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何种公民：近代公民启蒙的理论基础及教育审思.docx

    培育何种公民近代公民启蒙的理论基础及教育审思    翟楠关键词：有用的公民;良好的公民;最低限度的公民;个人与国家摘 要：近代以来，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公民教育理念的引入，在中国教育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受上述两种公民观的影响，近代中国学者在思考培养何种公民的问题上，一类坚持国家本位，主张公民教育是为了培养有国家观念的有用公民;另一类侧重从改造个人和社会的角度来塑造公民，认为公民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受过教育的良好公民在这两种典型的公民教育理念之上，又衍化出了一种“最低限度的公民”概念，试图构建中国式的公民教育在这些观念的论争背后，隐含着对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深层关注，这也是公民教育难以回避的问题所在G40-09，G40-012.9 ：A ：1001-2435（2022）02-0138-12What Kind of Citizens to Train：An Educational Survey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Modern Citizen EnlightenmentZHAI Nan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Jiangsu 225002，China）Key words：useful citizen;good citizen;minimum citizen;individual and stateAbstract：Since modern times，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ivic concepts of nationalism and democratism has aroused strong repercussions in Chinese educational circles. Influenced by the above two views of citizenship，on the question of what kind of citizens to train，some modern Chinese scholars insisted on the national standard and argued that citizenship education is to train useful citizens with national concept while the other focuses on shaping citize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forming individuals and society，believing that the purpose of civic education is to cultivate educated and good citizens. On the basis of these two typical concepts of civic education，a concept of "minimum citizenship"is developed，which tries to construct Chinese-style civic education. Behind the controversy of these concepts，there is a deep concer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tate，which is also an unavoidable problem of civic education.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政治和文化上经历了深刻变革，民族国家建构的尝试和文化领域的多元性孕育为公民观念的萌芽创造了重要的社会条件。

与此同时，西方公民思想的引入亦推动了公民教育在中国的施行在两种主要的并且相互竞争的公民观的冲击下，激起了近代中国社会在培养什么样的公民这一问题上的理论反思与实践探索，这也为我们在当下审视教育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一、两种公民观及其教育启蒙西方公民教育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如斯巴达的教育以为国家造就英勇善战的军人为目的，雅典教育则重在培养身心和谐、能履行公民职责的人，二者共同开启了古典公民共和主义的先河西方现代公民教育虽然历经变革，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社群主义的兴起及其与自由主义的论战等，但仍可看出其依然保留着古典公民思想的基本涵义清末民初，以弘扬国家主义和彰显民主价值为代表的两种公民观进入了中国教育改革的视野，成为影响近代中国公民教育运动的重要理论来源一）“有用的公民”：国家主义立场下的公民教育从世界范围来看，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成为十七至十九世纪之间的政治主题十九世纪以来，由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冲突，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日益尖锐化与此同时，共同的处境和需要又使得他们在教育上表现出了空前的一致性，即国家加强了对教育的重视和干预，公共教育体系在各国普遍建立起来，培养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公民成为他们共同的愿景。

国家主义教育思潮随即凸显，并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就中国而言，国家主义思潮早在晚清就开始传播，梁启超最早将“国家”概念引入中国思想界，并大力鼓吹国家主义在此之前，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在国门被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以后才逐渐建立起来的，“中西方在戰场上的较量和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人打开眼界，认识到原来世界是‘分做一国一国’的，‘华夏中心主义’观念开始瓦解，国家主权观念逐步树立，朝廷和国家开始分离，近代国家意识开始形成”1梁启超从思想层面对这种朦胧的国家意识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他早期的国家思想深受德国国家主义政治家伯伦知理的影响，对晚清以来国家意识和国民观念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他认为，中国人一直以来“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2缺乏国家思想，从而也无法正确处理国家与个人、国家与朝廷、国家与外国的关系国家观念的确立，不仅让国人认识到了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性，同时也让其开始理解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将个人当作一国之民看待，并将国家作为与个人利益休戚相关的一个“群”来看待这就意味着，国家观念的确立和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的构建，都有赖于组成这个群的个人获得相应的教育及启蒙国家是由个体组成的，国家的建构需要具备国家观念的国民，因此，国民的教育问题自然成为了与国家建构同等重要的问题。

这也就是梁启超竭力要“缔造新国民”的原因二十世纪以来，有关国家主义教育的论述频见报端1925年，范寿康、李璜等人发表系列文章，分别论述日、英、法、德、美等国的教育与国家主义其中，杨廉在《近代德国教育与国家主义》一文中指出，国家主义教育有三个要素：“第一，国家必须完全握着教育权，不容别的国体或外人利用教育权;第二，国家必须担任教育的全责;第三，国家必须利用教育为工具，以发扬国性，团结国民，养成爱国的精神3他认为，近代各国教育无不含有国家主义要素，教育被作为国家发展的工具1930年代以后，国家主义教育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宣传，愈发成为影响中国教育的重要思潮在王国柄的《各国学校的公民训练》4、卢绍稷的《非常时期的公民训练》5中，他们各自对这一时期欧美国家的公民教育做了概述，从中可看出国家意识对公民培养的迫切要求与此同时，在严菊生、范寿康、金澍荣等人分别翻译或编著的美、日、法、德、英等国的公民教育著作中，都充斥着近代民族国家建构对公民培养的强烈吁求1虽然各国的国家主义理念不尽相同，但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合格公民则是各国普遍的政治诉求在广泛传播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潮中，凯兴斯泰纳的公民教育思想成为这一时期影响中国教育的重要理论来源。

