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社会组织发展实践差异考量.doc

中美社会组织发展实践差异考量［摘要］中美社会组织由于生长于异质的文化土 壤、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之中，从而彰显示出不同的实践取 向，即文化基因的分殊一一儒家文化与宗教文化；运作逻辑 的差别一一政府主导与社会选择；监管模式的迥异一一法团 主义与多元主义积极探寻中美社会组织发展的实践殊异， 不仅为我们认知中美社会组织发展的谜团提供参照，而且为 我们揭开中美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奥妙提供密码锁钥［关键词］中国社会组织；美国社会组织；差异考量作者简介：齐久恒（1984—）,男，江西余干人，讲师, 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组织与社会发展理论广东财经 大学广东广州510320）中美社会组织由于孕发于不同的文化土壤、制度安排和 社会结构之中，从而造就了其文化基因的分殊、运作逻辑的 差别和监管取向的迥异为此，笔者试图通过一种横向比照 来系统考量社会组织在不同的生发场域中所彰显出各自的 精神气质与形态风貌积极探寻中美社会组织发展的实践殊 异，不仅为我们认知中美社会组织发展的谜团提供参照，而 且也为我们揭开中美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奥妙提供密码锁 钥如下将攫取通过“文化基因”、“运作逻辑”和“监管 模式”等三个维度来透析中美社会组织发展的实践分野。

一、文化基因的分殊：儒家文化教化与宗教文化浸濡一种主体性、能动性的社会实体，其生成与演化的逻辑 背后势必内隐着一种深层次母体文化结构，并深受其规范、 影响或型塑，社会组织作为一种实体性的社会结构亦是概莫 例外中美社会组织由于生发于不同的实践框景中，所以其 背后隐性的文化基因自然是大异其趣在中国的国家与社会 关系中，儒家文化起着主导性的教化功能，而在美国的政治 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中，宗教文化则是起着相应的浸濡作 用，不同类型的中美文化基因孵化、熏陶和预构着不同类别 的社会组织形态1. 内缩性一一延展性在儒家文化的血脉中更多地浸渗 着一种“差序格局”的因子，即以自我为内核，血缘和地缘 为关系准绳，所扩散出去一轮轮由亲密到疏远的“波纹宗亲 关系网”诚如詹姆斯・R・•汤森和布兰特利•沃马克所指 认：在传统的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地位是亲缘地位：个 人的行动是为了维护它，使它兴旺，普遍的社会行为都接受 其首领的权威然而，家庭或世系只是从一种忠于特定对象 主义中得到了最明显的益处，这种忠于特定对象主义提倡排 外和个人关系，而不是普遍和公共的关系［1］以迄于今， 这种亲缘性、裙带性和内敛性的观念文化在时下中国仍苟延 残喘，拖着若隐若现的尾巴，其思想遗迹在中国社会组织生 成与建构之中得以于呈现和传递。

管窥中国社会组织的人员 构成生时，尤其为是在一些互益性社会组织里，例如“行业 协会”、“商会”、“职业团体”、“同乡会”等，不难发 现，其成员的组构无疑编织出一种“人伦情谊”的纽带，即 “相识者为近，无亲者为远”易言之，组织成员之间更多 具有一种类似的血缘、地缘、业缘或学缘等关联，社会信任 的半径较小，仅局限于朋友、同事或熟人的狭小圈子内，更 多地倾向是一种内缩性的发展质态与此形成鲜明比照的是，美国宗教文化更多地凸显“恩 典”的普遍性，倡导"博爱”的救助精神，并携带、衍生出 普世主义的情缘，反映出一种更强的兼容性品格这种道德 情感将深深镶嵌于美国社会组织生成与演化之中正因为这 种“恩典”和“博爱”文化心理的渗透，所以致使美国社会 组织的人员构成更多地突破、跨越了以“血缘”和“亲情” 为纽带的“家族范畴”，其组织成员的来源更多地延伸、扩 展至“非亲属伦理”2. 依附性一一自主性在儒家文化的“三纲五常”， “四维八德”的礼仪秩序中无疑浸染着一种''上下尊卑”、 “宗法人伦”和“依附仆从”的思想观念，从而公民主体性 的觉醒自然被湮没于“政治服从”的深渊里传统依附型儒 家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已经深深浸透于中国国民的灵 魂，同时浸透于中国国民灵魂深层的思维、意识、认知和情 感”。

