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至17世纪日本火器在东亚区域的流布与影响考述.docx

          16至17世纪日本火器在东亚区域的流布与影响考述                    吴 超（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1620）摘　要：日本火器兴起于16 世纪，经过不断改进，逐渐取代日本刀成为其武器出口贸易的支柱商品16 至17世纪，日本轻型火器通过跨国战争与海外贸易的多重传播，在东亚各政权军队中得到普遍效仿与广泛流布近世日本火器的改良与区域流布，除了具有军事史意义外，还可从中窥探这一时期东亚政治版图内部的势力消长与格局变化关键词：日本鸟铳；抗倭；万历援朝；东亚格局K133 ：A ：1005-7110（2013）02-0012-05收稿日期： 2013-01-29基金项目： 2012 年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建设项目（A-0506-12-03-k2012220007）；2012 年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A-0501-12-20）；2012 年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项目（ZZGJD12094）作者简介： 吴超（1984- ），男，上海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冷兵器时代，日本的武备制造业相当发达。

以日本刀（中国正史称之为“倭刀”、“倭剑”）为代表的日本武器，素以精良闻名东南亚，海外销路极广明人张燮《东西洋考》曾提到：“倭刀甚利，中国人多鬻之其精者能卷之使圆，盖百练而绕指也[1] 而16 世纪后，日本火器悄然兴起，其中代表武器——“鸟铳”，逐步取代日本刀，成为日本武器出口贸易的支柱商品通过贸易与战争的多重传播，“鸟铳”及其改进版的火铳，逐渐发展为在东亚各政权军队中占主导地位的轻型管状火器有关这一时期日本火器在东亚各政权的使用状况及其影响，以往研究鲜有专论因此，本文将以近世日本火器的区域流布作为切入点，阐述这一军事变革的历史意义，并由此兼论16 至17 世纪东亚政治版图内的势力消长与格局变化一、日本火器的兴起与发展13 世纪时，蒙古人曾两次出征日本蒙古人使用的投掷型火炮使日本人大为震惊，这也是日本军队第一次接触到大型火器但随着蒙古人远征的失败，火器并没有在日本得到广泛的流传日本各大名的军队从装备到战术，仍基本沿用原来的样式与套路真正改变这一局面的契机，发生在16 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将欧洲火器引入了日本，并迅速在岛内得到传播据日本僧人南浦文之在《铁炮记》一文记载：日本天文十二年（1544），一艘葡萄牙商船抵达日本九州南部种子岛。

船上的葡萄牙人带来了一种岛上居民从未见过的“铁炮”（即“火枪”）此枪“长二三尺，中通外直，底部有塞，其旁有一穴，为通火之路，入药其中，添以小团铅”，即可进行射击试射之时，“其发也，如掣电之光；其鸣也，如惊雷之轰闻者莫不掩其耳矣当时种子岛的领主惠时、时尧父子，见其威力巨大，便力邀葡萄牙人传授该枪的制造和使用之法，并花费重金购置了两支，作为仿制的样品同时，还派工匠向葡萄牙人学习制造弹药之法几经波折后，惠时家族终于掌握了这种火器的设计诀窍，并据此自行研发出一批“火枪”不久，惠时家族所研发的“火枪”威震日本，被称之为“种子岛铳”种子岛铳”就是日本“鸟铳”的雏形这种火器能够顺利研发，主要原因在于种子岛盛产铁砂，从事制铁行业的工匠极多，因此在领主的强力组织下，火器制造技术很快就被掌握并推广有一次，几个装备“种子岛铳”的岛上武士，在途经东海道伊豆州时，与当地州人发生摩擦冲突，被迫使用了火枪还击这些武士“手携铁炮”，“既发而莫不中其鹄”，当地人惊愕不已从此，关于这种火器威力的说法不胫而走，“关东八州暨率土之滨，莫不传而习之”一时间，日本各地怀重金求购者络绎不绝为了不开罪友邦，领主时尧被迫表示“吾岛虽褊小，何敢爱一物”，对火枪制造术的传播，完全摆出开放态度。

