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的共识或排他性的团结？.doc

1包容性的共识或排他性的团结？——－站在哲学「语用学转向」后的十字路上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做为二十世纪的哲学典范转移，几乎是一个学术上的定论但语言学的转向在二十一世纪到底到要转向何处？迄无定论在欧陆与英美哲学终于有一个共同的走向之后，以美国实用主义与法国的后现代结合所产生的新实用主义，与德国在先验哲学的自我改造后所产生的语用学沟通理论之间，却再度出现了关于「真理」与「证成」之分别的大辩论，这个看似在哲学茶杯内的风暴，事实上却可能对新世纪的发展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因为在这个辩论背后所隐涵的正是我们对民主的自我了解，究竟民主是一种基于普遍理性的包容性共识，或是它只是基于文化与地域限制性的一种排他性的团结？在波斯湾战云密布之际，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正与哲学转向的问题息息相关 挑起这一场辩论的是美国哲学家罗逖(Richard Rorty)他发表了「普遍性与真理」一文，用以批判德国自阿培尔(Karl-Otto Apel)、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以迄威尔默(Albrecht Wellmer)等人为代表的语用学理论 对罗逖来说，基于沟通理论而形成的「真理共识理论」(Konsenstheorie der Wahrheit)与「对话伦理学」(Diskursethik)，虽然都标榜是后形上学的理论，但为了主张真理有普遍性，因而还是相信有一种逐渐向真理聚合的理想性。

这种超越实在社群的理想化预设，只不过是哲学语用学转化过程中的形上学残遗哲学如果要把反形上学实在论的语用学转向贯彻到底，那就只能接受他与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的脉络主义而这个理论的结果在他看来，即是知识论的自然主义化与实践哲学的权力关系化罗逖认为，哈伯玛斯等人之所以始终不能放弃所谓超越脉络的真理声称等等的形上学假设，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要守住哲学不能陷入相对主义的底线，而这个努力无非只是要为一个2基于包容性共识的民主理念服务而已罗逖认为，如果他能相对于包容性共识的民主理念，而在基于偶然性的脉络主义中，把民主的价值立论于隐涵在证成理论中的排他性的团结那么哈伯玛斯的沟通理论的最后基地－－真理的普遍有效性要求－－就不攻自破了语用学转向的最后归宿也就理所当然地走向他所代表的脉络主义 罗逖这一篇论文发表在九一一事件的前一年，在那里他用了一个例子反驳哈伯玛斯的无宰制的理想言谈情境，他说：「我认为我对待我的基本教义派的学生并不是无宰制的，反而是，我认为他们能在像我这样慈悲的人的宰制之下，而不是在他们那些好战的、邪恶的与危险的父祖辈的控制之下，是很幸运的...看来我与那些教导他们的学生要读《狂飙》的纳粹一样，都是地域主义与脉络主义者。

但惟一不同的是，我给的原因比较好我来自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 罗逖毫不掩藏他的美国式的爱国主义，因为爱国主义本身就是他的哲学结论对于罗逖来说，如果哲学放弃了形上学的实在论与真理符应论，那么真理的问题就只是证成的问题，而所谓客观性的问题也只是凝聚团结的问题 因为证成的实践就是努力说服别人接受自已的观点与价值，以便凝聚一个社群对内的团结，并使各种观点能在这个团结的社群的脉络中融贯起来至于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社群中，则是历史偶然之事就此而言，我们并没有一个客观外在的实在性可以做为真理认知的对象，也没有一个特定与结构化的普遍理性 哲学因而不再需要一套关于理性的理论，而只要一套「成熟的叙事」(narrative of maturation) 就好象我们透过史诗的叙事把我们的价值融入到英雄的事迹之中，以供后人效法并认同融入到我们这一个社群之中一样 在这个意义下，罗逖认为民主高于哲学，哲学并不能为民主奠定理论的基础，而3是必须为宣扬民主的价值而服务因为民主的价值是做为美国人的罗逖从杰佛逊等人所创始的美国传统而来的做为哲学家的罗逖只能为出生于这个传统而感到骄傲 （为此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为我们的国家而骄傲》）。

