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丈夫”观念与功业分封思想探讨.docx

大丈夫”观念与功业分封思想探讨“大丈夫”观念与功业分封思想探讨 2015/09/24 《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八期秦末汉初之际，社会剧烈变动，这是历史发生断裂、由混乱无序进入稳定状态的过渡时期在反秦战争中，此前蛰伏在穷闾阨巷的底层民众，开始在风起云涌的历史舞台上充当主要角色表现在思想观念方面，在这一时期，来自学界的“立言”、“立德”不再受到瞩目，社会底层民众倡言“立功”的价值观，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大丈夫”观念与功业分封思想上一、“大丈夫”观念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中，首次出现了“丈夫”一词，《谷梁传文公十二年》载：“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即男子二十行冠礼，表示成人，丈夫指成年男子再如《左传哀公十三年》载：“王欲伐宋，杀其丈夫而囚其妇人在这一语境中，丈夫是与女子相对应的，男子即为丈夫，《左传定公五年》中也有类似记述：楚昭王妹季羋，因楚大夫钟建于逃亡途中背过自己而辞婚，认为：‘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钟建负我矣’”杨伯峻也在注中指出：丈夫犹今言男子汉这一生物学意义上的丈夫观念，延至后世仍在使用，如烈丈夫、美丈夫等等。

同时，“丈夫”一语逐渐跳出了之前狭窄的性别角色，开始包含社会学层面的意义，其中的社会价值比重愈来愈大，如鲁襄公十八年（公元前５５５年）晋伐齐，事未竟全功而楚攻郑，晋军退兵救郑之际，晋军主帅荀偃病危，史载：“士匄请见，弗内请后，曰：‘郑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视，不可含宣子盥而抚之，曰：‘事吴，敢不如事主！’犹视栾怀子曰：‘其为未卒事于齐故也乎？’乃复抚之曰：‘主苟终，所不嗣事于齐者，有如河！’乃暝，受含宣子出，曰：‘吾浅之为丈夫也’”杜预对这段记载做注曰：“自恨以私待人士匄忖度荀偃临终之意，其最牵挂而不能瞑目之事肯定是家族的延续，向其许下誓愿将会全力侍奉后继者，岂料荀偃乃是忧国，士匄只知事主却没有想到报齐，没有真正领悟到大丈夫的深刻涵义时至春秋后期，这种被注入价值因素的“丈夫”观念，开始逐渐获得人们的认同，丈夫要有勇气、有决心并且应该对国家、对社会承担起责任例如哀公十一年（（前４８４年））齐军深入鲁境，时鲁国三桓势强，季孙欲守城作为后援，叔孙、孟孙更是怯懦畏敌，武叔问战于冉求，冉求回答：“君子有远虑，小人何知？”懿子强问之，对曰：“小人虑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谓我不成丈夫也这里冉求故意用激将法，认为武叔和懿子都没有高瞻远瞩的丈夫情怀，不过是只考虑自身利益的小人而已，之后武叔也终于醒悟，认同冉求的观点，即丈夫须要有社会大义，执干戈以卫社稷，于是武叔加入了对齐的战争，最终鲁国赢得了胜利。