［2］正是拘囿于禁锢、框定和固化的思维理念，所以 中国民众难以有效激发起自身的自主性、创造性，更多倾向 则是一种归附性、听令性美国学者明恩溥曾在《中国人的 特性》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缺的不是智慧，也非耐 性、诚实和乐观，因为所有这些品质，他们所拥有的远远超 过别的民族他们所缺少的就是独立人格和良知[3] 这种附庸化的儒家文化灵魂亦忽隐忽现地盘踞、飘浮在中国 社会组织的上空时下“自上而下”生长型的中国社会组织 不是“眼睛向下”，而是“盯住上层”，因为它们绝大部分 物质资源是依靠政府调拨、人员构成来源于政府配备、一切 行动听命于政府指令，从而丧失自主运作的空间和独立运作 的能力，鲜少能够真正做到“经费自筹、人员自聘和活动自 主”，其更多的发展景象是一种“大政府，小社会”的依附 型治理格局以此相映照的是，美国宗教文化更多指向一种“契约精 神”，崇尚个人自由，追寻主体平等，自由和平等编织出美 国公民主体间交往坐标的经度和纬度正是缘由于此，所以 自由结社在美国的历史中由来则是尚来已久，然而，这种契 约达成的原则深深地支配着美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尤其是进 入21世纪以后，美国民众普遍认为现代公共事务治理更多 是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他们相信在契约原则下 凭借着自己的力量是能够治理社会，甚至有的学者更是发出 了这样的如此呐喊：“最低限度的国家”（罗伯特•诺齐克 语）和“没有政府的治理”（詹姆斯・N.罗西瑙语）。

美国 社会公众正是在契约原则的规导下，立基于共同的兴趣、意 志和信仰进行着各式各样的自由结社，缔结成形形色色、林 林总总的社会组织，并试图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伙伴关 系，进而通过信任互赖、共同参与、沟通交流和协同治理等 机制来达致公共管理绩效的最优化3. 内心自省性——外部约束性在儒家文化的画面里， 人性预设是一种“人性本善”或“原善”，更多主张“自 律”，不遗余力地倡导道德教化，并力图通过人们内心世界 的省思、修行或顿悟，使其精神境界和德行修养不断提升， 进而实现由内而外、推己及人，达致内圣外王的状态对此, 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慨言：“在这庞大的政治组织里同样突 出的一点是，中国人依赖伦理道德的程度甚于依赖法律；依 赖有关道德的舆论胜过依赖法庭审判［4］不难觉察， 这是一种典型的“德主刑辅”的东方文化然而，在中国传 统文化土壤中孕育的社会组织体系，其不可避免地铭刻上这 种观念文化的烙印在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结构中，社会大 众貌似更多诉求于道德操行，希冀于通过选举德高望重、才 能卓越、大公无私的精英人物来领导如此一来，在很大程 度上就难免会忽视、遮蔽或消解外部制度对公权力的有效监 督和匡约。

对比之下，在美国宗教文化的画面里，人性预设是“人性本恶”或“原罪”，倾向于认同人是自私 的，同时为了抑制这种自私利行为的蔓延与恶化，社会公众 倾向于认为仅凭依靠人的道德修行是远远不够的，还须设定 一种外在的制度约束，即注重法律制度的合理安排然而， 这种思想文化潜移默化地浸透在美国社会组织的血液和灵 魂之中，并深刻地型塑其运行与发展在美国社会组织的治 理结构中，更多凸显一种“他律”，即同行互律、法律制度 约束、公众舆论的监督和独立的第三方评估，认为惟其如此, 社会组织方能在阳光下公开运作二、运作逻辑的差别：政府主导原则与社会选择逻辑 在中美社会组织发展的整体链条之中，其主体的推动力量并未恪守和遵循相同的逻辑政府主导性原则在中国社会 组织生成与演化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绩效，而社会选择性逻辑 则在美国社会组织孵化与萌生过程中提供着重要的资源要 素和动力支撑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新民主化还处于发育阶段，经济 增长任务依然十分的艰巨，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亦还是由政 府推动的，所以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政府的突出地位和 作用仍旧是美国发达国家难以望向其背的［5］正是脱 胎于全能主义的政治体制框架之中，所以我国社会组织生发 不可避免地沾染着一种浓重的“科层化”、“衙门化”或“行政化”的习性。

