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治理现代化思考.docx

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治理现代化思考有为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有机的社会，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现 代国家的三根支柱，应该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政府、市场和社会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前提、互相依存正确处理政府、 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不是简单地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也不是简单地加强 政府责任，而是使三者相得益彰市场经济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 济”;社会自治既可能代表人民大众，也可能代表少数利益集团；政府之手既可 能是掠夺Z手，但也可能是建设和保护Z手发挥三者的积极作用、制约其消极 作用，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目标中国道路的成功，在于有一个代表人民的、有强大治理能力的国家，从而 能够为市场经济和社会自治奠定公平正义的前提如何使这样的国家永不变色, 要靠完善的制度体系，这就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使命一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政府和市场一一捆住政府的哪只手?一讲市场经济，人们就会想到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认为他支持 自由放任的市场，其实这不是斯密强调的重点斯密(1723-1790)生活在资木 主义原始积累的时代，他在《国富论》中痛斥资本家通过操纵和贿赂政客来剥削 工人，呼吁结束这种官商勾结，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

可见，斯密不是 抽象地反对政府干预，而是反对那种“同资产阶级勾结起来压迫工人的腐败政 府”这一点同马克思高度一致，《资本论》第24章以“所谓原始积累”为题, 谴责资产阶级政府“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把工人刚刚争 夺到的结社权剥夺掉”，“使领工资的工人陷入……奴隶般的依赖状态”不 同的是，斯密没有指出如何改变这种状况，而马克思指出了，那就是通过革命建 立代表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和政权马克思和亚当斯密当时，刚刚进入工业社会，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市场规则的作用还不突 出，仅仅是一个“守夜人”因此，斯密反对作为“掠夺之手”的政府，也算抓 住了主要矛盾然而，随着工业化发展，社会生活口益复杂，市场失灵愈来愈凸 显，政府作用逐渐丰富起来特别是20世纪“大萧条”之后，在持续不断的工 人运动和经济危机推动之下，资产阶级政府在维护社会公平、提供更疗教育环保 等公共服务、建立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职能逐步增加社会主义阵营 诞生之后，通过制度竞争迫使资产阶级政府以更人力度强化政府作用、纠正市场 失灵，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等制度，以至于西方国家的一部分社 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工人运动、劳动力短缺、知识经济等原因，劳 资对立已经消除，政府已经不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马克思当年设想通过革 命解决的问题在欧洲已经和平解决了。

但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减少政府干 预为主题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席卷全球，带来了短期经济增长，但也扩大了南北差 距和各国内部的社会差距，特别是在东欧、东亚、拉美的不少国家接受了 “小政 府”的理念，实行私有化、削减社会保障、放松金融监管，导致了经济金融危机可见，到这一阶段，政府就同时具有“掠夺Z手”和“保护Z手”两个角色, 关键是看政府代表谁一方而，政府可能同利益集团勾结起来对社会进行攫取； 另一方面，也只有政府才有合法权力来遏制利益集团，维护社会公止，提供公共 服务，并对外维护国家利益在现实中，有些人希望捆住政府“掠夺之手”，这 种主张有利于国家发展和人民大众；另一些人则希望捆住政府“保护之手”，让 政府不要遏制利益集团、不要调节收入分配、不要搞社会福利，因为这些做法对 有产者不利可见，同样嘴上念叨“限制政府权力”，心里的算盘可能完全相反这样的例子层岀不穷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大行其道以智 利独裁者皮诺切克为代表的政客，通过政权的力量强制推动市场化、私有化，结 果使财富迅速向寡头集中信奉“看不见的手”的人却用“看得见的手”来强制 推行市场化，这本身就是一个讽刺，实际上是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开道。