由是而言，“丈夫”一语在当时的贵族之中已经成为一种价值共识，与“君子”意义相近，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地位的符号，更包涵着为国分忧解难的社会责任感笔者以为，这种丈夫观念的发展，与春秋时期的时代特点密切相关，此时社会正处在发展变革的过渡阶段，宗族组织仍是当时社会基本的经济单位，生活在宗族共同体中的人们，宗族意识相当浓厚，宗族的利益和发展是居于首要地位的，所以士匄、武叔在处理问题时把宗族放在了首位延至春秋后期，诸侯兼并与大国争霸愈演愈烈，宗族的延续让位于国家的存亡，各国贵族更加关心一国之运，不再局限于一家一族的狭窄范围，丈夫观念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及至战国，对具有浓厚价值因素的“丈夫”一语，诸子亦纷纷阐发自己的见解韩非云：“所谓大丈夫者，谓其智之大也所谓‘处其厚不处其薄’者，行情实而去礼貌者也所谓‘处其实不处其华’者，必缘理不径绝也所谓‘去彼取此’者，去貌、径绝而取缘理、好情实也故曰：‘去彼取此’韩非在人际关系和思想方法方面对“大丈夫”进行了界定，认为所谓大丈夫就是能洞察人心、顺应天理的大智之人；而孟子则认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对大丈夫的界定，是在各种不利的环境中，均须坚守本心，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可以说，这时的“大丈夫”观念偏重于内在的人格操守，这也深刻影响了此后人们的价值观念秦汉之际，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喊出了当时底层社会民众的真实愿望：只要不懈努力，每个人都有可能称王侯拜将相，提高社会地位、改善经济状况，甚至站在权力的巅峰这种强烈的进取精神与功利思想，使得每个人都在竭尽所能地付出自己的努力，以期获得相应的回报，在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环境中，“大丈夫”这一观念恰恰迎合了大众的进取心理，从而成为秦汉之际普通民众心向往之的伦理角色此时，“大丈夫”观念中自然增添了建功立业、实现个人价值的内容王力先生在《同源字典》中认为：“工”，指手工业工人；“功”，工作；“攻”，进行工作，三字同源可见，“功”与“攻”都包含着注重个人的努力以及取得的实效的内涵，体现了一种进取精神秦汉之际，秦的暴政虐民使得民众积怨颇深，六国旧贵族希冀能够复辟宗国，社会底层民众也积极寻求进身之径，以在乱世中提升社会地位、实现自身价值，故“自众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大丈夫”观念中，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

例如韩信微时，漂母饭信，信谓老妇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漂母这番振聋发聩的教诲，让这个困厄之中的“大丈夫”奋然而起在这个“王迹之兴，起于闾巷”的时代中，一个大丈夫，即使出身乡里民间、无祖业可袭，只要有秀拔之智能、顽强之意志，都有可能在危局中登高履险，成就大器与大业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后，韩信的“丈夫之路”峰回路转，“战必胜，攻必取”，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汉四年韩信平定齐国，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韩信封疆称王的意图十分明显，彼时，刘邦正被困荥阳，处境堪忧，不过在张良与陈平的暗示下，也满口应承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虽则刘邦此时封韩信，并非己愿，然而韩信战绩卓越，是刘邦的重要倚傍，定为诸侯在当时乃丈夫之志的非凡成就，刘邦也不得不顺势而为，况且刘邦也曾远观始皇帝而慨叹：“嗟乎，大丈夫当如此”可以说，秦末汉初这种充满进取精神与事功色彩的“大丈夫”，在社会中成为一种备受推崇的伦理角色二、功业分封思想如前文所述，秦汉之际的“大丈夫”观念中，包含着实现个人价值、建功立业的丰富涵义，而巷闾阡陌之间的基层民众，最关注的是实际利益的获取、社会地位的提升，正如董仲舒所言“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

秦末汉初之际，正是社会阶层剧烈变动重组的时期，底层民众拥有各种机会向上层流动，此时向上流动的有效通道便是建立军功、割据一方，实现分土封侯之业，如此便可保证自身及家族高爵厚禄的世代传承可以说“大丈夫”价值观念的追求体现为功业分封思想，在汉初的各个阶层中成为一种共识，上至六国故族、下至黔首百姓，都期望能够裂土分茅、封王拜侯，复辟与分封成为时代的主题陈胜反秦伊始，武臣与张耳、陈馀率众攻打赵地，竭力说服赵地豪杰追随陈胜：“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於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诸君试相与计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武臣的陈词得到了赵地豪杰的认同，收兵数万人可见，当时“人豪”的终极目标定位便是“成封侯之业”，大丈夫或亲受矢石、斩将搴旗，或出奇画策、运筹帷幄，便是希望能够以军功成就“割地有土之业”刘邦被困荥阳时，郦食其劝立六国后以打击项羽，张良闻之列举八条理由加以反对，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显然，张良也并非反对分封，只是在分封的形式上与郦食其有异议，包括张良在内的六国故旧，不仅仅是为了国恨家仇才效力于刘邦，更重要的是能够在逐鹿定鼎之间也分得一杯羹，能够获咫尺之封、博王侯之位。

