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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页论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摘要:本文在肯定国际法是法律的基础上展开国际法效力根据问题的探讨,并回归到法的效力问题,甚至法的本质问题上展开论证认为将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归结于“理性”或者“共同意志” ,抑或是“协调意志”都有失偏颇,主张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即主观意义层次的直接依据和客观意义层次的根本依据进而指出,将格老秀斯的理论简地称为“折衷学派”是不够严谨过于草率的关键词:国际法、效力根据、共同意志、正义的秩序“国际法的效力根据” (the basis of international law)是国际法学中的一个术语,指的是,国际法何以对国家及其他国际法主体有拘束力它是国际法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笔者认为在探讨这一理论之前,要解决与它紧密相连的另一国际法基本理论问题,即国际法是否是法律,国际法是否有法律约束力?早期的法学家曾经否认国际法的法律性质,19 世纪的英国法学家奥斯汀(Austin)把国际法称为 “实在道德” ,对国际法采取否定态度王铁崖先生认为问题在于法律的定义如果不把法律与国内法律等同,国际法就不是法律,也不可能是法律但是法律是对社会成员的行为的有强制力的规则的总体,法律不限于国内法。
国际社会虽然没有像国家之内那样的立法机关来制定法律但通过其他方式——例如条约等——创造国家社会成员——国家等的行为规则;虽然也没有像国家之内那样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来执行法律,但在一定程度上有某种机制使国际社会成员——国家遵守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应该说,国际法是法律或者说,是法律的一个部门王铁崖先生进一步指出,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国际法是否为国际所遵守?而在事实给予了法律属性的基础上,将国内法与国际法进行比较,指出了国际法的特殊性在肯定了国际法是法律,具有法律效力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开始国际法何以对国家及其他国际主体有(法律)约束力问题的探讨了对于这一问题,国际法学界认识不一,看法有异,并形成诸多不同的学派如自然法学派、实在法学派、折衷法学派和所谓新自然法学派、新实在法学派等中国学界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关于国际法效力根据问题的学派争论自然法学派欧洲中世纪法学与神权是分不开的自然法学派以前的法学是神权法学自然法学产生很早 ,盛于 18 世纪,成为资产阶级同神权和神权法学斗争的武器,对现代西方法律思想产生过很大影响在国际法领域,自然法学的主要观点:国际法是自然法,或者说是自然法的一部分,是自然法对国家之间关系的适用;自然是国际法效力的根据,而自然就是本性、理性、正义,是人的本性或者事物的本性。
该学派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维多(Victoria, 1483~1546)给国际法下的定义为:“自然理性在所有国家之间建立的法 ”实在法学派该学派反对将自然这一抽象概念作为国际法的效力根据,主张国际法是建立在习惯和条约基础上,强调国际法是人定法它在 19 世纪开始取代自然法学派的优势地位该学派认为国际法效力根据是体现为习惯或条约的国家的共同意志其早期代表人物邹奇(Zouch)为国际法所下的定义是:“国际法是由大多数国家间根据符合理性的习惯所接受,或者是由个别国家所同意之法 ”奥本海(Oppenheim, 1858~1919)也是采用同意说作为国际法效力的根据的他认为,各国的共同意(Common consent)是国际法效力的根据格老秀斯学派因为该学派是以荷兰法学家胡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的国际法理论为基础的该学派被有的学者称为折衷学派格老秀斯认为,法律可分为自然法和意志法两大类意志法又分为:神意法和人定法人定法又分为:国际法、国内法和地方法国际法是各国共同签定和公认的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国际法可分为两类:一是以理性为渊源的国际法,即自然国际法;二是根据各国共同的意志所制定的国际法,即意志国际法。