这显然为新式火器在日本的广泛流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 随后，众多火器制造厂在日本各地陆续建立起来火器的推广与应用，改变了日本军队以骑兵、武士为主的旧式战术手持火枪的“足轻”（即步兵），成为决定战局的主力部队战争中，火枪显示出弓、弩等投掷型冷兵器无法比拟的巨大杀伤力自火器用于日本国内战争后，在历次战役中，人员的伤亡大部分为火器所致，为冷兵器所杀伤的人数比例逐步减少16 世纪50、60 年代，日本各地军队中也开始出现专门的“火枪队”，当时称之为“铁炮足轻”日本人对于火器的重视，离不开其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的影响日本当时正处于战国时代，各大名之间战争不断，客观上促进了新式火器的研发与推广火器的器形与性能不断得到改进，威力倍增，用火器装备的部队人数也日益增加据统计，1555 年的甲越战役中，大名武田氏所率军队3000 人中，已装备火枪300 余支1570 年的近江小谷山战役中，大名织田信长的部队也已拥有火枪近500 支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时，3000 人的部队还专设了“铁炮足轻”200 人侵朝战争结束后，日本国内各大名军队装备火器的人数比例进一步增加安土桃山时代晚期的关原合战中，大名伊达政宗所统率部队的火器装备率最高，达到40%；而这次战役中火器装备率最低的上杉景胜部队，也已达到23%。

[3] (P128-129)从16 世纪50 年代到17 世纪初，日本军事力量中逐渐形成了以自研自产的“鸟铳”为主要代表的常规火器配备可以说，日本火器自创制始，走的就是轻型火器的发展道路，并且在不同的战争实践中，不断改良了火器的性能，并突出强化了对抗实用性特点，即灵活机动、射程较远、打击精度高二、朝鲜与满族政权对于日本火器的认识与吸收朝鲜与日本之间的武器贸易，从朝鲜李氏政权太祖至世宗期间（1392-1449），一直未曾间断，其中以“倭刀”、“倭剑”等冷兵器为主上表“工艺品”或“武器”名目内的“太刀”、“大刀”，“长剑”等兵器，主要产地就是日本，这些商品也一直是日、朝双方贸易的固定项目不过出乎意料的是，朝鲜本国对于这些日本兵器的需求，其实主要来自向明朝纳贡的压力表二中，朝鲜进贡物品主要有“倭长剑”和“腰刀”这其实就是两种规格的日本刀高级日本刀分长、短两种，因其为国内贵族与武士阶级的必佩装备，因而做工十分考究另外，朝鲜通过进口贸易购置的“长剑”，即为进贡明朝的“倭长剑”15 世纪朝鲜世宗在位时，朝鲜进贡明朝的物资数量极大，凑齐并非易事因此，就会发生从日本购得后，直接进贡给明朝的情况由于日本刀质量高、做工精美，又极富艺术价值，以至于明清易代后，清朝皇帝仍要求朝鲜进贡此类工艺品。

据统计，1637-1640 短短数年间，朝鲜仍向清朝进贡了26 把“好腰刀”1729 一年，竟有10把进贡[4] (P42)上表中另值得注意的是，朝鲜还向明朝进贡火器，包括“小发火”、“小蒺藜砲”等朝鲜的火器制造业从13 世纪开始就已出现在局部抗倭战争中，朝鲜的火器工艺与性能得到大幅提高表一中，朝鲜在世宗年间从日本进口硫磺总量高达78200 斤这些硫磺即主要用以制造火器朝鲜虽然拥有火器时间远早于日本，但是日本火器迅速崛起，且历经战乱炮火实践，具有极强的实战性在日本发动侵朝战争过程中，朝鲜军队饱受日本“鸟铳”等火器之苦，这使得朝鲜人对于日本火器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开始加以吸收、改进1595 年，朝鲜主簿申忠一出使建州女真，女真酋长马臣曾向他打听日本情况这段对话被记录在《建州纪程图记》一书中：马臣问：“你国沿江地面，留置降倭云，然乎？”申曰：“然马臣曰：“其数几何申曰：“约五、六千马臣曰：“缘何留置沿江地面？”申答曰：“倭奴慕义来降，我国皆给以衣食，俾得安插渠辈感恩怀德，愿住边上，为我御侮我国嘉其诚款，分置沿江数郡矣马臣曰：“倭奴等状貌壮大云，然也？”申曰：“形体甚小，能潜行草间，放丸必中马臣曰：“虽远且小，能中否？”申答曰：“倭铳能中飞鸟，故曰鸟铳。