因为除此之外，并没有其它判断对错的普遍标准从这个观点出发，罗逖才会认为关于规范的问题， 「就是这个常识，我是美国人，我正在说服别人我们走的道路才是正确的」而已 如果别人不能接受而有争议的话，那么罗逖说，对于一个顽固的人我不相信有理性的基础，对他我将说尼采与傅柯会说的话， 「真正的问题只是权力的问题，亦即到底是我的社群还是我的敌人的社群会继承地球的遗产...事实上指出没有互相不可理解的语言，对于决定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民主与法西斯之间的争议并没有太大的用处，除非诉诸武力解决」 罗逖支持证成理论以反对柏拉图式的形上学实在论，在英美学界并非独树一帜，这个观点甚至可以说是语言分析哲学嫡传的正统但罗逖把证成理论对于实践哲学的规范涵意前后一贯地推论出来，并用来与哈伯玛斯以沟通行动理论为民主奠定哲学基础的观点正面对抗，才使哲学的语用学转向的方向问题紧迫起来罗逖的论述虽然总是有意地带点嘲讽与挑衅的味道，但他所挑起的争论却的确是问题的核心因为，哲学关于真理与实在性的问题，若要内在于语言的向度内解决，那么势必面临意义理解的脉络性与历史性的问题，在这个情形下超越历史脉络限制的真理普遍性或规范有效性应该如何理解？还是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必然走向罗逖的脉络主义，并彻底地放弃真理的概念，而逻辑地接受它在实践哲学上的后果？哲学的语用学转向早已经开始，但现在要转向何处，最后应该转向何处？乃成为哲学必须自我确立的问题。

如果我们接受哲学有三个典范转移的观点，那么审视在二十世纪的语言典范之4前的两个典范－－亦即以存在为典范的希腊与中世纪的存有论，以及以意识为典范的近代知识论－－之兴替，就可以隐约地看出，一个哲学典范的建立总是透过自身规范涵蕴的阐明才得到自我的证成在希腊的存有论中，理念做为本体的原型同时即是善自身，一个善生活的目的论伦理学证成了存有论的基础而近代哲学由笛卡尔所开启的主体性哲学，其规范的涵蕴在于康德哲学最终确立的道德自律性，因为只有主体的自我立法才能使现象世界有一个自因性的实在基础在存有论中作用的目的因，或在现象主义的知识论背后的自由主体性，都是规范该科学之有效性的伦理学基础它解释这门科学必须被依一定方式加以理解与操作，或运用它做为有效性的逻辑去整理或重构经验过程并使之得到理性化的应然性基础一个哲学典范最终的自我阐明因而即是其规范性所据的伦理学的明确化 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现在也开始要问，哲学的语用学转向终将转向何处的话，那么这个问题依我之见就是问－－语言哲学的规范性的涵蕴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它是一个包容性共识的民主理念，还是一个排他性团结的民主价值？哲学在过去的两个典范的建立中，透过善的生活使自我生发的自然有一个价值性的理序，透过道德自律使得在现代科学世界观中，一切都只能机械地加以操控的现象化世界之上，还有自由的自主性可言。

现在，在一个符号化、讯息化的世界中，又是什么才能使这个被语言游戏所诠释的世界真实地被把握？民主的共识与团结又在什么意义上与哲学的真理问题划上等号？ 哲学在二十世纪的语用学转向之后，彻底地清扫了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的形上学传统，哈伯玛斯与罗逖之间关于真理与证成的争议，是哲学重返柏拉图之前的希腊哲学的新开始，他们在现代重新扮演了苏格拉底与辩士的角色共识理论与证成理论做为苏格拉底的对话理论与辩士的修辞学的翻版，使根基于希腊城邦5民主制而发展起来的哲学，在语用学的阐明下，真正地在理论上明确地说明了：哲学本身就是一种广义的民主理论因为，哲学（与从它发展出来的西方科学）与民主所共同具有的内在一致性，就在于他们都是建立在理性讨论的要求之上透过语用学重构理性讨论本身，使得讨论能达到一致同意所必须预设的规范性的语用规则被发现出来，它做为我们对于这个始终可以做不同解释的符号化世界的有效理解的基础，即同时说明了意义理解的有效性与行动规范的正当性基础 要说明哲学与民主的内在关联性，就必须追溯一下语用学短暂的发展史罗逖与哈伯玛斯共尊美国实用主义的开山祖师裴尔士(C. S. Peirce,1839-1914)为推动哲学的语用学转向的鼻祖。

