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书室和小诗两首.pdf

草根书室和小诗两首我在新加坡时最常去的书店是草根书室去草根一来可以看望英先生，二来可以购书我认识英先生是在2005 年，在第三届新加坡金笔奖的颁奖宴会上当时， 先生是小说奖的三位评委之一我向来没有在社交场合主动结识人的胆量，宴会上，我看到一位文气而可亲的先生携着一位打扮高雅的女士朝我走过来，他自我介绍说是我的评委之一，说很可惜余华先生已提前回中国了，他们都非常欣赏我的《水晶孩童》 这令我受宠若惊先生过后和我谈了很久，得知我写了十多个短篇却都还在抽屉里压着，他和夫人明珠就鼓励我申请艺术理事会的赞助出版我说我不了解其中的程序，先生立即把他所知道的申请信息都告诉了我，还为我推荐了一个出版商尽管这位出版人最后没有出版我的书，但我还是由衷地感谢先生因为，他对我这样一个无名的后辈作者，能出于欣赏和关爱而主动结交，并给予帮助，实在令我感动先生的草根书室在北桥中心三楼，因为二楼至三楼的电动扶梯总是关着，所以每次去都是从二楼踩着电梯“噔噔”地上到三楼上来电梯，通常看到英先生就坐在正对扶梯的那间小书屋的桌子前面，或伏身看书，或查阅书单这是熟悉的一幕新加坡喜欢读文学的人不多，读中文的人更少，读文史哲书籍的少之又少，加之先生从来不赶热闹进些市场上热卖却品质低劣的书，生意十分清淡。

英先生和夫人明珠维持着这间书店，因为这是先生多年来的情怀所寄先生是真正的文人、爱书人，对他精心挑选的书籍不忍割舍草根书室不仅是能购得古今中外好书的地方，也是爱文学的青年和老人们偶聚之处我记得新加坡第一届金笔奖得主许维贤就曾在草根帮培安先生“售书”， 还有中国著名的朦胧诗人宋琳，他在新加坡生活期间在草根帮忙，不为钱，只是因为喜欢书，某年春节，先生和夫人有事到台湾，我也曾担任“书童”此外，白先勇、余华、李锐等著名作家到新加坡来，都曾造访草根书室我如今回忆起草根，常常想到那些午后的光景，外面阳光白亮炫目，而书屋淡茶色的玻璃墙上却摇曳街边一棵大树的荫影，显得凉爽、静谧，仿佛另一个天地后来，我把朋友青松也介绍先生对于先生文品的高雅、人品的宽厚，他立刻心有同感先生年轻时写过现代诗，钟爱 T.S. 艾略特，能背诵艾略特的英文诗先生视野宽阔，口味宽宏，譬如，他喜欢知识分子气味很重的索尔贝娄，也喜欢颇有诗人抒情气质的帕穆克他毫无保留地分享他的阅读经验，分析各个大家的风格技巧，让我们从选择书籍到创作都受益匪浅而且，他思想上的开明和现代，他对文学的理解之深，常给我们以启发店里无人时 （通常是这样） ， 先生就和我们谈文学，谈中外的作家。

不是那种踌躇满志的，而是颇有点犹疑不决（因为他边谈边思索）却又满怀幸福地谈，有时先生的一个提示令我们突然间有了某种灵感，有时候我们的回应说出了先生正要说的话店里有其他人帮忙时，大家谈累了，就走到书店旁边的海南二街的一家咖啡店，要一杯新币一元五角的海南咖啡或奶茶，再一份两元的黄油烤面包简简单单的美味，却让人一时又愉快满足了，有了精神如果店里没有人， 我们就坐在店里， 有时一直谈到七点钟书店要关的时候，再一块走去吃晚饭，通常是米饭配两三碟小菜，有时更简单，星洲米粉或牛肉河粉配啤酒大家对文学、对小说都怀有极大的热情，聊起喜欢的作家和小说会非常激动，兴致会越来越高，一些关于小说的新想法也就在这种谈论中被催生了先生患癌症后，不能随意在外面进餐，晚餐桌上的讨论就少了先生对待文学的态度万分真诚我时常对先生谈到自己正在创作中的小说，谈到一些很具体的、让我困惑的技术问题，英先生会真诚地说，如果是他，他大概会怎么办，他也会提一些直率的意见，而对我作品中有创新企图的东西，他一定会赞许、鼓励有件事我印象很深一次，他谈到西班牙作家卡米洛塞拉的《蜂巢》之创意奇特，我说我很想看，但这本书现在已经找不到 后来，英先生给我打，说他在家里翻了好几天，终于把这本书找到了，可以借给我看。

我看完之后，向他提到我很想尝试这么去写一篇小说，让人物走来走去、擦肩而过，让他们的面容和命运一样交叉重叠，从而勾勒出一个更具社会性、整体感的画面，但我说我没有功力把它写成一个个精密万分的“蜂巢”般的小孔，也许我能写出一种线条平行、交叉、再平行的结构这个想法令先生十分兴奋，立即建议我可从福克纳和昆得拉的小说中寻找一些线性结构的启示随后，我们谈到一个具体的困难，因为塞拉的小说利用“咖啡馆”作为了人物来往的交叉点，这是个几乎完美的交叉点，还有什么地方可合格地充当这样一个“交叉点”呢？我们对这个问题想了很久后来，我想到“广场”，我说我决定选择广场英先生听到这个想法激动得站了起来，他说： “太好了， 我怎么没有想到？中国人的广场，西方人的咖啡馆，作为各色人物的交汇点，这两个地方几乎同样好让我印象深刻的正是英先生在谈及创作时这种孩童般的热情患病之后，即便在他刚做过放射性治疗之后，身体十分虚弱的时候， 谈到某一部心爱的作品，他那白得如纸的脸也会慢慢焕发出一种欣喜的光彩，竟使他一时看起来健康、年轻了 这让我感到， 英先生不仅直率、真诚， 还有一颗赤子之心，充溢着对艺术毫无杂质的、近乎天真的爱先生对创作有种使命感，这是很多“消遣文学”或者把写作当获取名利工具的人不会明白的。

先生曾对我说，新加坡小说创作中长篇太少，所以他要多写，要给新加坡文学留下一些有分量的长篇，也为过去的、就要被人遗忘的时代留下一些影子身患癌症之后，他这个决心仿佛更坚定了为了完成计划中的一部涉及多个城市的长篇小说，他在治疗的空隙里竟拖着虚弱的身躯远赴法国、西班牙、台湾和印度收集资料，这部二十多万字的作品就在他身患重病时完成了在他那一介书生的柔弱外表下，竟有如此坚强的意志先生是我见过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人文修养和审美，他的正直宽厚、安贫乐道，他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爱与敬，这是很多站在讲坛上、红得发紫的所谓文化人根本不具备的知识分子品质在长时间的交往中，我们也偶尔谈到一些生活话题，我发现英先生对一些生存技巧（譬如理财、社交关系）不熟悉且不在意六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也没有把他天性中的棱角磨去，他依然活得分明所以，我能理解他为何无法在崇尚矫饰、圆滑的社会中如鱼得水有人问， 新加坡谁的小说写得好，我的回答总是 “英培安” 这绝不是恭维， 更不含私心，而是由衷的赞赏大概两年前，我在新加坡的报纸上发过几首小诗，是写小说之余的习作英先生竟喜欢这些诗，说他尤其喜欢其中一首《有时候，我在黑夜里上路》来美后，我时常怀念草根的聚会，后来就写了一首诗《曾经》赠予先生。

将两首小诗附于文后，以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