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与整合：中国两类高校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研究风格的比较研究_1.docx

分化与整合中国两类高校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研究风格的比较研究 第三，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更倾向于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其在经验主义研究范式的占比是66.7%，是所有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中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占比最高的机构由表6可知，非师范类高校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研究范式按照占比由高到低的顺序分别是：结构主义（60.6%）、实证主义（22.8%）、经验主义（15.7%）、人本主义（0.9%）共有5个机构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占比超过20%，7个机构的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占比低于20%具体来看：首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这三所机构的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并驾齐驱，占比分别是（50.0%，45.7%）、（41.7%，47.2%）和（42.9%，42.9%）其次，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天津大学教育学院（职业技术教育学院），这5个机构的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占比都超过了60%，分别是70.9%、75.5%、80.0%、71.4%、60.0%再次，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的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和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占比相当，较为均匀，分别是34.6%、30.8%和30.8%。

这与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独特的组织文化密不可分，该研究院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术研究与政策咨询相结合的理念，以数据和资料库建设为支撑，以定量和实证研究方法为手段，积极推动学科交叉研究最后，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的结构主义和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并驾齐驱，占比分别是58.3%和41.7%，而实证主义和人本主义范式的占比都是0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的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占比在非师范高校教育学院中最高，这和该学院有翻译和介绍外国高等教育经验的传统是分不开的综合表5和表6可知，无论是师范类还是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发文的研究范式都是结构主义占比最高，人本主义占比最低两类机构的区别在于，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的结构主义和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占比相较于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的占比更高，分别多出9.5%和15.4%，而在经验主义研究范式上，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占比更高，比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多出24.5%从研究范式的多样性来看，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的研究范式相对单一，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只用到了结构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研究范式，该类机构只有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用到了人本主义研究范式，而且该类机构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占比较低。

而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只有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一个机构只用到结构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研究范式，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共3个机构用到了人本主义研究范式总体而言，在研究领域方面，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倾向于组织与管理，其次是知识与课程；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倾向于体制与结构，其次是教学与研究前者在四个研究领域的比例更为平均在研究范式方面，两者都是结构主义占比最高，人本主义占比最低两者在研究范式上的区别在于，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相较于师范类教育学院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占比更高，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占比更低，研究范式更具有多样性四、高等教育研究风格分化与整合的深层机制：制度分析的视角“高等教育研究：学科抑或领域”一直是困扰高等教育研究者的重要议题[8]，其背后折射着迥异的方法论乃至研究信仰从其表征而言，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和“领域”之争，涉及高等教育研究风格的差异传统的师范类高校倾向于对高等教育研究进行学科建制的尝试，并将高等教育研究视为“学科”，寄希望于“运用历史、逻辑和经验的方法构建高等教育概念体系，在已有概念体系的基础上，提炼出更加抽象的、更具包容性的、更具解释能力的范畴，并进一步利用相关范畴去总结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某些规律”[9]。

非师范类大学倾向于将高等教育看做一个开放的“领域”，主张运用多学科的方法来研究高等教育认为“在方法论上，以多元主义的价值观来建立高等教育学的方法论，并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来看待方法论，是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应该坚持的一个方向”[10]从制度分析的视角而言，两类高校高等教育研究风格差异的形成，反映了中国高校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组织变革与转型历程，彰显了知识生产与组织变革的制度性关联，体现了制度环境、行动者（研究者）与组织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复杂互动关系[11]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大多由高等教育研究室演变而来，“高等教育研究室一般脱胎于学校政研室，属于‘行政机构’系列”，是秘书性的‘服务机构’和‘咨询机构’”[12]，注重宏观政策问题的研究，具有面向本校发展的实践开展应用研究的传统同时，非师范类高校具有学科门类齐全等优势，在高等教育研究上注重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尤其是具有理工科背景的非师范类高校，其教育学研究更是注重科学性和实证性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倾向于把高等教育视为社会科学，主张运用规范的、实证的范式来研究高等教育，经验主义研究范式较少，在研究领域上往往注重体制与结构等宏大议题，忽视经验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研究范式。

这类教育学院规模往往较小，有些没有本科生教育，以研究生的培养为主，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等；有些还只是高等教育研究所，没有发展成学院建制这类教育学院朝着小规模、高水平的方向发展，强调跨学科研究与问题驱动而具有基础教育传统的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倾向于把教育学看成人文学科，将研究基础教育的视角和方法“移植”或“复制”到高等教育研究过程中同时，由于此类院校的师范性特点，跨学科研究的资源缺乏，这客观上导致其高等教育研究风格呈现出“微观”、“经验”与“人文”的偏好与特征组织积淀的逻辑、“地方性知识”的差异以及行动者的“文化—认知”机制使其研究风格表现出典型的分化而制度环境的同构功能以及不同高教研究机构之间行动者（学者）的“关系网络”[13]，使得两类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呈现出研究风格的整合乃至趋同[14]随着“学科”逻辑的知识生产模式1向“领域”逻辑的知识生产模式2的转变以及问题导向的智库时代的来临，两类高校中地位较高、竞争力较强的大学转型更加容易，倾向于开展智库类或问题导向的应用研究，两类高校教育学院的发展风格逐渐趋同与众多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有所不同的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已经将研究的视角转向微观的“教学与研究”领域，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和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也开始探索运用“人本主义”的研究范式。