自然国际法是制定意志国际法的依据意志国际法不得违背自然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除了上述三种主要学派以外,到了 20 世纪,又出现了一些其他学派,如,新自然法学派,规范法学派,政策定向法学派等等,本文一则限于篇幅,二则认为他们与前文介绍的主要学派无实质差别,不再一一介绍在中国,当前有一种较为通行的理论认为: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是各国统治阶级的意志,但是这种意志不可能是各国的共同意志,而是体现在国家习惯和条约中的“各国协调意志” 其理由是,国际法是各国公认的,不可能只代表一国的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只能是代表各国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各国的统治阶级,特别是不同政治社会制度的各国统治阶级,不可能设想都抱有共同的意志,而只能是“各国的协调意志” 王铁崖先生进一步指出, “国家之间之所以达成协议,形成支配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原则、规则和制度,是因为这些原则、规则、制度是国家在彼此交往中有这样的需要 ”“在法律上,国际法效力的根据是国家意志的协议,而在法律之外,国家意志的协议是受国家之间来往的需要所支配的 ”对国际法效力根据问题的剖析正如周鲠生先生描叙的, “自然法学派、实在法学派、折衷法学派的产生和发展是互相有交叉,但是何时哪派占优势则是清楚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周鲠生先生描叙的这种现象呢?一般论者都从时代背景下的社会政治形势、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文化背景等角度进行考察,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笔者在本文中想从国际法效力根据这一问题本身出发,并结合时代背景等因素进行探讨,以求新知如前文所述, “国际法是法律,具有法律约束力”这一观点是学术界的知识,那么,国际法的效力根据问题就可以回归到法的一般问题上来展开法律效力问题是法理学上的基本理论它主要讨论三个问题,一是法律效力范围问题;二是法律效力来源问题,即法律效力为什么会有效力;三是不同法律相互间的效力关系问题,即法律的效力等级或法律位阶问题显然,国际法的效力依据问题即法律效力问题的第二个问题,即法律效力的来源问题对此问题的回答迥异,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效力来源于正义,来自于民众的认可,社会法学派则认为法律效力来自社会事实,事实上人们照此办理,则法律有效,否则法律无效;规范法学派一般则认为法律的效力来自于主权者的命令,因为主权者有下命权,而被法律规范的人原先就有服从主权者的义务,所以法律有效力上述各学派对法律的效力来源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暗含了各自对法的效力标准的看法,其背后是各学派在政治上、哲学上、价值观上的分歧,具体而言,即从法的有效性这个角度出发,各学派在看待什么是法,法之所以成为法的态度上是不一致的。
换言之,之所以对法律效力来源问题有上述不同的回答,其根本原因在于各学派对法律的本质问题的认识差异著名法理学家周永坤先生认为,法律的本质可以不同角度去认识,人们对法律本质的认识是在相互批判与法律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从精神方面去认识法律始终在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周永坤先生将从法的精神内涵角度把握法律本质的各种理论归纳为意志说、理性说和客观系说意志说认为法律体现的是意志,理性说认为法律体现的是理性,客观系说认为法的精神内涵是某种客观外在的关系,法只是对这种关系的表述国际法当中关于国际法效力问题的自然法学派对法的本质的看法,显然应归入理性说,进而它主张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是自然法,根源于人的本性、人的理性和正义而实在法学派对法的本质的看法应归于意志说,进而主张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是“共同意志” 周永坤先生同时认为,将法律归结为意志或理性均有失偏颇 “法律是理性和意志的复合体 ”“一方面,以应然法出现的理性源自社会结构又超过社会结构,不断地改变着法律,制约着统治者的意志;另一方面,统治者的自我利益主张又不断地转化为立法意志,力图改变或强化某些法律以实现自我利益 ”依此理论,主张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来自于“自然法” (人的本性、理性和正义)或“共同意志”是不尽科学的。