另一个例子是美国医改从肯尼辿到奥巴马，一直试图为美国平民提供社会 I矢疗保险，但是受到I矢药产业利益集团阻挠，反对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我们 不要大政府” o而对于发动战争、买卖军火这种对平民利益不大、对利益集团却 大有油水的事，利益集团就不再说“反对大政府” 了，反而上赶着促成在2008 年金融危机前，美国最富裕的1%的人占有了 65%以上的国民收入，2010年这1% 的人占有了政府挽救危机支出的93%,美国贫富分化达到了近一个世纪最严峻的 时期这种“政府放权”，惠及的是1%的人，代价却是那99%可见，这种“限 制政府权力”，完全把事情搞反了对于发展中国家，问题更加复杂在于，由于制度不健全，政府同吋具备“掠 夺Z手”和“保护Z手”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鼓吹“小政府”很容易迷惑人, 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让政府放弃了本该承担的“保护之手”的责任东欧和 拉美的教训表明，一些国际说客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推动发展中国家国企私有化、 金融自由化、福利最小化，恐怕是以“约束政府权力”之名，行涣散政府能力 之实，以维护他们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占优地位所以要明确，“约束政府权力” 不是要弱化国家能力，而是为了更有效、更有力地履行国家治理的职能。

二. 国家和社会一一究竟谁是“社会”有效的市场需要有为的政府，同样也需要有机的社会，市场经济是“嵌入” 在社会中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有效的社会保 障、完善的社会组织、有序的社会秩序，是保障市场经济起点公平的前提，也能 够抵御市场风险，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如果脱离了所在的社会关系，就一刻也 不能生存而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如果不受制约，就会在资本利益的裹挟下，冲 破人类的一切社会关系，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失去其自然和社会属性一无所有 的劳动者成为商品，只能接受资本的盘剥，从而造成尖锐的社会分化和对立土 地变成商品，会造成恶性兼并和大量流民、生态破坏；资源环境变为商品，会导 致环境透支；自由放任的市场无法解决I矢疗、教育等产品的公平提供，从而也需 要政府承担责任，确保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可见，有为的政府才能构建有机的社 会，有机的社会才能诞生有效的市场社会无非是人的联合，但关键是什么人的联合社会”既可以是少数人组 成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人数很少，但是掌握巨大的资源和政策影响力，甚至可 以左右政府政策社会”也可以指由最大多数人民组织起来，有序表达自己的 利益诉求，进行自我管理和治理的主体。

但是，后者要组织起来和发挥影响，比 前者困难得多被称为“利益集团鞭挞者”的美国政治学家奥尔森认为，行会、工会、卡特 尔以及议会院外集团等“分利集团”，只关心自身的福利，而不关心社会总福利 一旦他们获得政策影响力，就可能阻碍技术进步、资源合理配置，典型的例子是 美国的农业和军火集团印度一直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但并未由此获得繁荣与发 展，主要是由于种姓制度确立的分利集团起抑制作用二战后德国和日本迅速发 展，则得益于战争彻底打碎了利益集团值得一提的是，奥尔森认为，中国改革 之后之所以经济快速发展，正是因为改革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打破了利益集团, 使得改革初期具有十分公平的起点既然利益集团可以组织起来，那么人数更多的人民大众为什么不能组织起来 呢？奥尔森另一篇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普通劳动者利益分散，人数 越多，搭便车的冲动就越大，从而无产者是最难组织起来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古今变迁，是说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典型例子中国封建 社会存在着周期性的皇权、地主士绅、小农三者关系的变迁皇权代表国家，而 受过儒家教育、对政权认同的地主和士绅是政权的依靠，由他们主持的、以宗法 关系为基础的乡村社会自治，提供了基层的公共产品，是封建社会长期稳定的原 因Z-O但是一旦承平日久，地主士绅以及同他们联系的官僚体系，通过土地兼 并、高利贷和垄断商业经营盘剥小农，就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威胁王朝稳定。

