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期日本工业化的组织体制与指导者型企业家.docx

明治时期日本工业化的组织体制与指导者型企业家 一个国家工业化的进展速度及其最终能否取得成功，在主观方面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即政府与企业家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先天不足，明治维新采取了“自上而下”的变革方式这使得当时的日本政府有可能充分利用国家的经济职能，亲自承担发动工业化的重任，但是，民间企业家的作用并没有因此而降低事实上，从日本工业化的整个过程来看，日本工业化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期内获得成功，其经验就在于政府和企业家都能够各司其职，在充分发挥不同作用的同时，两者紧密配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政企协调的工业化组织体制日本工业化的组织体制是一个很值得发展中国家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其形成与明治时期日本企业家的生成条件和过程以及阶级构成有直接联系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拟对明治时期日本企业家的出身、价值观念、活动方式加以介绍和分析一 日本工业化组织体制形成的阶级基础在明治时期的日本企业家中，武士阶级出身的人占有不小的比重，因此日本经济史学界有许多学者认为，可以把武士阶级看作日本工业化的主导阶级但是按照表1的具体数据，与政界和文化界上层人物的阶级构成相比较，武士阶级及以上出身的人占产业界的比重为23%，大大低于占政界的比重91%、占文化界的比重70%。

所以也有不少的日本学者认为，把武士阶级当作工业化的领导阶级并不妥当，而是应该重视企业家出身的多样性，没有必要仅限于从某一个特定的阶级去寻找和断定工业化的主导阶级显然，仅就数量而言，也许很难对后一种观点加以否定，但是笔者认为，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有以下几点是不容忽视的表1 明治时期上层人物的出身第一，政界的上层人物绝大多数出身于武士阶级，这清楚地说明了武士阶级在明治维新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而明治维新之后，政府不仅制定了实行资本主义变革的指导方针和具体措施，而且从民间企业家力量薄弱、一时难以单独承担工业化重任的实际出发，决定直接参与企业活动政府首先接收了幕府时期的藩营企业，投资兴办了一些新的官营企业，这些企业活动不仅弥补了由于经济体制突然转变而产生的空白，而且为民间企业积累了建立和管理近代企业的经验显然，明治政府在工业化初期所具有的这种一身二职的特殊性足以说明，政界人物的阶级构成状况既反映了武士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又间接地说明了他们在社会经济和企业活动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第二，日本的工业化过程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个引进西方产业和技术的过程日本工业化的这一基本特点决定了明治时期企业家的产生及发展所面临的条件和环境与西方先进国家截然不同，也就是说，明治时期日本企业家的机遇，不像西欧国家那样产生于传统手工业向机械化大工业的过渡之中，而是产生于移植西方产业和技术的过程中。

而武士阶级是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唯一的知识阶级，他们通过书刊对西方文明早有一定了解，而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或其子弟具有留学或考察西方先进国家的经历，因此，相对于其他阶级而言，武士阶级出身的人更具有成为近代企业家的有利条件他们虽然属于少数阶级，在日本总人口中的比重仅为6%，但在企业家中的比重远大于此，而且随着工业化的进展，这一比重仍在持续上升据有关统计，到1920年时，在企业界上层人士中武士阶级出身的企业家的比重已上升到37%企业家阶级构成的这一变化无疑说明了武士阶级在日本工业化中的地位是其他阶级所不能代替的第三，在江户时代，武士阶级隶属于封建统治阶级，他们享受俸禄，游离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和流通过程之外但是，武士阶级作为唯一的知识阶级在社会文化和意识领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的忠君思想和牺牲精神对其他阶级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明治维新之后，虽然社会制度的变迁使武士阶级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但是日本受制于西方强国的历史背景又为武士阶级的忠君思想向国家观念的转变提供了条件，使他们有可能摆脱自身利益的束缚，满足工业化的需要，做出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选择所以，在武士阶级出身的企业家看来，经营企业是国事，而不是个人的谋生之计。

这样，“恢复商权”“夺回市场”便自然地成了企业经营的一项宗旨显而易见，这种国家主义色彩鲜明的经营理念无疑为政企协调的工业化组织体制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二 指导者型企业家的出现及其特点按照明治时期企业家演变和形成过程以及在工业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可以把明治时期的企业家划分为三种类型：指导者型企业家、政商型企业家、通常型企业家所谓“指导者型企业家”是指一些在成为企业家之前曾在明治政府内担任过重要职务、在成为企业家之后其从事的企业活动又在民间企业中起到了带头和组织作用的企业家显然，与西方国家的企业家相比较，指导者型企业家的存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日本企业家形成因素的多样性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治国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日本实行了地税改革，废除了身份制度，取消了武士俸禄，撤销了交通管制，等等应该说这些改革为工业化的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和环境但是，由于这些改革对于当时的日本社会来说是突如其来的，并触及了原有既得利益阶级的利益，因此，在短时期内无法避免地引起了社会动荡、人心彷徨和一部分人的反抗另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所需条件的形成虽然有了制度上的保障，但其尚待发展，特别是那些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货币和财富的人，有许多还难以立刻适应新的经济环境，不知如何实现自身向企业经营者的转变而在观望和等待。