周谷平等通过对《教育杂志》发文内容的分析，认为该杂志对西方教育思潮的译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紀20年代前对勤作主义教育思潮的导入;第二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初对儿童本位观的推崇;第三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对欧洲社会教育思潮的宣扬2其中，第一阶段的译介主要是凯兴斯泰纳的劳作教育思想1913年，旭轮发表《勤劳学校之历史》一文，率先介绍这一“德国教育界之流行问题”，阐述了西方劳作教育发展的历史他指出，勤劳教育并非德国所独有，在其他国家已有其发展历史尤其是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观点，即将生活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使学校成为“勤劳团体之学校”，便来自于裴斯泰洛齐的“以生活为自然教育之本旨”的思想3虽然旭轮重点介绍的是勤劳教育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历史，但其研究缘起依然是在德国流行的勤劳教育，这表明勤劳教育在当时的德国不仅仅是一种教育理念，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教育实践了事实上也是如此，1919年，德国新宪法将公民教育和劳作教育作为初等学校的必修科目，1920年召开的德国教育大会强调新学校必须是劳作学校，并制定了具体实施办法4劳作教育的思想从德国席卷到欧洲多个国家，不仅仅是对劳作教育本身的推崇，更是将劳作教育当作了培养现代公民的基本方式。

基于社会本位的基本立场，凯兴斯泰纳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服务于国家目标的“有用的公民”，劳作学校则是培养青年学生为社会服务的有效途径，从而也是实施公民教育的基本组织形式他指出，公民应该满足三方面的条件：一是有能力且愿意从事国家的任何职业活动;二是养成将职业视为职责的习惯;三是开发个体的兴趣和能力5这三方面的要求都应当考虑国家利益，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国家目标的实现，这是凯兴斯泰纳主张在公民教育中强调国家意识的直接体现受凯氏思想的影响，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在引介其观点时都强调，勤劳教育是现代教育的趋势，是公民教育的核心，因而也是救国图强的良药如天民指出，“如此以勤劳为基础之教育，其所以养成自助自信之精神，而使渐达于文明开化之域”同时，“生徒他日出为国家公民所必需之资格，悉由此而培养之不仅注重于知识技能，又养成各人之自制心、牺牲心、共同心，更由实行上使服从一般公认之权威，而积渐熏陶，俾成习惯”6由此可见，推行劳作教育在本质上也是公民教育的需要，这也与凯兴斯泰纳的国家观念相一致从社会本位的立场阐述教育，在公民教育中渗透国家意识，通过劳作教育培养公民，这些主张对新兴的民族国家来讲无疑是必要的近代思想家们在引介凯氏公民教育思想时，也是重在阐述其国家本位的基本立场，“所谓公民必需之道德，必也为公利以抑制私利，为全体以牺牲个人，方为公民最重要之道德”。

而这种“以国家主义发挥公民教育之精神”的不只是凯氏所在的德国，其他各国莫不如此7由于站在社会本位论的基本立场上，凯兴斯泰纳的公民教育思想更多地强调公民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这使得其公民观念依旧带着浓重的国民性色彩对于正处在民族国家建构尝试中的近代中国来说，这种立足于社会本位的公民观念更易于被接受和推广凯氏的公民教育思想建立在他的国家观之上，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必须基于国家的职能而提出，因此特别强调在教育中培养国家意识志厚在介绍其思想时指出，“凯氏所谓公民教育者，盖由二种思想，衍而出之其一，教育之事，不可不以国家为本位……其二，则谓将来之教育不可不于经济方面实业方面生利方面，十分顾虑1这两方面紧密结合，不可偏颇，构成了凯氏公民教育的基本内涵，其中，国家本位的观念是其教育思想的基础天民就此认为，凯兴斯泰纳的国家观、公民观与柏拉图的思想有相同之处，对此他有如下论述：真正公民，以实现国家最高目的之故，必须努力进行，自忘其身世界之内，种种职业，更仆难数，人人当竭其天赋能力，各自奋勉以图功或为学者，或为劳动家，或为艺术家，业各不同，而其根本目的，无或差异，此即真公民之本分故不问其职业种类如何，皆当充分诠发此根本意蕴，此即公民教育之本质。

而教育之目的亦在是矣，施此类之教育于共同团体，同时养成国民共同之基本观念，及乐工作耐劳苦之习惯，是为教育事业之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