周 期性的农民战争，以及王朝初期均田免赋的政策，便是抑制和打碎这种利益集 团的措施商鞅、王安石等历史著名的变法，针对的也是这种“不作而食，不 战而荣，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的寄生性的分利集团总的來说，中国传统社会具有乡村自治的传统，成为维护大一统帝国基层稳 定的力量以至于直到现代，许多人依然推崇这种自治传统，其中最有影响的当 属蒋介石作为其治国方略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他写道：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其自治的精神,可以修齐举的实效,而不待法令的 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谋公众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五千年来…… 社会的风气仍能精诚笃实,勤苦俭朴,崇礼尚义,明廉知耻,我们中华民族所以 能久于世界,此实为其基本原因这段对乡村自治田园诗般的描述，同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 写的土豪劣绅恶行，完全是两个世界那么谁错了呢？蒋介石看到了乡村自治对 于稳定农村的作用，但他没看到，这种稳定是一种消极的办法在稳定的同时也 使农村长期保持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无力集中资源实现技术进步，造成了封建 社会的停滞一旦进入工业化、城镇化的时代，在工商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冲击下, 这种制度就迅速瓦解从清末到民国，农村又上演了土地兼并的循环，不同的是, 这次豪强地主和新兴的工商资本（以及外国资本）相结合，对农民的盘剥更加严 重。

而蒋介石相信“乡村自治”，根本没有把土地问题和农村政权建设摆上他 的日程表，征税、征兵只能依靠土豪劣绅，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进入蒋先生口 袋的却有限四川一份调查推测，保甲长把1/3的摊派金装入自己腰包1945 年初《大公报》记载，农民的负担五倍于政府下达的税负，中间差额就被地主 豪强拿去了这逼得国民党为了打仗不得不借助美援、印钞票，结果得罪了从 中产阶级到农民的各个阶层，注定了失败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党败就败 在利益集团林立、基层社会溃败和国家治理能力缺失而这就是今天一些人怀 念的“政府放权、社会自治”的“民国范儿”民国时期，一些主张改良的进步学者希望通过组织农村合作化，重建一个新 社会，其中就有毛泽东的挚友梁漱溟1938年1月，他带着《乡村建设理论》 来到延安，同毛泽东彻夜长谈梁认为，应该把农民组织起来，作为新社会的基 础这同毛泽东的认识是一致的，毛泽东也认为“分散的个体经济……不是民主 社会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o但与梁漱溟主张和 平地把农村组织起来不同，毛泽东认为只有在革命的基础上，才能打破固有的 社会结构，真正把农村和农民组织起来梁漱溟同晏阳初等一大批学者，在各地进行了农村组织和乡村建设实验。

但是在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乡村合作组织也被俘获为利益集团的工具以高利贷为例，1936年薛暮桥在《中国农村问题》一书中指出，“银行资本决不愿同地主豪绅发生冲突,而是联合起来剥削贫苦农民银行 放款要通过富农掌握,未到手时便扣去抵偿佃租和利息,再用三分四分的高利传 借给贫苦农民”从而，合作社也成为剥夺农民的工具乡村建设实验的失败、中国革命的成功，证明了毛泽东的观点中国共产 党和那时的各种利益集团都没有利益纠葛，从而可以放手发动群众，给农民切 切实实的利益，赢得了农民的拥戴新中国成立之后，又通过人民公社把工农 组织起来，在资本和技术短缺的情况下迅速实现工业化，保障了基本民生有 人认为，这个时代的“全能政府”挤占了社会的空间，这个认识不准确实际上, 当时的国有集体企业和人民公社，不仅是经济组织，也（在不同程度上）是社会 组织，政府的许多职能是下放给企业、社区和农村人民公社的，连社会安全和公 安这种国家职能，在基层也主要不是依靠财政供养的正式队伍，而是靠自治组织 供养的联防队、民兵一部分城市和全部农村的医疗、教育，主要也不是由财政 支出，而是由集体经济保障的这种模式通过人民集体协作、自我管理和服务, 以较低的成本提供了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使中国的社会事业发展大大超越同 等经济水平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