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魔远游：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的白居易诗歌译介及影响.docx

    “诗魔”远游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的白居易诗歌译介及影响    葛文峰摘 要： “诗魔”白居易是中唐时期的代表诗人，白居易诗歌的世界之旅正因英国翻译家阿瑟·韦利的译介而得以成行近似的人生哲学与趋同的诗学审美使白居易与韦利成为“异国知己”韦利“达意传情”翻译思想指导下的白居易诗歌译文是优美的诗篇，成为美国诗人创作的源泉、仿拟的典范，对美国现当代英诗产生了深远影响藉此，白居易及其诗歌成功进入英诗体系，实现了汉英诗歌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世界文学的发展，缔结了一段中外文学关系史上令人瞩目的“诗歌因缘”Key：白居易；阿瑟·韦利；诗歌译介；传播；影响：I106 ：A ：1006-0677（2016）6-0032-08一、引言白居易（772-846，河南新郑人）是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齐名的“唐代三大诗人”之一，更是中唐时期的诗坛领袖，世称“诗魔”近代以来，白居易诗歌（以下简称白诗）在国外——尤其是西方世界——广受关注，影响极大诗魔”走出国门、白诗“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哪位翻译家的译介之功最大，影响最为深远，并且“使得白居易在现代英诗读者中，崇拜者数量超过李白、杜甫”呢①？他就是阿瑟·韦利（Arthur Waley， 1888-1966）。

韦利是英国20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英国政府曾授予韦利“大英帝国爵士”（1952）、“女王诗歌奖”（1953）及“荣誉爵士”（1956），以表彰他对中国文化研究与译介的卓越成就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汉学生涯中，韦利始终对白居易青睐有加在现当代英语世界的唐诗译介和研究中，他（韦利）对白诗的推崇是极为罕见的”②从出版概况中可以管窥韦利对白诗的“痴迷”，在他的每部汉诗英译集中，白诗的数量与篇幅均名列前茅《汉诗集》（Chinese Poems，1916）收录3首；《汉诗170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1918）收录52首；《汉诗补集》（More 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1919）收录53首；《郊庙诗集》（The Temple and Other Poems， 1923）收录1首；《汉诗选集》（Select Chinese Poems， 1934）收录12首；《汉诗译集》（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1941）收录108首；《汉诗集（增补版）》（Chinese Poems， 1946）收录103首；《白居易生平及时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Po Chu-I， 1949）收录98首。

此外，韦译白诗散见于其他杂志、文集中《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学刊》（Bulletio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of London University， 1917， No.1； 1918， No.2）刊登60首；《芙蓉》杂志（The Lotus Magazine， No.2， 1916）、《论坛》（Forum， 1928）与《安德烈·魏德曼中日研究纪念文集》（Sino-Japonica， Festschrift Andre Wedemeyer， 1956）共刊登5首若将重译、复选计算在内，韦译白诗近500首韦译白诗广受大众读者欢迎，文学评论界也对其赞扬有加截至1946年，韦利的成名作《汉诗170首》（1918）已再版12次，足见其社会认可度之高即使韦利逝世（1966）至今的近50年中，含有白诗的韦译汉诗集屡次再版尤其在近年，几乎每年都有再版新印面世2012年，美国文学家克莱格·史密斯（Craig Smith）将散落在各部诗集中的韦译白诗汇编出版，取名《待月集：白居易诗选》（Waiting for the Moon： Poems of Bo Juyi），再次引起英语世界读者对白诗的阅读高潮。

由此，“韦利的翻译和介绍使得白居易成为在西方最为人知的中国古代诗人之一”③韦利缘何对白居易如此偏爱，他的白诗英译策略有何特点，韦译白诗对现当代英诗有何影响？笔者拟对此进行一次系统的梳理与探讨二、“诗魔”的英国故知：韦利的“白居易情结”浓厚的“白居易情结”令韦利与白居易缔结了一段跨越时空与中英文化的诗歌因缘究其原因，是韦利与白居易近似的人生哲学与趋同的诗学审美使然1. 隐士情怀：韦利、白居易近似的人生哲学白居易生于国运渐弱、战事频仍、社会动荡的中唐时期成年的白居易“学而优则仕”，他虽然宦居高位，却深谙宦海沉浮的道理尤其是从京城被贬为江州司马之后，白居易的归隐之心更加强烈但是，在儒、释、道思想浸淫下的白居易既不向往隐于市的“大隐”，也不赞同隐于野的“小隐”，而提出一种“中隐”思想白诗《中隐》标明了他的生活哲学：“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④这种“亦官亦隐”的“中隐”生活态度是中庸哲理的体现，在入世“亦官”作为稳定经济来源的基础上，白居易过着出世、远离政治纷争、寄情山水的“亦隐”生活在“牛李党争”的复杂政治格局中，白居易仍坚守“中隐”，与两个政治集团既保持良好关系，又与之保持一定距离，始终不参与其核心斗争，处于社会主流边缘的“隐士”位置。

这种‘隐法具备广泛的普遍性与可操作性，故而为后世文人士大夫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范式，得到了极大的认同和追效”⑤事实上，韦利也极力效仿、实践“中隐”人生哲学韦利经历过“一战”、“二战”的军事灾难，也饱尝“大萧条”经济危机之苦韦利所处时代的忧患，似乎早在1100年前就被白居易一语道破了”⑥所以，他的汉学学术人生同样处于一种“中隐”的隐士生活状态青年时代的韦利与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汤姆斯·艾略特（Thomas Eliot）、罗杰·弗莱（Roger Fry）等文化界名人颇有交往尽管这些诗人、学者是当时名声大噪的“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 Group）与“新诗运动”（New Poems）两个文化圈的领袖，邀请韦利参加过他们的文化雅集，但是韦利始终没有成为这两个组织的正式成员他“没有兴趣加入某些团体，根本没有进入‘布鲁姆斯伯里”⑦韦利追求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无意担任公职除却担任大英博物馆助理馆员的16年（1913-1929）和英国情报部检察员（1939-1945）的6年，韦利一直是一位潜心中国文化翻译与研究的自由学者面对剑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职位的聘请，他直言“宁死难以接受聘任”⑧。