对于裴尔士的记号学的不同解读，却也是当前语用学转向的路线之争的主要原因最早、也最精详地阐释裴尔士的记号学构想对于哲学语用学转向的意义，出于自阿培尔之手阿培尔在《哲学的转化》一书中，把近代哲学在海德格的「解释学」与维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所共同的推动的哲学语言学转向，理解成是在裴尔士的「记号学理论」下的康德先验哲学的语用学转化 这个说法背后要展现的是一种使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重新结合在一起的沟通理性模式以裴尔士的记号学做为先验解释学／语用学的理论架构，可以一方面用来突破近代哲学基于表象思维所产生的独我论倾向，使康德的先验哲学重新在交互主体性的模式下得到说明；另一方面，一个基于交互主体性的先验哲学，也可以使哲学的普遍有效性要求，免于遭到伴随解释学或约定主义的「可错误论」(Fallibilismus)而来的历史限制性之相对化与弱化阿培尔对于哲学转化的构想，因而成了当前在德国哲学中最有影响力的「真理共识理论」与「对话伦理学」共同的「秘密与诞生地」依阿培尔的解读，裴尔士的记号学强调的是介于「记号－解释者－事物」之间的三方面关系 我们的认知不是直接的，在认知中我们总是「把某个东西理解成某6个东西」(etwas als etwas verstehen)，在这种把「某个东西」理解成「某个东西」的过程中，没有记号做为媒介是不可能的。

记号标指我们所理解的东西，并把我们的理解表达出来，它因而使某个东西能被理解成某个东西在意义的理解中，我们必须使用记号（例如语言概念），但记号之所以能标指所指之物，它与事物之间能具有固定的连系关系，却不能由我自已任意规定，而是必须透过人我之间的一致认同才能确定下来，否则记号就没有办法做为一个共同对象的记号 「记号－解释者－事物」的三方面关系缺一不可在记号解释的活动中，一个客观的实在世界与交互主体性的生活世界总是同时共在的近代知识论把这种在意义理解中的记号中介过程，看成是在心灵中透过表象得到的自我明证的内在观念，结果相对于它，事物的「客观实在性」总是外在的，它最终只能透过我们的构成，即它在心相中生成的先天性而得到确定性的保障这样一来，在一种主客相对的二元论中，独我论所建构的客观实在性总是可以怀疑的近代知识论的主体性哲学与怀疑主义根本就是孪生的兄弟，他们都遗忘了他们是脱离语言使用的母胎后才哇哇坠地的 哈伯玛斯对此做了更进一步的分析 ，他认为近代哲学做为一种主体性哲学是要在机械论的物理世界之外或之上，找到一个哲学的专属领域这个领域不仅与科学的经验领域判然有别，它还必须反过来能够为科学奠定存有论与知识论的基础。

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以迄胡塞尔的现象学，为哲学找到的这种领域，就是只有透过单数第一人称的语句才能表达的自我的内在心灵领域主体性哲学透过在反思中开展这个自我专属的领域而取得具有明证性基础的必然性知识这种理论在不同形态的建构中，都不知不觉地共同假定了三个有问题的预设即预设：（一）我们对心灵状态的理解比对其它外在事物的理解更清楚明白；（二）认知的活动是在表象客体的模式下进行的；（三）知识判断的真理性即是由能担保确定性的明证性所7支持的 对语言分析来说，这三个近代知识论的预设都是神话因为它们是基于「既与」、「做为表象的思维」与「真理是一种确定性」的观点而成立的然而，从前面阿培尔对于记号学的分析，即可以看出：我们并没有私人才可以通达的内在经验，因为即使我们要说明内在的经验我们也必须使用语言等媒介物，去把我们的经验表达出来这种看来最主观的经验，一旦透过语言的媒介，那么这种经验就不可能是未经解释或可以免除公开的判断与修正的在这个意义上，内在经验与外在经验并无原则上的不同如果没有内在与外在领域的原则性区分，则近代知识论的第个二前提也不能成立，因为表象思维假设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好象心灵是一片镜子那样，知识就是对事物的正确反映。

但事实上我们没有一个虚空的心灵，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不能没有成见，一个事物的认知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