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兵工内迁重庆的经济影响分析.doc

抗战时期兵工内迁重庆的经济影响分析=“news_bd”> 　　一、学界研究概况 　　目前，国内关于抗战时期兵工企业内迁的研究形态主要集中于两大方面: 一是档案整理这类档案文献汇编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编纂的《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 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 和《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编审委员会编纂的《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清末至民国的兵器工业》( 国防工业出版社，1998) 这两部兵工企业档案史料汇编通过兵工生产单位、档案史料、回忆资料、统计资料等叙述形式，以翔实的史料、丰富的内容，揭示出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发展脉络，为抗战时期兵工企业及中国近代兵工企业的研究提供了较为系统、完整和专业的原始史料，对兵工企业内迁重庆等领域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二是著述论文学界尤其是经济史领域关于抗战时期兵工企业研究成果颇丰在专著方面，黄立人的《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史研究》( 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 、张守广的《大变局: 抗战时期的后方企业》(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等，是专门围绕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兵工与民企发展状况的研究成果张忠民、朱婷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有企业( 1927—1949) 》(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李仕根的《四川抗战档案研究》(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李滔、陆洪洲的《中国兵工企业史》( 兵器工业出版社，2003) ，龚泽琪、董连泽的《中国军事经济全史( 上、下册) 》(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 等，则以通史研究的视角涉及了抗战后方兵工企业的相关问题。

此外，陆大钺、唐润明的《抗战时期的重庆兵器工业》( 重庆出版社，1995) 可谓是以抗战时期重庆兵工企业为个案研究的奠基之作在学术论文方面，黄立人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兵器工业内迁初论》( 《历史档案》，1991.2) 在学术界较早地提出了抗战兵工企业内迁的问题戚厚杰、奚霞的《抗战中重庆兵器工业基地的形成及意义》( 《抗日战争研究》，2005.2) 论述了重庆兵工企业在抗战时期的战略核心地位和作用曹敏华的《论抗战时期后方冶金工业建设对军事工业发展的影响》( 《东南学术》，2003.5) 探析了抗战时期后方冶金工业与兵工生产的相互关系同时，港台地区的研究成果有王国强的专著《中国兵工制造业发展史》( 黎明文化事业股份公司，1987) 和李元平的编著《俞大维传》( 台湾日报社，1992) 等，其中后者以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长俞大维的口述回忆历史形式，展示了抗战时期兵工企业内迁鲜为人知的一些历史细节，为兵工内迁重庆等相关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口述佐证 　　抗战时期的兵工企业以及各种实体经济的内迁，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史以及民族战史上最精彩最灿烂的一页在中日持久抗战的历史语境下，考虑到重庆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矿产资源，抗战时期中国大多数的兵工单位迁移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西南地区，这实质也是国家经济领域的战略转移。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围绕战时内迁重庆兵工企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解析抗战时期兵工企业内迁重庆战略决策对重庆经济的历史影响，着重探讨抗战时期重庆兵工企业生产中心地位的形成和战略影响，有利于突显和塑造重庆抗战后方的战略中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拓展重庆抗战军事史的研究，使得重庆抗战历史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同时，研究认为: 作为中国大后方战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迁重庆的兵工企业对于重庆人民乃至全国人民持久抗战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对于西南地区的经济人文开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开拓意义也第一次改变了中国现代工业的整体格局，为重庆近现代工业与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推动重庆工业经济实现了第一次跨越式发展 　　二、形成了抗战大后方重庆经济中心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主要兵工单位内迁到重庆地区给重庆自身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新机遇一方面，随着兵工单位内迁重庆，重庆原有的行政架构已经不适应时代形势的发展1939 年 5 月重庆的行政级别由四川省政府直辖的乙种市提升为行政院直辖市1940 年 9 月重庆市被国民政府正式宣布为中华民国的陪都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战线形成的历史背景下，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的战略地位空前提高，由偏居西南一隅的普通城市一跃成为世界反法西战争远东地区最高统帅部的驻地，重庆也因而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心城市，乃至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知名城市。