即使晚年生活穷困潦倒，韦利不曾改变初衷，终其一生作为现代伦敦社会的一名隐士 韦利对白居易的隐士情怀产生共鸣共同的隐士人生哲学使韦利在他所醉心的中国唐代社会中寻得了可以膜拜的精神偶像白居易2. 诗人相知：韦利、白居易趋同的诗学审美作为诗歌翻译家的韦利也是一位知名诗人晚年的他坦言，“我从万千首汉诗中选译的作品须具有我本人的诗歌特点，即‘意气相投”⑨白居易作为韦利最心仪的中国诗人，所谓“意气相投”指韦、白两位诗人“以诗会友”，具有趋同的诗学审美白诗以讽喻性的现实主义主题著称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白居易呼吁“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一是反映时事，二是讽谏现实白居易既有《长恨歌》描述帝后爱情的借古讽今，又有《琵琶行》同情歌女遭遇的失意抒发，更有《卖炭翁》记录百姓疾苦的社会鞭笞韦利对于这类主题的白诗十分偏爱，曾撰文进行专论，如《〈琵琶行〉评论》（Notes of the“Lute-Girls Song”， The New China Review， 1920 No.1）与《论〈长恨歌〉》（The Everlasting Wrong， Bulletio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of London University， 1922， No.2）。

韦利对现实的关注、对弱者的同情成为他价值观、诗学观的重要部分出于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韦利曾提请英国政府归还大英博物馆馆藏的、从中国掠夺来的文物，他也因此被褫夺了“荣誉爵士”头衔韦利创作过反映二战战情的现实主义诗歌《检察官：一首汉风诗》（Censorship： A Poem in Chinese Style），以自己从事的情报检察员的口吻，表达了对欧洲战事升级的担忧与对普通大众罹难的无奈白诗语言措辞浅显易懂、鲜用历史典故，这正契合了韦利的诗学主张：反对冗繁古奥、文采华丽的“维多利亚诗歌”传统白诗平实通俗，是普通读者能够企及的诗歌，有“老妪能解”的美誉韦利对此极为赞赏，“白诗毫无严谨的推理与先哲的文雅，其直抒胸臆与自我剖析的特点是西方人难以超越的”⑩他还偏爱白诗朴实自然的风格，主张摈弃过分用典、过度雕饰的做诗风气，甚至批评道：“典故历来是汉诗的一大弊病，是能将诗歌毁掉的元凶”{11}其实，典故所富含的文化因素是读者有效阅读与译者顺利翻译的主要障碍在翻译家韦利眼中，诗歌的可译性是翻译选材的基本标准，而易懂的白诗同时也比较易译，因为“白诗最显著的特点是用词简易”{12}1946年，韦利坦陈，“我译的白诗是其他诗人的十数倍，非其品质高出十数倍，是其可译性最佳而已”{13}。

这种诗学审美取向的惊人一致使得韦、白两位诗人最为相知白居易情结”使韦利毕生生活在白居易的世界里1970年，韦利的学生、东方学家伊文·莫里森（Ivan Morrison）出版传记《山中狂吟：阿瑟·韦利评注》（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s： An Appreciation and Anthology of Arthur Waley），谐名白诗《山中独吟》，称韦利为“诗狂”（Mad Poet）——“诗魔”白居易的英国故知三、“诗魔”的异域复活：韦利的白居易诗歌英译英国诗人亨伯特·沃尔夫（Humbert Wolfe）指出，传统的译诗或是拙译，或是劣诗，而韦译是例外，他创造性英译的汉诗是具有鲜活生命力的诗篇，未曲解中国诗人{14}韦利的译诗之所以能突破以往“死译”汉诗的窠臼，是因为他的诗歌翻译思想明确，突出“达意传情”的宗旨：我坚信译诗应该传递原诗的基本特征，其译法即直译而非释义{15}直译达意的同时，译者务必传递原诗的情感——诗人将悲愤、怜悯、愉悦等情感因素诉诸诗作的意象、音韵与语言之上，译者若肤浅地译出一些毫无节奏的文字的表层含义，或许译者本人以为这是“忠实”的翻译，实际上完全误解了原诗{16}。

韦利的根本目的是“译诗为诗”，直译是忠于汉诗的基本途径，是相对于意译或释义而言的，但“字对字”的直译又缺乏情感的表达在“达意传情”中，“达意”是基于“传情”考量的直译旨归，“传情”是直译方法论下深层“达意”的目标达意”与“传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正是在这种翻译观念的规约之下，韦利在白诗意象、韵律与语言方面开展具体翻译实践，使其在异域复活1. 韦译白诗的意象再现韦利十分强调意象的作用与地位，将其喻为诗歌的灵魂因此，他在英译白诗时，译法极为谨慎，既不增添自己的意象，也不抑制原诗的意象，而是忠实地加以还原这也是韦利白诗英译“达意”的初始方法意象的传译远非字面或词典意义的表述，而是在译诗中积极营造原诗诸多意象所聚合的意境如《即事重题》（Ease）的翻译：重裘暖帽宽毡履，Lined coat， warm cap and easy felt slippers，小阁低窗深地炉In the little tower， at the low window， sitting over the sunken brazier.身稳心安眠未起，Body at rest， heart at peace； no need to rise early.西京朝士得知无。

I wonder if the cou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