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学“侠僧”形象分析修改.doc
6页中西文学中中西文学中““侠僧侠僧””形象分析形象分析————从脱克和尚到鲁智深从脱克和尚到鲁智深“Monk“ man in the image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from g monk to lu【摘摘 要要】 “侠僧”是中西方文学中极为特殊的文学形象之一,英国小说《艾凡赫》中“脱克和尚”和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中鲁智深都是颇具象征意味的“侠僧”人物本文拟从 “侠僧”形象的表现方式和孕育“侠僧”形象的文化话语两个维度对中西文学中“侠僧”形象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关键词关键词】艾凡赫;脱克和尚;鲁智深;侠僧侠客与僧侣本是社会地位、人生追求、精神诉求差异巨大的两种社会角色,正是因为二者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也为二者之间的互补创造了条件现实生活中,兼顾侠客与僧侣的人物似乎很难寻觅为了弥补现实的缺憾,同时也为了开拓文学世界的想象空间,中西方的文学家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开创性地为读者创造了脱克和尚和鲁智深两个“侠僧”人物一、 “侠僧”形象的表现方式文学文本对特定人物形象的塑造采用了多种方式,最为重要的表现方式是语言表达和情感定位。
“人物语言的话语特征必须带有人物‘标记’ ,即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 ”[1]p126由此可见, “侠僧”的语言表达必须符合小说文本对角色的定位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作家在小说创作中也十分注重对人物形象的情感定位1、 “侠僧”的语言表达小说《艾凡赫》是英国著名小说家司各特的代表作,这一部小说的诞生曾深深地震撼了英国文坛作为一名接受了良好、系统贵族教育的作家,我们能够在司各特的文学作品中感受到英国文化对他本人,以及对他本人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诚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古老的歌谣与传说,是偏处乡野的家庭的唯一娱乐,我从这古老的歌谣与传说中所得到的关于苏格兰山地的知识,对我后来的志趣和事业颇有影响 ”[2]p1正是英国文化的影响造就了司各特,也塑造了司各特笔下的“侠僧”脱克和尚只要他敢,就让他在这里吼叫吧我只要用我的绳子抽他一下,保管他吼得像圣邓司坦的火钳一样响我不怕人,还怕大小魔鬼吗?我以圣邓司坦、圣都布利克、圣威尼巴尔德、圣威尼弗瑞德、圣遂贝尔特、圣威利克,以及肯特区的圣托马斯的名誉,再加上我自己的一点微薄的功德发哲:任凭他什么魔鬼,长尾巴的也罢,秃尾巴的也罢,都不在我眼里”[3]p158英国素以绅士风度著称,英国文化也十分重视语言表达的优美、精细。
但英国文化并非单纯的拘谨,而是力求语言表达的典雅和内心情感的迸发相结合在这一段描写脱克和尚的文本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面目可怖的神职人员,却是一位脱去了严谨外衣的“狂欢者” “ 大量运用了指神赌咒和发誓的话语,歪用着神圣的名字,使神圣的人或物受到了裹读和嘲弄,打破了官方和教会的话语霸权与禁忌,颠覆着官方的语言规范这种话语洋溢着广场的自由,无所拘束,营造出了一种自由、狂欢的气氛 ”[4]p22对比之下, 《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则甚少有这样大篇幅的语言独白鲁智深较为常见的语言多为“腌臜” 、 “洒家”等,或是作者用以强化粗人形象、或是彰显鲁智深的僧侣身份由于人物话语毫无例外的都是具体语境中的言语行为,因此,它们还必须符合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理状态,以求能够准确现实人物话语在特定语境中的心理指向就鲁智深这一形象而言,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语言在他擒住方腊后有了明显的变化不仅少了市井的粗俗,也没有了人间的烟火气尤其是他临终所写的偈语:“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枷,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不仅彻底改造了鲁智深这样一位“侠僧”身上的戾气,更使得他的人物形象有了根本的转变。