在周永坤先生的上述法理学理论基础上,笔者尝试对国际法效力根据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主张国际法效力根据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即包括主观意义层次上的直接依据和客观意义层次上的根据当然,这种划分是从相对意义上所做出的所谓主观意义层次上的直接依据指的是一切或多数国家的意志,具体表现为主权国家通过国内立法或直接承认国际法的效力,而由一切或多数国家达成的“共同意志” 所谓客观意义层次上的根本依据指的是国际社会的秩序要求(尤其是安全秩序的要求)和人类社会的正义要求而这些秩序要求是如何为人类所知的呢?是理性因此,从强调人的认识因素这一角度出发,认为国际法效力依据是人的理性,这并无不妥之处,反具积极因素为论证上述观点,笔者将勉励为之尽管对国际法效力根据问题,各国学者认识不一,分歧颇大,但在实践中各国做法却极为相近,即通过国内立法对国际法在国内的效力问题做出规定,不论是规定国际法效力高于国内法效力,抑或是规定国内法效力高于国际法效力,国际法的效力都是在国内的同意或承认下的因此,对于实在法学派来说,国际法的效力根据直接确切地呈现给学者的是国内的同意和承认,来自于国内统治者的意志这与实在法学派学者所持的经验主义的实证主义的认识论不无关系。
而自然法学派学者所持的是理性主义的哲学观,显然不会停留在这主观意志层面为什么国内会通过立法规定同意或承认国际法在国内的效力?仅仅是国内统治者自身利益的扩张需要而集中体现的“共同意志” ,或者是王铁崖先生所解释的“国家之间来往关系的需要”?笔者不这么认为纵览国际法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在古代和中世纪,由于生产始终没有超出自然经济的范围,各个国家或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都处于相对闭塞的状态,相互之间的交往极为罕见,有则多为暴力交往,这一时期的国际法(或国际法雏形)和国际法实践,以使节法、条约法、战争规则等最为多见到了近代,随着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首先产生并迅速发展,西方国家极力在海外殖民扩张,世界市场形成,东西之间和各大陆之间,各民族、各国、各地区之间原有的隔绝状态被打破,经济交往增多,但促进国际法发展的主要还是暴力交往——战争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结束战争的威斯特伐里亚公会(1643~1648)和《威斯特伐里亚和约》标志着国际法发展的新阶段,近代国际法开始形成了就现代国际法而言,实际上也主要是战争推动了国际法的发展虽然一战和二战破坏了此前建立的国际法,但它们推动国际法进入了另一个新阶段。
国际法的重要内容,如重要法律文件《和平法令》 、 《国际联盟盟约》 、《国际常设法院规约》 、 《联合国宪章》等,重要国际组织——国际联盟、联合国等都是在战争的基础上建立的在国际法的发展中,战争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是战争促使了国际法的产生和发展而战争的毁灭性的破坏作用促使各个国家认识到安全秩序的重要,各个国家不得不直面主权国家间协调以求“得共同意志”的艰难因此,在“共同意志”的背后,并不简单地是所谓“国家之间来往关系的需要” ,它首先是人类避免产生毁灭自己的冲突,追求国家间安全秩序的客观需要其次,在国际安全秩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并非是各个国家有此喜好,而是生产发展的扩张性与地域资源有限性矛盾冲突的结果,各个国家不得不通过与他国的交往才能换合作求得发展,有时甚至以己方优势强迫他国与之交往合作而只有有序性的交往和合作才能缓解生产扩张与地域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这就产生了国家交往秩序的要求当然,仅有秩序是不够的国际安全秩序可以建立在以强凌弱的基础上,国际交往秩序的有序性可以建立在弱肉强食的基础上秩序的内容必须是正义的正如博登海墨先生所指出的, “秩序一如我们所见,所侧重的乃是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式结构,而正义所关注的却是法律规范和制度性安排的内容,它们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它们在增进人类幸福与文明建设方面的价值。
”在近代国际法发展史上,曾出现一些非正义的原则、规则和制度,例如所谓的正统主义、保护主义、势力范围,所谓合法干预、和平封锁,以及所谓的领事裁判权、租界制度、不平等条约等等由它们确立的秩序显然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