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突厥碑文研究现状.pdf

古代突厥文又称鄂尔浑突厥文，也称突厥如尼文（因其外形上像古代北欧使用的如尼文） 它是在我国北方建立的突厥汗国（552-745 年）和回纥（古代维吾尔）汗国（745-840年）使用的文字从 1893 年丹麦学者汤木森解读鄂尔浑突厥文以来已过去一百多年[1] 一个多世纪以来 世界各国突厥学界对古代突厥文文献的研究成绩斐然，已形成突厥学中的一个独立的分支——“ 如尼学 （ Runology）” 它曾经历过几个发展阶段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是第一阶段，这 期 间 （ 1894-1899 ） 拉 德 罗 夫 先 后 用 德 文 出 版 了5 册 题 作 《 蒙 古 古 代 突 厥 碑 文 》（W. Radloff: Die alttue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2] 1896 年汤木森用法文发表了他的奠基性的著作 《鄂尔浑碑文的解读》 （V. Thomsen: Inscriptions de l ’Orkhon Dechiffrees） 接着是他于1916 年发表了回顾性的、题作《突厥学 Turcica》的长篇论文 1922 年他用丹麦文出版了对于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的总结性的研究，收入他的论著集第三卷中（Samlede Afhandlinger III ） （世界突厥学家们使用的主要是此书的1924 年 Schaeder的德文译文和 1930 年 Ross 翻译的英文译文）[3]。

由于 20 世纪初我国新疆地区出土了大量属于高昌（吐鲁番古名） 王国时期 （约 850-1250 年）的古代维吾尔语写本，世界突厥学家的注意力被转移到对这方面的研究所以这一时期对古代突厥碑铭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当然这里应提到1936-1941 年土耳其学者H. N. Orkun 出版的题为《古代突厥碑文》（ Eski Turk Yazitlari ）的四卷本的著作和马洛夫(S. E. Malov) 的《古代突厥文献》 (Pamyatniki drevnetyurkskoy pis ’ mennosti ,1951)、 《蒙古和吉尔吉斯古代突厥文献》 (Pamyatniki drevnetyurkskoy pis ’mennosti Mongolii i Kirgizii ,1959)、《突厥叶尼塞文献Eniseyskaya pis ’mennost’ Tyurkov , 1952 》 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由于蒙古、苏联和波兰、捷克、民主德国考古学家和突厥学家的努力，又有一些重要的古代突厥碑文的发现，于是开始了对古代突厥碑文研究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从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后开始的这期间土耳其、 日本的学者纷纷访问蒙古，或组织蒙土、蒙日联合考古队，对以前发现的突厥碑文和遗物、遗迹进行了重新研究，于是掀起了对古代突厥碑文研究的新高潮。

下面我拟对后两个阶段的研究作些介绍第二阶段是从1959 年捷克 -蒙古联合考古队开始的这次集中对阙特勤碑及其附属遗址的考古发掘 最大的收获是发掘出阙特勤（他是第二突厥汗国第三代可汗毗伽可汗之弟，也是汗国的军事统帅）的头像和阙特勤碑文的另一些残片这次考查队的成果尚表现在一些重要论文的发表上[4]：捷克方面有L. Jisl 的《 1958 年捷-蒙考查队对阙特勤碑铭进行的考古研究报告Vorbericht ueber die archaelogische Erforschung des Kul-tegin-denkmals durch die tschechoslowakische-mongolische Expedition des Jahres 1958 , Ural-Altaische Jahrbuecher , 32 , 1960 ）、 《论古代突厥人的像貌》（Wie sahen die alten Tuerken aus? , 同上刊 ，40 ，1968） 、 《试论作为厥人宗教观念表现的石人和其他石刻雕像》（ Balbals, Steinbabas und andere Steinfiguren als Aeusserungen der religioesen Vorstellungen derOst-Tuerken , Prag , 1970） ；蒙古方面有N. Ser-Odzhav 的下列论著：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考古 研 究 》（ Archeologicheskie issledovaniya v MN R , 载 《 蒙 古 考 古 学 论 文 集 》（ Mongol ’skiy archeologicheskiy sbornik , Moskva 1962 ） 、 《蒙古对古代突厥碑文的研究》( Izuchenie drevnetyurkskoy pis ’ mennosti v MNR , 载 Rintchen 收集、编辑、出版的法文书：《蒙古发现的岩画和碑文》（Les dessins pictographiques et les inscriptions sur les rochers et sur les steles en Mongolie, recueillis par Rintchen , Ulaanbatar , 1968 ） 。

1962 年有著名突厥学家E. Tryjarski 参加、由波兰科学院东方学研究中心组织的蒙古考查队对古代突厥碑文进行了专门的考查和现场研究他发表了如下的论著：《蒙古现存古代突厥文物的现状及保护问题》（The present state of preservation of Old Turkic relics in Mongolia and the need for their conservation , UAJb , 38 , 1966 ） 、 《蒙古古代突厥的考古遗迹》（On the archaeological traces of Old Turks in Mongolia , East and West 21 , 1971 ） 、 《关于鄂尔浑突厥文物》（Some remarks on the monuments of the Orkhon Turks , Turk Kulturu El-Kitabi , II , Istanbul 1972）等在此期间以苏联学者在蒙古突厥碑文的调查、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为显著，他们先后发现51 个突厥文和2 个粟特文刻石这里首先要提到布古特（Bugut）碑的发现和研究：1956 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Arhangai 省布古特地方一个属于突厥时期的墓葬附近发现一方碑铭。