观照中国社会组织的生存场域，政府的“影子”和“作风”可谓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其充分倒 影在社会组织的生发之中，并在其培育与发展、监督与管理 的过程中扮演着创立者、规制者和掌控者的角色然而，与此形成鲜明比照的是，在美国社会，由于市场 经济蕴育较为成熟、完善，再加之自由结社的历史传统由来 已久，所以在美国社会组织蛹化与成长的进程中，它更多地 倾向偏胜于社会选择性逻辑社会选择”就是由各种社会 力量决定是否成立社会组织，成立什么样组织，以及维持多 大规模组织，社会通过自己内在的机制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共 物品在"社会选择”的过程中，社会是选择的主体，与此 同时，在社会选择模式中，行政部门和社会组织地位是平等 的，不存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行政部门可以雇佣社 会组织实现自己的治理目标，但是这种关系是公平和自愿 的⑹为了更加精致而透彻地考量“政府主导”和“社会选择”之间的实质性差异，如下下面拟从社会组织的“构生方 式”、“活动领地”和"组织治理”三个纬度进行深刻阐 释1•构生方式：“自上而下”的理路与“自下而上”的路 径中国社会组织的生发逻辑更多是遵循"自上而下”的建 构原则，它们大多数是一种体制诱致性变迁的作用使然，是 党和政府简政放权、有意“松绑”资源和空间的结果。

质言 之，即中国共产党及相关政府部门对社会组织的催生起到了 主要的助推或供给作用，表征出很强的人为性自上而 下”生长型社会组织的特征是：各种资源，包括人、财、物、 信息、管理和相应的组织资源等，主要来自党和政府的相关 机构权力控制下的垄断领域；产生过程与政府改革相关联， 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改革和政府职能社会化的产物［7］管 窥本土化社会组织发展的实践框景，其中一些规模较大、影 响较强、公信力较高、资源筹集较为稳定的社会组织，例如 “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是从团中央分化出来的；“中华慈善 总会”是依托于民政部门建立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是来 源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等，它们无一例外的是政府部门主 导、推进的结果，呈现出“官"与“民”两重属性的交织， 并沿循政府部门的科层制逻辑，是一种“准政府组织”相比之下，美国社会组织孕育与萌生则与我国“自上而 下”的历史演进道路有着截然不同的样式，其出场路径更多 是市场经济内在驱动的逻辑使然申言之，它们更多是一种 社会自发性变迁的必然结果，其生发的内在取向更多反映社 会领域中民间团体多样化、个性化或异质化的“需求原 则”，是社会基层民众缘其自身共同的旨趣、利益或信念而 自主、自愿缔结的民间社会团体。

由此可见，美国社会组织 的生长路径更多地是遵循沿遵一种“自下而上”的原则理 路2.活动领地：“经济社会”的界域与“政治人权”的领 域中国政府对于社会组织活动界域可以说谓是划出了一条 明晰明细的“楚汉界限”，并在其中发挥着一种“操手盘” 和“遥控器”的导向作用易言之，中国社会组织的活动界 域更多地体现了执政当局的偏好性，即凡是在政府积极倡 导、青睐的社会领域，社会组织分布数量则是明显扎堆，譬 如：扶贫开发、社会救助、环境保护、教育医疗、农村发展 等活动领域然而，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但凡在执政 当局并不提倡或者态度尚不明朗的活动界域，我国社会组 织，尤其是一些民间社会组织则是很少涉猎或者不敢越雷池 半步，例如：民族、宗教、反腐败、涉外、和平、政治或人 权等领域这是因为有关政府对部分民间社会组织发展并不 十分信任，唯恐其过度膨胀会挤占自己的统摄空间或者挑战 自身的政治权威，所以对其准入或发展设定了诸多的限制条 件然而，美国社会组织除了在日常的教育医疗、环境保护 和社会就业等领域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外，与此同时， 还在诸如政治选举、人权保护和公共政策、公共议题等领域 中表现也很活跃着矫健的身影。

美国的社会组织，例如绿色 运动组织、反战和平组织和女权运动组织则被更多的社会底 层民众视为一种“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