马臣出铁甲以示曰：“能透得这盔否？”申曰：“鸟铳防丸，能穿两重真木防牌笼以薄铁者，透过此盔，何足道哉！”马臣则曰：“企至于此乎？”立左右者皆相顾愕然[5] (P445)申忠一的回答虽有夸大其词之嫌，但其对于日本火器之威力，确实在日本侵朝战争中有所领教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部落，建立“后金”政权的过程中，对于日本武备精良、作战勇猛的传言也有所闻，但满族人所掌握的火器却主要来自明朝与朝鲜满族军队一方面在与明朝的战争中缴获火器，另一方面通过收编朝鲜军队来操练火器在对明战争中，满族政权所征用的朝鲜援军大多为炮手，这使满族军队的战斗力增强不少宁远一役，努尔哈赤中炮而亡，这对继任的满族统治者刺激极大满族政权遂开始着手组建一支以火器为主的军事力量1637 年，清太宗皇太极因收编的朝鲜炮手战斗力惊人，一举扭转战局，攻陷辽东重镇皮岛，特命其训练明军“被掳者一千六百人，习炮于海州卫”[6] (P151) 此后，满人八旗每一旗都统所辖兵士均分为亲军、护军、前锋、步军、火器五部[7] (P51) 不过火器一营，虽配有轻、重火器，但在当时仍只起辅助作战之用，冲锋陷阵依然仰赖铁骑三、台湾郑氏政权的对日武器贸易明朝中后期，因东南沿海倭寇横行，政府厉行海禁政策。

部分沿海的中国商人因生路断绝，铤而走险，从事走私贸易这些海商的走私商品中，日本刀、剑是极其重要的一项海商之一郑芝龙所娶的日本妾（即郑成功之生母），就是日本著名铸剑师的后人此外，海商为了与明朝军队抗衡，起初使用的主要是欧洲人带来的火器，后日本火器兴起，便逐渐使用日本“鸟铳”，但大型火炮仍来自欧洲殖民者明亡后，郑成功继续率军队在东南沿海抗清在从荷兰人手上收复台湾岛的过程中，郑成功缴获了一些欧洲火器，但数量不多，且无补充源，为了保持海峡对峙的局面，郑氏必须通过对外贸易获得军事及生存物资据《台湾外记》记载，郑氏政权派往日本的贸易船之任务就是“以资兵用”，而派往东南亚各国的贸易船之任务则是“以资兵食”[8] (P77)日本对于刚建立的满清政权，一开始采取的是敌视情绪，表现之一即对南明残余势力与台湾郑氏政权的军事支持汪向荣曾指出，“郑成功军中有令清军望而生畏的‘铁人’、‘倭铳’……不用说是得诸于日本的[9] (P355-356) 徐恭生在《试论郑氏与日本的贸易关系》一文中，也举出郑氏与日本交涉的九次事件其中三次均记有日本予以兵器等物资支援的情况如明永历五年（1651），日本“相助铜火贡、盔甲、器械等”；永历十四年（1660），“助铜火贡、鹿铳、倭刀”；永历二十八年（1674），“并铜火贡、腰刀、器械，以资兵用”。

[10]四、抗倭与援朝：中、日两国火器的交锋倭寇之患，自万历出兵援朝逐倭后，彻底平定在东南和东北两个战场，明朝都面对同一个对手——日本倭乱时，日本的鸟铳，给东南沿海官兵留下了深刻印象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军在双屿之战中，第一次从日本海寇手上缴获了鸟铳明人何良臣在其《阵纪·技用》中写道：“鸟铳出自外夷……（明朝火铳）不敢连发五、七铣，恐内热起火，且虑其破，唯倭铳不妨[11] (P206) 这说明从西洋火器传入日本的短短数年间，日本鸟铳在性能上已经超越了原来的西洋“夷铳”在与日本人的对抗中，明朝将领及火器专家逐渐认识到日本“鸟铳”的威力与优越性抗倭名将戚继光曾指出：“诸器之中，鸟铳第一，火箭次之[12] (P174) 明代兵器专家赵士帧《神器谱》称：“近代火器愈多而愈无实用……以鸟铳为最善又说：“自鸟铳流传中国，则诸器（按，指明朝军队主要装配的神枪、快枪、夹把、三眼、子母枪等火器）又失其为利矣诸器一手持柄，一手燃药，未及审固，弹已先出，高低远近，多不自由鸟铳后有照门，前有照星，机发弹出，两手不动，对准毫厘，命中方寸，兼之筒长气聚，更能致远摧坚[13] (P184)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