要实现文化上的突破也有着相当大的阻力.原因有三:首先,美国文化产品的输入有时确实对地方精英文化的利益是一个挑战,这便使得持“文化帝国主义”论者把美国描述成一个地方文化的外部威胁,但其实正如我们在很多范例中——如印度、拉丁美洲、中东地区——看见的那样,地方文化领域里存在着自身的内部动力,面对压力,他们会呈现出问题意识,会主动放弃自身的僵化,而美国文化的影响有时反能成为消除地方文化窒息的解毒剂.其次,不管国际教科文组织怎么认为,无人可以证明文化产品的国际间交流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支配模式.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跨文化传播和区域间交流的学科,在很多情况下,甚至都没有美国的参与.实际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受外来文化渗透的程度超过美国本身,许多美国人也观看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视频道,其中也有中国电视频道,美国或许是一个电视节目输出巨人,但它同时也是一个电视信号的输入大国.第三,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推定,电视观众是外来电视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但是,大量研究表明,实际上,电视观众在观看外国节目时更倾向于充当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二)坚持国家文化主权、制定合理的文化政策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在当今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它可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可以使一种文化消亡,关键在于国家的决策机构采取什么政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文化外交上是弱国,在国际文化传播中是易受伤害的弱势文化.面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威胁,发展中国家特别要加强信息主权和文化主权的意识.利用国家主权,制订合理的文化政策,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国际文化传播加以宏观调控,这是我们抵抗美国文化的入侵,维护和发展自己文化安全的根本措施.这种宏观调控不是仇视西方文化的国家保守主义,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掌握文化传播的主动权,进行积极的防御,主动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把它熔铸于有本国特色的文化产品之中.针对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