开始有人认为上面刻写的文字是回鹘文后经克里亚施托尔内（S. G. Klyashtorny）和列夫谢茨（V. A. Livshits ）研究，确定碑的三面刻写的是粟特文，另一面刻写的是印度婆罗米文为建于公元 580 年左右、纪念一突厥贵族的记功碑碑文中提到四位突厥可汗的名字是：Bumin , Muhan , Taspar , Niwar , 他们分别相当于汉文史籍中的土门可汗（552-553） 、 木杆可汗 （553-572） 、佗钵可汗 （572-581） 、尔伏可汗 （581-587） 碑文中说到佗钵可汗“ 愿建一大的、新的佛教寺院（僧团）”[5] 根据汉文史料记载，当佗钵可汗在位时，佛教已传入突厥当时有北齐 （550-577）僧人惠琳被掠入突厥他对佗钵可汗说，齐国的强大是因为皈依佛法的缘故， 并向他宣讲了佛教的因果报应的教义，于是佗钵可汗信仰了佛教从石碑的另一面刻有婆罗米文来看，碑文内容确实应与佛教有关，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这一发现具有三点意义：一是早在6 世纪下半期， 突厥已信仰了佛教 （尽管可能只限于上层统治阶级），二是粟特文的使用说明粟特人（既所谓“ 胡人 ” ）在突厥汗国的影响，三是在第一突厥汗国时期，突厥人尚未有自己的文字。

1971 年和 1980 年克里亚施托尔内用俄文发表了《雀林碑》 的研究， 分别题作 《 （蒙古） 东戈壁发现的如尼文碑文Runicheskaya nadpis ’ iz vostochnoy gobi 》（载匈牙利出版的 《突厥学研究Studia Turcica》 ，Budapest ，1971）和《雀林地方石刻上的古代突厥文Drevnetyurkskaya nadpis ’ na kamennom izvayanii iz Choyrena 》 （载《东方国家和民族Strany i narody vostoka, vypusk ,22 》 ） 此外，1980 年和 1982 年克里亚施托尔内分别用俄文发表了题作《铁尔痕碑Terkhinskaya Nadpis’ 》 （载《苏联突厥学报Sovetskaya Tyurkologiya 》 ，1980 第 3 期）和英文《铁尔痕碑（Terkhin Inscription ） 》 （载匈牙利《东方学报Acta Orient.Hung. t. XXXVI》的论文，研究刊布了属于回纥汗国磨延啜可汗的《塔里亚特Taryat 碑》 （或称《铁尔痕Terkhin 碑》 ） 。

克氏又在1985 年和 1987 年分别用英文（载匈牙利同上刊，卷XXXIX ）研究刊布了也属于回纥汗国牟羽可汗的《回纥牟羽可汗铁兹碑》(The Tez Inscription of Uighur B? gü Qaghan)和俄文《在蒙古西北部发现的回纥牟羽可汗碑》（载《中央亚细亚—— 新发现的文献和文物Tsentral’ naya Aziya —novye pamyatniki pis ’ mennosti i iskusstva》 再有克氏和列夫谢茨合作研究刊布了用古代突厥文和粟特文写成的所谓《塞夫列Sevrey 碑》等 [6] 这里我还想顺便提到其他欧美学者的贡献：如英国克劳森爵士(Sir G. Clauson)关于 《翁金碑》、《阙利啜碑》 的研究， 美国（现已回土耳其）特肯 (T. Tekin)教授的研究， 法国突厥学会主席路易 · 巴赞 (L. Bazin) 教授的研究和法国前驻土耳其大使吉饶(R. Giraud) 先生对《暾欲谷碑》 的研究，芬兰阿勒陶(P. Aalto)教授等人根据老一辈阿尔泰学家和突厥学家兰斯铁(G. Ramstedt)教授遗留下的关于 《暾欲谷碑》 的照片和拓片所做的新研究，意大利邦巴西(A. Bombaci) 、挪威浩夫道根 (E. Hovdhaugen)，丹麦梅业尔(I. Meyer) 夫人等人的研究贡献。

古代突厥碑文研究的第三阶段是从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这一活动主要由土耳其和日本学者进行的土耳其方面由新成立的土耳其国际合作部（土文名字：Turk Isbirligi ve Kalkinma Idaresi Baskanligi ,简称 TIKA , 英文名字Turkis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ration ，简称 TICA ： ）牵头与蒙古政府合作组织了土蒙联合考查队， 对蒙古现存的古代突厥碑铭（特别是对突厥汗国时期的碑铭和文物进行了大规模的考查研究，已出版了大型图录若干种，如：《鄂尔浑Orhun—The Atlas of Historical Works in Mongolia ,1995 , Ankara》 、 《蒙古突厥文物Album of the Turkish Monuments in Mongolia ，2001 , Ankara》等 [7]日本由文部省资助组织了为期三年（1996-1998） 的专门考查研究蒙古现存遗迹和碑文的科研计划考察队由突厥学家、 粟特学家、蒙古学家组成 其主要成果集中反映在1999 出版的《蒙古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研究报告》一书中，书中包括对布古特碑、阙特勤碑、翁金碑、阙利啜碑、 磨延啜碑、 塔里亚特碑、 铁兹碑、 九姓回鹘可汗碑、塞福列碑以及蒙古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