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达生与土丝改良运动.doc

费达生与土丝改良运动周德华吴江县西南境沿太湖一带，气候温暖湿润，植桑缫丝，历史悠久，为我国重要湖丝产区之一，明代即以辑里丝著称于世，清道光以后再将土丝复摇成干经出口，一时名噪国外，生丝行销之畅使以震泽为中心的蚕丝产区内“乡村间殆无旷土，春麦之交，绿阴弥望［1］”生丝商品经济的活跃推动清末民初震泽附近农村缫丝手工业和摇经业的发展，该两业成为当地农民的重要生业，“邑中田多洼下，不堪艺菽麦，凡折色地丁之课及夏秋日用惟蚕丝是赖，故视蚕事綦重［2］上世纪末，国外丝织机械设备和工艺的发展对丝织品的要求日益提高，震泽一带所产农家土丝，因循守旧，质量上已跟不上形势，而国内机械缫丝业之兴起，使土丝相形见绌再说吴江蚕种数百年来沿用土种，品性退化，病害严重，影响成丝质量当时已有有识之士着意蚕桑改良，如“江震高等小学校长费君玄韫于自业田内辟二十余亩广植桑秧，试办新法育蚕，俟有成效，再行集合公司推广育蚕垦荒事宜……”［3］二十年代费达生继承其父费玄韫开创之业，致力於吴江的生丝改良事业费达生在吴江爱德女学校高小毕业后，报考了省立浒墅关女子蚕业学校（以下简称女蚕校）立下宏志，终身从事蚕业，报效祖国1920年青年费达生毕业於该校第五届。

1921至1923年年由女蚕校选派去日本东京高等蚕丝专科学校制丝科深造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以蚕兴国，费达生在留学期间目睹日本应用先进科学技术发展蚕业；在国际市场上稳操胜券，逐步侵夺我国利权另一方面在学习期间又深受日本人之鄙夷和岐视，激发了奋发图强，为国争光之心女蚕校长郑辟疆看到费达生从日本带回的蚕茧，茧体又大又厚，缫出之丝质量优，成本低，反顾国内墨守成规，蚕业衰败，感叹万千郑校长认为日本生丝的质量和产量能后来居上迅速赶上并超过我国，其重要原因是蚕茧质量优于我国，关键在于蚕种，而培育优良蚕种又在于运用科学方法郑校长和女蚕师生们决心走向社会，改革沿袭千百年的土法养蚕，抓起一场“土种革命”1923年，女蚕成立推广部，决定首次组织下乡宣传，经过三个月的准备，制作了蚕桑、蚕丝、蚕种、蚕具和改良缫丝车等各式图表模型，入冬农闲时，雇船两艘由郑校长亲自率领，至震泽镇及双杨、吴溇、开弦弓等六个村巡回展览每到一处，校长站立船头发表演说，用浅显通俗的例子对比土法和新法养蚕的优劣，其余人员接待蚕农参观，详细讲解费达生从扶桑归来不久，以推广部指导员身份参加了这次社会实践，她和另一位女教师在船头上用改良丝车作缫丝表演，两岸群众，围观如堵，啧啧称羡，有时还到茶楼酒馆进行宣传。

震泽丝业界亦已预见潜在危机，决意进行改良，1923年夏震泽市议会通过议案，拟筹设育蚕指导所女蚕校长此次宣传活动，扣人心弦，指出了蚕丝业的光明前途，对震泽城乡人民鼓舞颇大市议会乃委托女蚕校规划一切，郑校长当即慨然允诺，两家合办，选定开弦弓村为基地，定名“吴江县震泽市、省立女蚕校推广部合办蚕丝改进社”1924年春，女蚕校在推广部主任胡泳絮带领下，费达生等四人来到开弦弓村，她们带来了改良蚕种，带来了科学的育蚕技术，吴江的土丝改良运动开始萌动，终于结下了丰硕果实开弦弓村当时非常贫困，蚕种连年退化，病害蔓延，每年都有大量病死，一年能收二三成即属中游，有时甚至完全失败，缕丝无收每年蚕事之前，先要求神拜佛，祈祷蚕花娘娘保佑，实际上却是靠天吃饭蚕期中清规戒律甚多，荒诞无稽要改变这种落后面貌并非易事推广部与村小学校长陈杏荪商议合作，陈为人聪颖，对新事物敏感，由他出面说服历年养蚕失败之蚕户二十家，加上陈氏本家，一共二十一户，推行新法养蚕，每户派出一人学习新技术蚕种采用女蚕校赠送的改良种蚕事之先，对二十一家之蚕室蚕具进行消毒，并采取共同煖种、稚蚕共育及新法养蚕等措施，身教言传，又从女蚕校购置木制脚踏缫丝车十台，进行缫制。