虽然同样倾向于教学与研究领域，两类大学教育学院的研究范式并不相同，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和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等师范类高校更多地运用经验主义和结构主义，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更倾向于运用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研究范式高水平研究型师范类大学的“综合化”组织转型，也使得其高等教育研究向智库方向发展，更加注重决策咨询服务功能的拓展，探索运用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等这种组织转型过程，也影响了师范类高校高等教育研究的“领域”分布一些综合排名相对较低、学科结构相对不完整、师范传统浓厚的师范类大学，则固守师范类大学的传统，在研究领域上持续关注知识和课程、教学与研究等“教育学”属性较强的主题，在研究范式上经验主义占比较大当然，从长远而言，师范类高校内部作为“典范”的北京师范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能否产生制度扩散的效应，促使其他传统师范类高校的研究风格产生转变，则是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议题总体而言，当前我国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在各研究主题上的占比较为平均无论是宏观的“体制与结构”主题，还是微观的“教学与研究”主题都有所关注，而其研究范式则已经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

从长远而言，不同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在人才培养模式、教师招聘模式中内嵌的价值倾向与知识范式如教师互聘网络[15]，将持续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风格一些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研究风格的相似性，使得彼此形成更为紧密的互动关系网络，并产生特定的高教研究集群效应传统的研究范式，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否继续生存抑或走向边缘，则是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与智库时代迫切需要反思的议题重新激发高等教育研究中人本主义等研究范式的活力，破解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等研究范式的“垄断”局面，将成为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风格多样化乃至“学派”丛生的必然要求值得指出的是，欧美国家高等教育的研究风格，也正在通过国际期刊、国际学术会议和学者访问交流等“制度传送带”[16]输入中国，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研究风格产生影响其突出的表现是，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备受推崇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高等教育研究风格，并非纯粹的知识论议题，知识属性本身的考察不能揭示不同类型高校教育学院高教研究风格的差异，其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制度环境、组织积淀、地方性知识、组织场域“氛围”、学术共同体的权力结构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着高等教育研究者的行动策略例如，社会科学学者学术声誉和地位获得具有同行与政府的双重认可特征[17]，这无疑将影响高等教育研究者的研究策略；又如高等教育类学术期刊的风格偏好，将影响研究者的研究主题与研究范式。

当然，研究风格也同样是研究者惯习的反映，特定行动者的惯习，受到厚重的历史之手的影响行动者在学术系统中成长的过程和研究规训（包括对其导师研究风格的沿袭），是其研究风格差异产生的关键因素基于制度学派的观点，师范类与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的高等教育研究呈现出制度环境同构下的“趋同”与“地方性知识”嵌入的“趋异”特征从长远而言，在“制度环境”与“地方性知识”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两类高校的高等教育研究风格将呈现出分化与整合并存的局面参考文献：[1]本研究中的“教育学院”是指大学内部机构中设置的二级单位大学内部的教育类学院名称各异，包括教育学部、教育学院、教育研究院、教育科学研究院等，这些机构都是围绕教育学学科为主组建的，因此统称为教育学院此外，我国非师范类大学教育学院一般都是由高等教育研究室（所）发展而来，非师范类高校的高等教育研究所（院）是教育学院的初始形态和起步阶段，因此在本研究中也归属于教育学院本文统计的教育学院发文包括了直接将所在第一单位署为教育学院的文章，也包括将第一单位署为隶属于或挂靠于教育学院的系所、研究中心等的文章[2]梁克荫，李钟善.困境与机遇：我国高校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发展选择[J].辽宁教育研究，2014（1）：4.[3]张辉，郭桂英.高校教育研究机构“上浮”、“下沉”现象透视[J].高等教育研究，2000（3）：58.[4]王卫霞.略论高校发展与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建设[J].华东交通大学学报，2006（12）：31.[5]史天胜.高等教育发展与高师院校功能转变[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4）：72.[6]《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2014年全国高校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统计分析——基于17家高等教育中文核心期刊的发文统计[J].中国高教研究，2015（4）：1.[7]周光礼，谢清.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前沿与进展：2012年年度报告[J].中国高教研究，2013（7）：24-25.[8]李晶.学科范式转型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J].高教探索，2013（5）：52.[9]王建华.领域、学科之争与高等教育概念体系的建构[J].现代大学教育，2006（2）：8-9.[10]蒋铁汉.从宏大叙事走向微观见著——质的研究方法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应用[J].现代大学教育，2010（3）：35.[11]周光礼.中国大学办学自主权（1952-2012）：政策变迁的制度解释[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78-86.[12]周光礼，莫甲凤.高等教育智库及其学术风格——中国著名高等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