以刘邦为核心的军事集团无疑是各个割据势力中的翘楚，刘邦若能够酬功以封土，便会聚拢更多的武将谋臣，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并取天下指日可待；而按照郦食其的思路，一旦六国复立，追随刘邦左右的游士各归其故旧，多足鼎立的纷争之势虽可牵制项羽，但是对于刘邦的并取天下徒劳无益，不得不说，张良的确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实际上，刘邦很早就接受了以城邑酬功臣的分封思路，韩信被萧何誉为“国士无双”，力荐给刘邦为大将，韩信拜将之后，君臣之间有过一番恳谈，韩信言之凿凿：“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不难看出，韩信的丈夫之志与“成封土之业”是联系在一起的，“成割地有土之业”的价值取向在韩信身上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而刘邦对韩信的陈词亦深以为然，自以为得信晚，可见当时功业分封思想影响之广泛汉宣帝年间的杨恽在《报孙会宗书》中，为自己狂放不羁的行为辩解，引董子之言曰“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的确，底层民众所关注的问题，往往并不是国家层面的理念与口号，而是能否脱离穷困匮乏的生活状态秦末汉初之际，社会处于大震荡的节点，底层民众关心的是在新秩序的建立中，是否能够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其时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大行其道。

刘邦虽偶有倨慢不礼的无赖之行，但是楚怀王评价：“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太史公称刘邦“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喜施”者，以分享为乐事实际上，刘邦所奉行的“以城邑酬功臣”的分封理念，迎合了最大多数人的功利主义观念，做“与天下人共利”的施恩者，使刘邦迅速成为当时割据势力中的翘楚，吸引了一大批的猛将谋士，使人甘为己用《汉书叙传上》记载了棠邑侯陈婴之母与安国侯王陵之母的事迹，可以说充分体现了当时普通民众的价值观念：班固对两位封侯的母亲大加赞赏，认为她们：“以匹妇之明，犹能推事理之致，探祸福之机，而全宗祀于无穷，垂策书于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实际上，探究当时的情势，秦汉之交，传统社会秩序被打破，天下共逐亡鹿，刘邦被视为最具实力的潜力股，“长者”即谨厚者，《韩非子诡使》云：“重厚自尊，谓之长者”，刘邦的实力与谨厚乐施是未来封王拜侯的有效保证，可以说，陈婴母与王陵母完全是抱着朴素的功利思想，揆情度理，把筹码放在了能够与天下共利的“汉王”身上，以期家族后代的富贵安宁可见，秦汉之际功业分封思想已经成为民众的主流价值观念，大丈夫披坚执锐、创功立业的“鸿鹄之志”，便是获取高爵厚禄，这种充满功利色彩的政治理想和价值取向，与刘邦的“以天下城邑封功臣”的思路一脉相通，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西汉的创立。

三、因功分封与汉之兴秦汉之际，群雄并起，六国之后希图复辟，恢复昔日南面称王的荣光，布衣与匹夫则希望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开拓更为广阔的上升空间，获得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反秦伊始，一方豪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很容易形成一个个地方割据的小集团，但是各自为政的地方势力也在不断地寻求一个更加强有力的靠山，以最大程度地维护既得利益并实现未来收益的最大化笔者以为，各路豪杰之士在楚汉之争中不断甄别和选择，汉屡败而附之者众，楚屡胜而附之者寡，刘邦能在众多的农民起义领导者中脱颖而出，与刘邦对群臣奉行“因功分封”的原则密切相关，这无疑迎合了当时社会主流的功利思想汉三年四月项羽发动反攻，围困荥阳，汉王问陈平何时能定天下，陈平为之分析天下大势时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陈平以为奖赏军功，最好的报酬就是爵位和封邑，在这一点上，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