是年，二十一家成绩俱佳，“共缫得生丝176两，售于无锡丝商，每百两作价竟较土丝约增十余元”［4］翌年，胡泳絮离职，费达生接任推广部主任当费达生带领师生们一到村上，蚕农闻讯，团团围住，争相购买女蚕校的新蚕种，据该村老农沈云泉（84岁）回忆，此年全村均养“洋蚕”推广部在村里成立了指导所，组织了五个稚蚕共有组（每组十余户）待三眠以后发还各户分别饲养，此年“出产改良丝1385两，售与震泽丝业公会，每百两售得六十五元，较土丝市价高出十五元之多［5］震泽丝业公会对费达生之尝试极为赞赏，乃于岁末在震泽镇上慈云塔寺院内举办土丝改良传习所，由费达生主持教学，该所办至次年春季，共培训了七十余人1926年春开弦弓蚕丝改进社，建蚕室八间，各蚕户复添缫丝车七十余台，并用木制烘箱烘茧，此年“生产改良丝八担有余，经郑校长介绍售於杭州纬成丝厂上海营业处卖价每百两七十五元，比之土丝价格，约多三分之一当时轰动全村”［6］1927年丝车增至九十余台，年产量超过十七担，售于上海有余丝厂1928年丝价疲软，丝市沉寂，且由於木车缫丝，断头较多，虽优于土丝，然终无法与机制丝匹敌为打开销路，费达生带领开弦弓蚕户到上海，住在旅馆里，打找熟人进行推销，直至年底才销掉。

此次受挫，使费达生、陈杏荪等人深悟，改良务必彻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有向机械化进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遂有建立合作社和机制丝厂的动议经费、陈等人的筹划，并得到女蚕校和震泽地方士绅、丝业界人士如沈秩安、倪次阮、孙伯和、施文卿、杨晓颿、费玄韫等人的支持，在1929年二月筹建，报名者四百余户，集资了753股，每股20元另外，还向农民银行及江丰银行贷款四万七千元，定名“吴江县震泽镇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呈请吴江县政府核准四月间，在该村东端破土建造实验丝厂，当时为了节省费用，请了戏班子前来演戏，招待群众，使厂房基础借此夯实建厂时，恰好女蚕校有一套广东人欧谭惠然女士所赠之全套小丝厂机械设备，长期存放在操场上闲置不用，郑校长同意拨给开弦弓村，此外还添置了一台小锅炉八月五日，一缕黑烟在开弦弓上空冒出，汽笛长鸣，村民们无不欢呼雀跃丝厂正式开车，计有缫丝车三十二台，复摇车十六台员工六十七人操作工均经挑选而事先经过两个制丝专业训练，技术娴熟投产两个月即产丝12担，其中一类10担，售价1534元，二类2担，售价1425元年终工厂利润达10807元，社员分得之红利为其股金之两倍。

［7］开弦弓丝厂是我国农民办的第一个近代丝厂，也是我国合作事业的先声，1930年6月《江苏党务周刊》第24期发表了徐绍階撰写的“本省唯一之模范合作社”，对该厂赞赏备至，文中说道：“欲求产业之繁荣，经济之发达，自非深入农村，普遍提倡合作事业不为功也惟是本省合作事业，尚属萌芽时期，现有各种合作社，不过初具规模，成绩不甚显著，而其种类，多偏于信用合作社欲求一优良之生产运销合作社，诚为难见，只有开弦弓乡之生丝精制合作社，份子健全，组织完密，自选种育蚕，至於缫丝，无不采用科学方法，以故业务发展，有蒸蒸日上之势，匪独为一县一省生产运销合作之楷模，抑亦全国之标榜也1930年丝价暴跌，该厂经得住惊涛骇浪的考验，其所产之蜜蜂牌白厂丝，足以与大厂一争高下，销路颇畅1935年该社决算盈利万余元，归还了银行贷款，而其时所投入之厂房与机器的资金俱已回收［8］开弦弓合作社之欣欣向荣，受到各界好评，1935年中央合作研究班曾组织参观团，进行实地考察［9］费达生在总结办社［10］经验时，列出几条因素，即办于乡村，降低成本；乡村经济有弹性，易于维持；原料收自社员，统一而优良；规模小，投资少，见效快这几条即使对现今的乡镇工业仍有指导意义。