2、 “侠僧”形象的情感定位通过作者在描写“侠僧”时所采用的语言,我们能够感受到巨大的精神力量,从中读者收获的不仅是对于作者描绘的文学世界的感知,更是精神和身心得到休憩和滋养从这个角度看,司各特对于脱克和尚、施耐庵的语言描写直接体现了作者的对于两个人物的情感定位帝王么?呸!古来多少王孙脱去蟒袍,换上装装和我们的头巾;我们可没有一个人生过那样的痴念,拿和尚的灰布风帽换上一顶王冠”[5]p157这是小说《艾凡赫》中十分著名的《光脚和尚》歌,从脱克和尚所使用的语言中我们能够感受他对于王权的蔑视他不但要给“帝王”们“脱冕” ,更直接用一个“呸”表达了自己的价值观由此,我们可以将作者对脱克和尚的情感定位理解为对皇权的蔑视、对世俗的鄙夷,甚至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是渴望借脱克和尚的嘴说出自己的心声这是一个不与世俗苟合的僧侣,这是一个将自己的情感表露无遗的侠客,这就是司各特笔下的“侠僧” 反观施耐庵笔下的鲁智深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象,在他的身上,我们看不到作者曾寄予丝毫隐藏的情绪,所有的一切都和鲁智深的性格一般是直接的在小说《水浒传》的伊始,作者将鲁智深设定为排名十三的“天孤星” 这就注定了鲁智深的一生不仅杀戮无限,更是“孤”独一人的结局。
对比脱克和尚和鲁智深,二者同样是具有侠客情怀的僧侣,但他们的形象却有着巨大的不同仅就语言而言,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脱克和尚仍旧不脱英国古典文化的正统气息,而在鲁智深的身上读者则能够感受到明显的“轮回”思想二、营构“侠僧”形象的话语背景“侠僧”形象的生发绝非是某一为作家的灵光闪现,而是特定文化话语、特定宗教态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理解中西文学作品中不同“侠僧”形象不仅要认真考察这些人物形象的语言特色、情感定位,更要注重考察营构“侠僧”形象的的文化背景,以及营造“侠僧”形象中的民族文化精神1、营构“侠僧”形象的文化背景“侠僧”形象并非孤立的社会存在,而是一个浸润着中西方民族文化积淀和历史内涵文学形象,是描写和表现不同社会背景中人的生活和时代脉搏的杰出精神成果,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以司各特、施耐庵为代表的作家对“侠僧”形象展开了全面的描写,透过他们的笔,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艺术的人物世界,不仅能感受到他们的生活波动,也能领略到闪耀在脱克和尚和鲁智深等“侠僧”身上独特的生存体验纵观中西方文学家创作的各类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从不同的侧面对“侠僧”这一特殊人物形象展开了全面的描绘在司各特创作的《艾凡赫》中,作家以真实的英国历史事件为蓝本,运用现代的创作手法,为读者呈现了特定历史时代的僧侣形象。
而施耐庵创作的《水浒传》则充分借助中国古典小说创作中的轮回思想和宿命论,将“侠僧”鲁智深嵌入到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去表现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虽然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社会形态,但却又各具特色,最重要的不同就在于文化背景的差异 “所谓文化——即弱化的、世俗化的宗教形式——本身并非一种实质或现象,它指的是一种客观的海市蜃楼,缘自至少两个群体以上的关系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独自拥有一种文化:文化是一个群体接触并观察另一群体时所发现的氛围 ”[6]p420在对比中,我们认识到了不同文明体系的差异,也深刻理解了某一文化类型的自我特征文艺作品是任何时代人们都必须的精神食粮它的诞生源自不同文化土壤的孕育,也源自不同地域中人们对人性理解的差异众所周知,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文学艺术及其文艺理论,都是结晶在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之上的 ”[7]p5对于这一点,马克思也曾明确指出:“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自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个整个上层建筑 ”[8]p611中西方文学史正是世界各国人民精神生活的具体体现,是血与肉的凝聚。
