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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文化政策 在以往政府设计的任何改进中，都不可能对某种价值全盘否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某种价值可能比另一种价值更被推崇——〔美〕赫伯特考夫曼（Herbert Kaufman）第一节 文化观念衍变与文化政策回应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曾指出：“英文里有两三个比较复杂的词，文化（culture）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的原因是这个词在一些欧洲国家语言里，有着极为复杂的词义演变史然而，主要的原因是在一些学科领域里以及不同的思想体系里，它被用来当成重要的观念[1]在这一章节中就即将探讨当代文化政策中的文化观念衍变历程及其政策措施的回应关于“文化”一词的定义，众说纷纭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 Kroeber）和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回顾》（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1963）一书中研究了100多条不同的文化定义根据不同文化定义所固有的基本主题，将谈话和历史文献中许多明显不同的文化定义加以分类，得出九种基本的“文化概念”：哲学概念、艺术概念、教育概念、心理学概念、历史概念、人类学概念、社会学概念、生态学概念和生物学概念。

[2]我国学者衣俊卿提出“文化层次论”，即把文化理解成三个层面的概念：第一层面的文化理解是诸如文学、书法、戏剧等具体艺术形式或产品；第二层面的文化理解是指作为精神形态或观念形态的文化，这是一种社会主导性的价值观，也可以称为社会的精神形态或文化软实力；第三个层面的文化理解通常被称为“文化模式”这是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态等各个领域的运行模式，是社会有效运行的内在制约力和驱动力，也是一个民族、国家历史地凝结而成的内在机理或图式的文化文化模式带有整体和整合的特征[3]事实上，理论界往往以广义术语来表达和定义文化，而这里所讨论的文化政策领域则仅仅限于部分领域，只集中反映文化概念的某些方面从当代文化政策发展历程来看，文化政策中文化最早被界定为艺术、遗产，后来政策范围及内容获得了拓展，有了更为广义、综合的术语来表达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2年墨西哥城召开的文化政策世界会议上采用了下列文化定义：今天，应该认为文化是一套体系，涵盖精神、物质、知识和情感特征，使一个社会或社群得以自我认同文化不单包括文学和艺术，也包括生活方式、基本人权观念、价值观体系、传统与信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墨西哥文化政策宣言》这一理解对全球文化政策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同时也逐步影响了各民族国家文化政策的内容。

文化标识着群体特征，是群体价值观念和实践背后隐形的指挥棒和推动力文化就其本质来说，具有动态性它既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同时也和社会一起不断发展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联系性是文化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外在结构关系[4]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科技进步水平提供文化传播的技术手段，政治制度和策略影响文化发展的方向提出“文化战略”概念的荷兰学者皮尔森，从人类发展角度也肯定了文化的动态性他认为，“文化”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文化不仅是传统，而且是任务任务体现在：文化是对自然的持续的改造，而人则在文化中发展自己[5]一 文化概念的发展与文化政策内涵的拓展当代文化政策的确立及发展，既与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构建直接相关，又与当代社会“文化”角色的深刻变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文化政策内容的拓展延伸也是与20世纪以来文化观念的衍变是相一致的文化观念映射到文化政策上，是受历史经验、当代的现实、当前的趋势和未来的需求综合影响所致众所周知，文化的发展有相当强的对传统继承的惯性，因此会有一个延续的过程，文化政策的发展也不例外就主流文化而言，文化充当的角色就是民族和国家变化以及各种趋势的记录者[6]很容易判断：在当代社会，文化的某些功能仍在发挥作用，有些则稍有弱化。

当政府大规模介入公共领域时，人们寄希望于政府能够通过一个更加集中和广泛的途径处理社会问题和公民需求，从而超越私人生产者和特殊利益群体的利益[7]历史证实：文化和各种文化形态很容易因为政治目的而被操纵和利用因此，当代文化政策需要通过更加完善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机制，才能保障文化发展成为满足人们需求、履行权利和义务的最佳途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政策主要强调文化的启蒙作用及社会功能的发挥早期，文化政策延续了文化的传统意义和功能，即把文化视为整个社会得以文明发展的关键要素，与国家凝聚力、民族认同感和区别性密切相关，广泛的文化启蒙可以加强民主进程此时，文化政策的核心是保护精英文化艺术和文化遗产，增加公众接触“精英艺术”文化形式的机会50年代，文化不仅代表国家身份，也体现普遍价值观，实行的是以供给为中心的文化政策，依托精英文化、高雅艺术，通过“由上至下”的公共文化举措，传播普遍价值观60、70年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所导致的新产业革命，正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期，社会运动蓬勃发展，权利抗争激烈此时，文化权利也获得广泛关注，引发了民众对文化平等的诉求社会平等不仅仅意味着物质财富的分配公平，同样也意味着对文化差异的承认。