费达生认为安定蚕业是维持乡村经济的根本基础，而制丝合作是“救济蚕丝及我国社会经济之根本办法”开弦弓一枝独秀仅不过是个开端，在费达生的倡导和推动下，至1928年，女蚕校之蚕丝改良事业已遍及吴江蚕区各乡以及吴县、无锡等地，成绩卓然费先生还认为要搞好蚕丝改良先必抓好蚕种，也就是当时所谓“土种革命”，农民深悟种良蚕壮丝美之道理，对改良蚕种需求日殷1925年费达生与李权等五人在吴江合办了友声蚕种场，每人入股五百元，费母将费达生的积蓄交给她去投资1926年女蚕校教员邵申培开办“大有”蚕种场，费达生又投资五百元以示支持二十年代末，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丝业外受日丝竞争，内受人造丝倾销之压迫，大有江河日下之势如美国丝业专家陶迪博士在《上海评论》上写道：“中国丝厂近五年来不但没有进步，且上年的出品反见退化，所以美国纽约生丝交易所不许华丝加入拍卖1933年6月1日至1934年2月底，辑里丝之出口仅及上年同期之半丝价低落，丝市寥落原先震泽一带在全盛时代，“丝行达四五十家，晚近以来，丝市萧条，相率停歇，开行应市者，以严墓平望合计之，不及从前十分之一［11］丝业中人士忧心忡忡，情绪低落，持悲观看法者大有人在。

1934年5月7日费达生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题为“复兴丝业的先声”一文，在理论上加以阐述驳斥文章的开场白为：“很多人这样说，丝业是已经走到尽路，没有希望了……看报，到处都是丝商仃业倒闭，市价紧缩狂跌……但是我们不敢作这种失望，并且亦觉得不必作这种失望，我们有生路”接着分析苏南浙北太湖流域一带农民除了饭米为耕地所得外，其他一切开支都倚于蚕丝业的收获，因此丝业是江浙农民的生命线，她批驳丝业走到绝路是不负责任的欺人之谈，而相反应持积极态度去努力改善丝业作为“具体救中国的一端她提出的新见解是“丝业的复兴，应当向农村中去发展，使它成为安定农村经济的副业”，并坚持在农村设厂使农民不致离乡，使丝业不致脱离农村其后，又表述了复兴丝业的具体措施如增加效率、改良品质、降低成本等文末极有信心地预言，“技术的进步，可使丝业有一天能和日本作殊死的竞争1934年4月吴江为改进并复兴蚕丝事业设置了蚕桑改良区，统辖全县蚕桑改进事务，总办事处在县政府内，由县长兼任主任，委费达生副之［12］1929年2月，震丰丝厂在震泽建成，拥有丝车416台，工人950人，当时已属相当现代化之机械制丝厂建厂伊始，适逢萧条，加以经营不善，原料茧子缺乏，生产时断时续，董事会内部吵吵嚷嚷，回天无术，至1934年被迫仃办。

费达生在设厂之初即兼任技术工作，情况熟悉，乃代表女蚕校与厂主孙荣昌进行谈判，拟租借该厂，孙未予同意费退而在平望筹设小型丝厂费与上海新华银行行长王志莘之妻胡六英女士为女蚕校同学，过往甚密，邀请王、胡到震泽等地参观考察，王至为感动，对费的业绩甚为钦佩，回沪后慨然贷给七万元作为建厂基金孙荣昌风闻此事乃让步，于1936年同意租给女蚕校十年，遂更名震泽制丝所，改弦易辙，经营农村蚕丝合作社委托的代缫代烘业务平望制丝所在1937年6月初开工，拥有新式立缫车60台，日制煮茧机、烘茧机各一台，为当时我省最先进水平费先生身兼三所经理（另一处为无锡玉祁制丝所），穿梭往来于三处之间正当江南制丝事业大有进展之际，日本侵略魔爪已经逼近，“八·一三”战后，日寇侵占上海，时局恶化，平望制丝所，遣散工人，先行关闭九月上旬日机飞临平望制丝所上空，投弹两枚，炸毁烘茧机房及煮茧间，以后天天骚扰11月下旬，平望震泽先后陷落，两制丝所均被日寇所焚毁其后，在日本当局所办之《华中蚕丝报》1940年第7期上刊载一桢震泽制丝所被毁的照片，画面上断垣残壁，其下题称：“抗日主义者之罪状”又附注“化为废墟后的震丰丝厂”，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破坏我国蚕丝事业的狼子野心。

当硝烟弥漫，枪声临近时，费达生先生在众人劝说下，才离开震泽，携带剩丝剩茧到开弦弓村暂避，然而乡下也不平静，时有太湖土匪的威胁，又传说日寇即将前来扫荡再说战前日本报纸已经惊呼过：“中国有一批穿学生装的女子在农村指导蚕农，促进蚕丝改革，势将为日本之劲旅”郑校长费达生等人当时已列入日本军方之黑名单，无法再在家乡容身，只得挥泪告别创业基地，雇了四艘大船装了茧和丝转移到皖南山区，不意在泗安与日寇遭遇，行李物品俱被焚，幸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