另一方面，战时兵工内迁重庆完成之后，中国抗战大后方新的工业中心和经济中心就初步形成了兵工内迁推动了重庆工商业社会经济获得了跳跃式发展，重庆不仅成为西部地区的经济中心，并逐步建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重工业生产基地重庆也成为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工业、交通、金融的中心 　　在战时兵工内迁之前，重庆只是一个区域性的经济中心，而且工业门类单一、生产规模小、现代化程度低甚至可以说，重庆战前几乎是无工业可言的，它所有的工业，只是少量的农产品加工工业，和利用外来原料的手工织布工场而已随着国民政府及其兵工内迁重庆，改变了重庆工业经济原本粗放的发展模式，极大提升了重庆的工业产业资本，丰富了轻重工业门类，提高了工业产能效益，推动了工厂数量和资本额度迅猛增长，促使重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中心 　　首先，战时重庆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近现代工业体系以工业门类为例，在抗日战争期间，兵工内迁直接造就了重庆以兵器工业为中心，钢铁、机械、冶炼、化工、运输等为主体的近现代重工业体系如在钢铁冶炼业方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以云南与四川为基地，建立 12 家官办和民营的钢铁企业，其中，在重庆有9 家，占到75%。

战时大后方炼钢厂有10 家，在重庆有 7 家，占 70%1943 年在抗战大后方 5 万吨的钢产量中，重庆出产了 4 万吨，占大后方年总产量的 80%可以说，战时重庆是抗战大后方钢铁冶炼工业体系的中心其时，重庆的工业产品几乎占到了整个后方工业生产的一半以上，甚至有的产品只有重庆的工业能够生产战时重庆工商业的繁荣发展，使得重庆被誉为中国抗战时期的工业之家 　　其次，战时重庆成为中国大后方的金融中心兵器工业作为国有工业中资本最雄厚的行业之一，兵工内迁重庆需要政府巨额财政投入和资金运转，如 1939 年国民政府对兵工署兵工厂投入的额造经费、加造经费、建设经费、械弹库经费等四项即高达239 627 464 元，而同年国民政府实际收入是 7.4亿元，兵工署不完全支出就占了该年度国民政府总收入的 32%以上这则使得国营、民营银行钱庄汇聚重庆，当时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民国四大银行齐聚重庆，大小银行钱庄多达 233 家，使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金融中心 　　再者，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交通运输中心随着战时兵工内迁到重庆之后，加速了重庆对外界物资人潮的联通交流，极大地刺激了重庆交通运输的繁荣，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水路方面，据长江航政局统计，到 1940 年，从重庆开往嘉陵江航道和长江航道的航线就已经达到 20 条，1942 年小轮船可以从重庆开往南充，浅水轮还可以到达广元当时，抗战大后方亟需的各类物资，抗战前线亟需的战略物资，基本上都要依赖于江河水路运输陆路方面，重庆至成都，重庆至长沙，重庆至贵阳、昆明，重庆至宝鸡、兰州等地都开通了省级公路运输，重庆成为联系中南、西南、西北各省地的交通枢纽，并且修筑连通了中国与印度、缅甸、苏联的国际公路，加强了国内外军事物资运输航空方面，重庆开辟了到成都、昆明、贵阳、西安、香港、兰州、阿拉木图等国内航线以及到仰光、河内、印度加尔各答甚至是苏联莫斯科等国际航线，使得重庆成为空中战略物资的中心由此，繁荣的交通运输网络促进了重庆工业经济的中心形成，也推动了重庆城市现代化进程的转型 　　三、推动了重庆城市现代化建设进程 　　抗战时期，以兵工为中心的工厂内迁重庆促使重庆的经济与城市现代化建设进程发生了跳跃式的大发展这主要表现为: 　　( 一) 城区面积扩大 　　抗战之前，重庆主城区面积只有约 94 平方公里，城区范围主要包括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的渝中半岛及南、北两岸兵工内迁重庆之后，分别布局于重庆江北簸箕石、忠恕沱，南岸王家沱，九龙坡鹅公岩，大渡口，綦江赶水镇，巴县鸡冠石等，进一步拓展了重庆城区的范围。

