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顾文化共通性与特殊性的人格研究：CPAI及其跨文化应用.doc

兼顾文化共通性与特殊性的人格研究：CPAI及其跨文化应用 　　【作者简介】范为桥，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系，E-mail:fanweiqiao＠（上海200234）；张妙清，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系；张建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100101）；张树辉，澳门大学心理学系　　【内容提要】 本文在回顾华人社会人格研究与评估发展以及“跨文化(中国人)个性测量表(CPAI)”的研究与应用历程基础上，比较了CPAI-2(Form B)不同语言版本(包括中文版、英文版、韩文版、日文版)的跨文化应用结果多种文化中的研究结果支持了CPAI的跨文化信度和效度同时，CPAI在本土和跨文化应用研究中，还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视角，强调与支持了“兼顾文化共通性与特殊性的(etic-emic)人格研究方法”在人格评估领域的重要性这也促使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者开始思考，如何使用兼顾文化共通性与特殊性的人格研究方法以进一步推动人格心理学的研究　　【关 键 词】CPAI/人格/跨文化评估/文化共通性/文化特殊性　　　　　　1、引言　　受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和推动，早期华人社会(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人格评估的发展发端于对西方人格理论与测评工具的翻译引进。

由于人格特质与文化之间不可割裂的关系(Markus, 2004)，在测验的具体项目、量表乃至对测评结果的理解与解释方面，文化差异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Cheung, 2004)在对西方测评工具的跨文化修订与应用过程中，往往过多强调了人格的文化普适性(etic)特征，忽略了人格的文化相关性特征或者主位(emic)的建构，故而不能体现出人格特质的本土化特征；而这被忽略的部分往往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认识人格特征的关键(Cheung, Van de Vijver, & Leung, 2011)　　人格特质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在全人类共同演化(evolution)，过程中逐步形成的(Buss, 1991)，这些内容的文化共通性不应过多怀疑，但这绝非人格的全部；因为人格因素空间中还有相当的内容是个体或群体受特殊社会文化环境塑造的结果这样，就存在被引入的具有“文化共通性”的人格构念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应用价值问题，以及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到底有哪些非常重要的人格维度，但在引进的西方测验中却未能得到关注的问题(Cheung et al., 2001; Cheung, Cheung, Zhang, Leung, Leong, & Yeh, 2008)。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格特质文化共通性与文化特殊性的融合也必然影响到人格评估的理论思考与方法实践(张妙清，范为桥，梁觉，张树辉，2008)　　正是基于以上议题的批评与争论，从1970年开始，一些研究人员尤其是华人心理学家(如杨国枢、宋维真、张妙清等)着手开发本土的人格测评工具用以华人人格研究与应用他们最初的工作主要着眼于华人文化的一些重要人格构念，诸如传统－现代化、面子、和谐、缘(Hwang, 2000; Yang, 1986, 1997)继而，学者们也开发了一些测评工具用以社会心理学的应用研究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工作有P. C. Cheung与其合作者的工作(Yang, 2006)，杨国枢与其合作者(Bond，王登峰等)(Yang, 2006)的工作，和张妙清(F. M. Cheung)与其合作者的工作(Cheung, Cheung et al., 2008; Cheung, Leung, Fan, Song, Zhang, & Zhang, 1996; Cheung, Zhang, & Cheung, 2010)这些本土化的人格研究与应用的出发点是考察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人格特质，但它们对于我们理解人类行为基础的贡献以及相对于那些“强加的客位(imposed etic)”测验而言的增量效度也不容忽视。

跨文化(中国人)个性评估量表［The Cross-cultural(Chinese)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 CPAI］”，的发展与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应用研究为如何应对人格与文化关系的难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采用兼顾文化共通性与特殊性的方法，并以文化包容的态度研究人格心理(Cheung et al., 2011)CPAI在跨文化心理学界已经得到积极的认可(Cheung et al., 2011; Church, 2001; Heine & Buchtel, 2009)　　1.1跨文化(中国人)个性测量表(CPAI)的开发及特点　　针对跨文化人格评估中“强加的客位”方法的批判，以及基于他们对MMPI中文版修订与标准化的经验，香港中文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的研究团队合作，遵守测验发展的国际准则，于1980年代末期开始着手编制CPAI　　研究团队根据兼顾文化共通与文化特殊(combined etic-emic)的跨文化心理学研究思路(Cheung et al., 1996; Cheung et al., 2011; Van de Vijver & Leung, 1997)，力图使量表既能反映国际心理学界关于人格普遍性的研究成果，也能体现中国人人格特质的文化相关性维度。

CPAI的发展既遵循了西方成熟的问卷发展方法又有机地融合了人格构念的文化普适性和中国本土内涵研究团队于1992年在香港和内地完成了CPAI第一版的标准化研究(Cheung et al., 1996)CPAI包括22个人格量表、12个临床量表和3个效度量表　　鉴于社会的变迁和量表开发以来本土及跨文化研究与应用的实践经验，尤其考虑到CPAI第一版未能反映大五人格模型所强调的“开放性”人格特质，研究团队于2001年在内地和香港对CPAI进行了修订和重新标准化(即CPAI-2)研究标准化样本为1911名18～70岁的成年人为了能够检验开放性维度是否在华人人格结构中表现为明显的因素特性，CPAI-2增加了6个本土化的与开放性相关的分量表(Cheung, Cheung, & Zhang, 2004b; Cheung, Cheung et al., 2008)为了适应时代发展我们对CPAI第一版原有的部分分量表也作了调整但对标准化常模的分析显示，尽管增加了开放性量表，CPAI原来的四因素［领导能量(social potency/expansiveness)、可靠性(dependability)、容纳性(accommodation)和人际取向(interpersonal relatedness)］结构仍然得到良好支持。