社会抗争不是为了争夺经济权利或者物质利益，而是不同亚文化及不同文化群体为了得到社会和法律认可而进行的斗争[8]文化的民主化纳入许多国家的政策议程，以期解决社会的包容问题文化被视为缓减社会压力，改善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良剂70年代末，文化政策的范围已从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展览、文学、戏剧等扩展到了文化产业、城市规划和社区文化文化政策将公共参与延伸到了大众文化领域，鼓励地方性的、小范围的、社区型文化活动的参与相比起价值和欣赏品位而言，文化政策更加看重文化的多样性，看重公众是否有条件接触和参与到文化之中这种文化政策强调的重点更多的是为公众提供选择，而不是所提供文化的质量如何[9]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欧洲各国在稍后的80年代普遍面临经济衰退西方管制政策被认为是经济低迷的诱因，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思潮认为人类需求只有通过无管制的自由思想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进而从理论上消解了公有制及特定管制形式的合法性，为政府市场化导向的规制变迁和文化传播领域的放松管制提供了思想基础[10]80年代开始，整个西方受英美（撒切尔和里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影响，开始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和社会保障，包括公共文化领域的财政投入，文化政策领域开始更多地使用经济和管理思维方式。

80年代中晚期，全球产业结构发生转变，产业布局重新调整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为基础的制造业发展优势日渐衰微，文化产业首先在旅游业内发展起来，其他文化生产部门，如娱乐产业、艺术产业、传媒产业等也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经济力量，产生直接就业机会和收入各国文化政策开始强化对经济（工具性）功能的追求，以促进边缘地区发展活力经济思维导向的文化政策把文化视为能够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地方营销工具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形态的转型，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潜在要素又再次被突出强调理论界早期的讨论在经济发展中逐步呈现，如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的长波理论（Long Wave Theory）以及他将技术革新看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推动力的理论贝尔（Daniel Bell）的后工业理论，也指出经济发展的动力已经不再是有形的资本，而是以科学知识为表现形式的人力资本越来越多的价值增值不是来自传统的物质改造的生产活动，而是来自人的思想可见，社会的增长模式开始依赖于技术创新和国家知识资本的提升在此思想指导下，一些国家公共政策把文化视为创新来源，等同于创造性，关注的重点是其为国家带来的经济竞争优势政策核心也从关注文化设施等环境氛围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发展到把文化领域视为是经济领域的一部分，或者一种产业。

文化被界定为与文艺联系在一起的实用的和功能性的生产形式的活动通过文化消费实现在地区和社会层面上的平等，使个体满足与社会利益相一致从而，导致文化政策成为一种“产业”政策[11]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于1994年第一次出台文化政策《创意之国度》，将文化产业尤其是艺术产业正式定义为一种经济性质的产业，并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加以实施推动受其启发，1998年英国工党政府提出“创意产业”概念，将文化产业进一步融入了产业融合发展趋势及信息化社会的背景中，开创了全球新经济潮流同时，文化政策也转向新兴通信技术领域的产业政策可见，在经济思维引导下的文化政策，文化被界定为两种功能：其一，视其为社会增长模式的潜在要素，强调文化的经济贡献其二，视其为支持和促进的角色，目标是提高生活质量，吸引经济投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尤其到了21世纪，世界对“文化”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尽管经济思维在各国文化政策中仍占有比较突出的地位，但通过对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反思，文化的民族意识及整体性观念开始逐步成为文化政策的主导思想《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中指出：“文化是当代就特性、社会凝聚力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发展问题而展开的辩论的焦点。

民族国家对全球化时代文化贸易、文化传播导致的文化霸权现象十分警惕这使得文化的“民族”和“地域”等文化差异性的认同开始成为共识，并成为保障和维护民族国家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基石，也成为角逐全球化格局中文化地位的重要因素文化的整体性观念来源于人类学理论解释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文化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ulture，1958）一书中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12]此定义对文化的理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不仅对有关文化的性质、范围、意义和实质的当代观念有强大的冲击，而且它还在文化的观念和定义的历史演变中起到分水岭的作用泰勒之前的文化概念往往强调的是整体的各个部分的概念泰勒开启了文化的整体观，研究的关注点也集中到整体上和文化的复杂的相互关系上[13]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其专著《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 1965）中为文化下的定义，对后来文化政策研究也产生了影响他认为文化有三种定义，其一是杰出的观念或思想。

其二是指以物质形式存在的、凝结着人类思想与经验的产品其三是指一个社会的整体的生活方式[14]文化的整体性观念获得了延续具体到后来文化政策中的整体性观念，主要是强调文化的“动态的和有机的整体”特性当以整体性方式看待和对待文化时，文化政策可以更全面地，而不是按特定方向来处理人类与世界的关系文化政策开始有着更为广泛的目标，包括促进文化艺术的发展、处理与人自身发展的关系、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战略的实施等，甚至可以探讨文化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作用不过，也有西方学者批评：当今文化政策中的文化意义受到了削弱，或变得含混不清早期文化政策中对“启蒙”“艺术的平等”以及“观众思考机会”的关注，已被多元政策目标所稀释了将文化视为一笔资产而非单纯的资源消耗，这在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已获得共识，并由此提升了文化政策的地位然而身处社会经济需求尚未得到满足的地区，文化往往还被作为奢侈品看待，以至于当地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衰退未来文化政策的发展虽然是未知数，但有一点可以明确——文化观念既要与变化的现实相协调一致，又要与人类追求的未来方向相协调一致二 文化政策与文化的价值功能及内涵文化政策之所以可采用整体观，并被视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因为文化可以具备不同的价值功能及内涵。

英国文化媒体体育部委托研究报告——《测量文化价值》（M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