实际上这种情况反映了在突发性的经济制度变革之后，明治政府对工业化的发动与民间对工业化的呼应之间存在着断层，而要填补这一断层，把工业化的方针迅速地转变为民间企业家的普遍行动，就需要有一种能够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两者能够互相沟通、理解和配合的人，而指导者型企业家的出现正好适应了日本工业化发展的这一客观要求首先，从时间上看，指导者型企业家出现在明治时期，当时日本虽然已经废除了身份制度，国民在法律上获得了平等地位，但是封建时代所形成的官贵民贱以及轻商意识还根深蒂固，成为一种阻碍人们从事工商的思想顾忌而指导者型企业家能够弃官经商无疑有力地冲击了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在提高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和推动民间的经商活动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其次，指导者型企业家作为曾在明治政府中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人，他们直接参与了明治维新后各项国策的制定，对日本工业化所需解决的当务之急非常了解，他们虽然辞去了官职，置身于民间，但与政府上层人物仍然保持着十分密切的交往和联系，因此，他们的企业活动不仅容易得到政府的理解，也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和援助同时，作为企业家，他们与工商界人士有着广泛的横向联系，使他们的企业活动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最后，指导者型企业家之所以辞去官职，其直接原因虽各有不同，但他们从事工商的主要动机并不是为了个人发家致富，而是为了实现兴业强国的理想和抱负同时，由于他们几乎都具有留学或考察西方国家的经历，对西方产业文明和企业状况不仅有所感，而且还有所悟，因此，他们视野开阔，具有乐观主义精神，相信在西方能够获得成功的事业在日本同样能取得成功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指导者型企业家的企业活动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不拘泥于眼前得失而重视和追求长远利益故此，指导者型企业家涉足的领域许多都是耗资巨大而对工业化又是举足轻重的产业这样，不仅缓和了政府因财力不足而出现的力不从心的局面，同时也为民间关联产业部门和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总之，指导者型企业家所存在的上述特点，使他们在工业化中能担负起承上启下的重任他们人数虽不多，但能量相当大，正是由于他们的企业活动才弥补了日本明治初期所存在的空白，使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仅用了12年的时间，便迎来了民间企业勃兴、举国上下开展工业化的高潮三 指导者型企业家的企业活动以上我们从一个方面概括性地分析了指导者型企业家在日本工业化组织体制形成过程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那么，指导者型企业家在推动日本工业化过程中究竟起到了哪些作用呢？以下我们结合其代表性人物涩泽荣一所开展的企业活动对此做以下具体说明。

首先，与其他形态的企业制度相比较，股份公司制度是一种更为合理和有效的企业制度，这在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这一制度在资本集中以及所有者责任范围方面所显示出的优越性，对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来说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这一点，涩泽荣一早有明确认识，他认为日本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殖产兴业的目标，其关键环节之一就在于引进和迅速地普及股份公司制度因此，他在大藏省担任要职期间，主持发行有关股份公司制度的书刊《会社辨》《立会略则》，极力宣传建立股份公司制度的必要性以及有关知识但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资金主要集中在华族（明治维新后赐给爵位的人及其家族）和地主、大商人手中，他们对股份公司制度则持有疑虑，态度消极，不愿为此承担风险鉴于这种情况，涩泽荣一在辞去官职投身实业后，从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实现普及股份公司企业制度的愿望他奔走呼号于社会各界之中，利用自己的声望，力排各种阻力，成功地说服了华族和各界人士，利用他们的资金建立起第一家股份公司——第一国立银行，并亲自出马担任了总经理，为股份公司制度在日本的普及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其次，如前所述，日本的工业化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引进西方产业和技术的过程。

而从涩泽荣一所开展的企业活动来看，其主要特征就是在这两个方面都有很大建树一方面，他积极投资于银行、保险、海运、化肥、汽车、钢铁等行业，为这些新兴产业在日本的确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他及时察觉到明治初期日本在引进西方技术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众所周知，日本在幕末时期就已开始吸收外来技术，明治初期，政府在官办的纺织工厂也引进了国外的先进纺织设备，但经营效果并不理想而在涩泽荣一看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当时对外来技术本身还不够熟习之外，其重要原因在于纺织企业经营规模狭小影响了经营和生产效益他认为，要使日本纺织业能够迅速达到与西方强国竞争的水平，就必须把引进技术和设备与扩大企业规模联系起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涩泽荣一在1882年筹集了巨额资本，创办了大阪纺织公司该公司引进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国外设备，拥有10500支纱锭，生产规模为国内纺织业之首当时，涩泽荣一除了聘用了精通西方先进纺织技术的山边丈夫为总技师，对工人操作进行现场监督和指导外，还采用了大量的年轻女工，首先实行了昼夜不停的轮班作业生产体制，以降低产品成本结果，该公司不负众望，投产之后效率逐年提高，可观的收益又为企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到1889年拥有纱锭60000支。

显然，涩泽荣一的这一成功不仅为民间企业提供了经营方面的经验，而且为纺织业成长为明治时期最主要的出口创汇产业奠定了基础再次，虽然明治维新使日本摆脱了遭受西方侵略的危机，但是不平等条约的存续仍使日本企业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阻碍同时，受国内条件的制约，企业的外部环境并不宽松，企业间的生存竞争也相当激烈在这种情况下，涩泽荣一敏锐地察觉到在日本尽早建立民间企业团体组织的必要性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组织，个别企业家的活动才有可能保持协调性，才能依靠集体的力量与强大的外商抗衡，同时避免因企业间的过度竞争而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经过涩泽荣一的上下活动，一手筹划，明治后第一个民间企业团体组织——东京商法会议所于1878年正式宣告成立此后不久，在大阪及其他城市也诞生了同样性质的企业团体组织自东京商法会议所成立直到20世纪初，在长达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涩泽荣一一直担任会长在他的主持下，该会议所吸收了大量的会员企业，定期或不定期交流各种情报和信息，同时经常对工商业进行现状调查，并就有关问题向政府提出报告或咨询，在密切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涩泽荣一不仅重视实业强国，而且非常重视产业人才的培养和教育。

他认为破除旧商人式的经商观念，对于实现产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