它们共解释了48.5％的总体方差；12个临床量表亦支持原来CPAI的二因素(情感问题和行为问题)结构，方差解释率为58.8％　　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第一，同CPAI第一版一样，CPAI-2再次确证了反映中国人人格特质文化特殊性的人际取向(IR)因素其中包括反映儒家文化特殊性的人情、和谐和节俭、奢侈等维度同NEO-FFI的联合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这些维度在大五模型的因素上不存在任何显著的因素载荷这进一步确证了IR因素的中国文化独特性第二，在新增的六个本土开放性分量表中，其中四个涉及自我导向的兴趣与智力开放性的维度［新颖性(NOV)、多样化(DIV)、多元思考(DIT)，唯美感(AES)］同外向-内向(E-I)和领导性(L-A)两个领导能量维度有最好的辐合效度这或许反映了中国文化关注的领袖性人格特质的特点，如多才多艺以及可以影响他人的特性其余的两个社会导向的开放性量表［容人度(INT)和人际触觉(SOC)］分别负载于CPAI-2的容纳性和人际取向因素这表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开放性不仅包括类似于西方文化中个人在思想与兴趣方面的开放，同时还包括与他人社会关系的开放(Cheung, Cheung et al., 2008)。

这些量表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的创造性人格特质(陈学志，彭淑玲，曾千芝，邱皓政，2008)然而，这些人格维度并没有汇聚为独立因素，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中存在反映开放性的特质；但它们并没有像大五模型所反映的以美国人为代表的西方人人格结构那样表现为独立的人格因素(Cheung, Cheung et al., 2008)　　基于CPAI－2的理论框架，研究团队结合青少年的人格特点，适当增删了一些量表(张妙清等，2008；范为桥，张妙清，张树辉，梁觉，2008)，参照CPAI成人版的发展思路与方法，于2005年编写了青少年版［The Cross-cultural(Chinese) 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Adolescent Version, CPAI-A］初始量表并分别在两岸选取青少年被试进行试测CPAI-A的香港(N＝2689)和大陆(N＝2985)的标准化研究已经完成；标准化样本的年龄在12～18岁之间CPAI-A包括25个人格量表(分属于四个因素——领导能量、情感稳定性、人际关系导向和可靠性)和14个临床量表(分属于两个因素——情感问题和行为问题)。

　　综合20多年研究与应用数据的积累，基于自下而上的实证方法对中国人本土人格特质的充分研究，CPAI量表(包括CPAI，CPAI-2以及CPAI-A)涵盖了传统(西方)人格研究关注的气质或个体内在的(temperamental or intrapersonal)特质(如情绪性、悲观-乐观、外向-内向等，体现了对人格文化共通性的测量)；同时，也包括为传统(西方)人格研究忽视但受中国人重视的关系(interpersonal)或团体(group-oriented)取向的本土人格特质(如和谐、人情、亲情、面子等)例如，杨国枢(Yang, 2006)提出的人格特质四维分析方法在CPAI量表对人格的研究中即有很好的体现：(1)个人导向特征(individual-oriented attributes)，如责任感、严谨性、情绪性、自卑-自信等；(2)关系导向特征(relationshiporiented attributes)，如和谐、人情、外向-内向；(3)团体导向特征(group-oriented attributes)，如领导性、亲情；(4)他人导向特征(other-oriented attributes)，如阿Q精神、面子等。

此外，尽管杨国枢(Yang, 2006)认为这四种导向因从不同视角来表达人格特质故不宜同时进行分析研究，但CPAI-2和CPAI-A清晰可信的结构却是对其观点的有力反证(Cheung, Cheung et al., 2008；张妙清等，2008)并且我们进一步认为，这里的后三种导向正是就西方传统人格理论对人格特质人际关联(interpersonal)维度忽略的恰当补充这三个方面也均是反映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如中国)的社会导向的人格特质因此，可以认为CPAI量表对本土人格内容的关注是非常充分的并且，CPAI研究团队正在进行的一项关于CPAI人格因素同EEG(electroencephalogram)的相关研究有可能从神经生理学角度为某些基于CPAI评估的人格特征提供经验支持　　1.2CPAI对人格特质文化共通性和特殊性测评的有效性　　CPAI一般人格因素中，人际导向(IR)是反映人格文化特殊性的维度，领导能量、责任感、容人度则在不同程度上同大五的因素相对应，反映的是人格的文化共通性特质(Cheung et al., 2001)这两个方面的应用研究分别反映了CPAI一般人格量表对人格特质的文化共通性与特殊性的关照。

　　例如，根据对CPAI-2常模样本的分析(Cheung & Cheung, 2002)，发现反映文化共通性的人格维度如乐观性和自我接受，以及反映文化特殊性的人格维度如亲情、和谐等同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