同时，为了便利战时兵工企业生产和军事物资运输，国民政府不仅修建了佛图关到九龙坡公路连接西郊兵工、钢铁企业及机场等交通道路，还开辟了南岸海棠溪码头、江北廖家台码头等其时，南岸海棠溪码头成为连接重庆与西南公路的起始点，也成为西南军事物资的交通枢纽这些军事物资交通运输线路的修建，加强了当地经济、文化及人员的聚集交流，有力带动了周边中小城镇的形成发展，使重庆市区由半岛小城逐渐演变为初具规模的大重庆到 1940 年 11 月，重庆市区范围再次扩大调整，辖区数量增加到了 17 个区，城区建成面积范围扩大到了西至沙坪坝、东到涂山脚下，南抵大渡口的广大地区，全市面积扩展到了 328 平方公里，是内迁前重庆城区面积的 3.5倍由此，重庆城区由渝中半岛向外扩展到沙坪坝、大渡口等地，形成了重庆市区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 　　( 二) 城市人口增多 　　据 1936 年重庆市警察局公布的全市人口统计结果，抗战前夕的重庆市区只有 74 398 户 339 204人但是，抗战全面爆发后，重庆人口于 1938 年即迅猛增加到 53 万人，两年间增加近 20 万人; 到1946 年更多达 125 万人，比战前增长了 3.67 倍，十年间重庆人口净增长了 90 万人。

其中，迁渝人口约占重庆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而这绝大多数迁渝人口都是随着战时兵工、民族工业、政府机关及科研院所等内迁而来与此同时，重庆各类型城市人口，特别是产业工人数量也空前增多抗战前重庆工人数不足万人，但到 1940 年 10 月，重庆就已初步建立了以兵工为中心的工业体系，形成了一支包络兵工、机械、冶金、煤炭、纺化工、航运等行业为主体的产业工人大军，总数近 20 万其中，重庆各兵工厂拥有 9 万名工人，占到 45%资源委员会所属工矿企业也有数万名员工庞大的工人数量保证了重庆兵工生产及各种工业制品的军需民用，而重庆城市人口的极度膨胀标志着重庆城市现代化水平的大幅提高 　　( 三) 工商业经济繁荣 　　一方面，战时兵工内迁重庆直接或间接促进了重庆工商业经济的繁荣发展兵工是一个整合多种工业行业的联动式企业集团，兵工内迁极大促进了重庆煤炭、钢铁等相关产业的大发展如重庆天府煤矿，战前产烟煤 400 万千克，而到 1943 年时就已达到 3 100 万千克[10]，增长 9.3 倍同时，兵工内迁带来了十数万的工人及其眷属，造成了一个稳定的消费市场，使得附近的许多五金商、木材商、煤商、船伕、小贩、运输伕，都依赖兵工厂为生，[11]继而促进了重庆商业市场的繁荣。

另一方面，战时兵工内迁重庆促成了长江、嘉陵江工业经济带由于战时陆路交通运输难度大，空运不现实，而重庆的水运交通又比较发达，因此，内迁重庆的兵工厂大多数是通过民生轮船公司从长江水道运输而来同时，内迁重庆兵工厂集中分布于长江与嘉陵江的沿岸长江沿岸东起唐家沱、西至铜罐驿，嘉陵江沿岸的双碑、磁器口，散布着兵工署第 2、10、30、20、29、2l、50、24、25、28 等 10 几家兵工厂这样的兵工集结也引导了其他工业行业中工厂的布局据统计，除兵工外，90%的工厂分布在两江沿岸: 在长江沿岸的，从江津到长寿; 嘉陵江沿岸的溯江而上，直抵北碚、合川，此为战时重庆的两江工业经济带由此，战时重庆的渝中、江北、南岸、沙坪坝、九龙坡、长寿等两江经济带范围内的工厂零落密布，烟囱林立，汽笛长鸣，形成了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