无论是从文学文本亦或审美诉求的角度而言,中西方文学作品中“侠僧”人物的灵魂与血液都与孕育这一文学形象的文化大地有紧密的关联理解中西文学中“侠僧”形象,我们应从两个维度入手:首先,文化背景的差异塑造了中西方文学中脱克和尚和鲁智深两个差异巨大的人物,从奠定了不同文化中文艺作品对“侠僧”形象的情感基调其次,有文化背景的不同进而导致人们对“侠僧”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并最终凝定为独特的侠僧形象2、营造“侠僧”形象中的民族文化精神当我们将研究的触角伸向孕育“侠僧”形象的文化背景时,同样无法忽视的问题就是为“侠僧”形象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素材和灵感源泉的文化场域无论是司各特凸显历史特色的《艾凡赫》亦或施耐庵笔下独特的“梁山水泊” ,作家们的文学创作都是面朝未来、立足当下,他们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场域是自己民族独有的民族文化精神,以及在自我所身处的特殊时代孕化的情感表达方式民族文化精神是孕育在一个民族文化发展、文学创作的历史过程中的它的形成、发展和最终凝定,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因此,当我们面对中西方文学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时,首先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多元发展、形态复杂的诸多文学作品中,在历史传奇、宗教信仰的各种文学题材之中,究竟什么样的精神特质才是真正孕育“侠僧”形象的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的民族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属于自己民族的精神特质比如回族,他们信奉伊斯兰教因此,在回族的精神世界中深深地印上了宗教的印记这一思维模式的出发点正是《古兰经》:“禁戒你们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非诵真主之名而宰杀的动物 ”[9]p199这就使得回族人在认识周围世界和解读自然环境时表现出独特的一面,这样一种精神特质也会落实到回族作家的文学创作中来同样是如此,贵族出身的司各特深受英国贵族传统的影响,在历史的传承中也被周围的世界塑造了属于自己的精神特质他约定夜晚来到,人家便煮好面糊,棕黄色的麦子装满了一黑壶;主妇情愿老板到外面丢丑,却不让‘光脚和尚’缺个柔软的枕头”[10]p157“把大碗筛来大碗筛,浑小子,我的乖,把大碗筛来大碗筛,谁要是不喝就是一个大浑蛋,把大碗筛来大碗筛” [11]p175在脱克和尚和鲁智深的身上我们都能看到他们对于僧侣形象的颠覆作为一名僧侣,遵守清规戒律是对他们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但小说中的“侠僧”无一不是喝的酩酊大醉当脱克和尚要求大碗筛酒时、当鲁智深在五台山喝醉酒时,笼罩僧侣身上的神圣、圣洁在一瞬之间彻底崩塌但读者并未感到丝毫的不适应,甚至没有任何人对此作出反驳。
相反,无论是读者还是评论家均认为这是对于“侠僧”形象的最好展现之所以出现认识上的惊人相似正是因为中西方在民族文化精神中存在差异性的同时,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他们对于现实生活所缺失的某种精神诉求都表现出了高度的渴求,这也正是“侠僧”人物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并且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1]王耀辉:《文学文本解读》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26 页 [2] [英]司各特《艾凡赫》前言[M],刘尊棋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第 l 页 [3] [英]司各特《艾凡赫》[M],刘尊棋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58 页 [4]阮航:《“艾凡赫”——一部狂欢化小说》[D],西南交通大学,2007 年,第 22 页 [5]英]司各特《艾凡赫》[M],刘尊棋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57 页 [6]弗·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420 页 [7]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3 页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第 611 页。
[9]孙力:《伊斯兰生态文化与西北回族社会可持续发展》[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年, 第 119 页 [10] [英]司各特《艾凡赫》[M],刘尊棋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57 页 [11] [英]司各特《艾凡赫》[M],刘尊棋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7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