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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和理论：“后理论”语境中的相关性 　　赵周宽　　一、问题的提出：“文学”和“理论”　　文艺学的合法性问题成了文艺学界最热烈的讨论话题，这一极富反讽意味的学科景观构成现代性科学中一个最独特的悖论：文艺学将自我质疑隆重地设定为自我合法性的依据；凭借自我质疑，文艺学顽固地坚持着一门现代科学的体系化外观以自我质疑进行自我定位，这也许是最吊诡的理论这一奇特的理论景观并非为中国当代文艺学界所独有，而是跨越语际，为操不同语言的文学理论家所分有它是文学理论界某种普遍性的综合症的明确表现　　这一综合症经过中国文学理论界特殊语境的折射，表现为历时呈现的光谱：“为人生的 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之争，新中国文艺的“三为方针”，典型问题的文学意义，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争锋，文学的本质问题，文艺学的边界问题，“理论”对于“文学”的支配性释义……这些问题看似互不关联，实则秘响旁通地形成文学在理论层面上的“问题丛”在理论层面上言说文学，有同的角度和提问方法，但这些提问构成于现代科学术语来表述，是大而不当的空洞追问“文学(本质)是什么？”文艺学的危机直接或间接地源于这一问题的深层鼓荡，并通过不同的提问方式表现出来。

　　上述问题都曾作为中国文艺学的元问题而牵动整个文艺学界的神经与这些热烈讨论拉开时间距离，将这些提问和争锋背后的理论前设揭发出来，或许是从更深的理论基层把握文艺学元问题的稳妥路径在这些提问和争锋中，“理论”与“文学”的两厢对峙是不言自明的前提这一前提如此的明显，以至于理论家们从来不屑将这一前设置于理论的探灯之下 “理论”与“文学”的两相对峙，只有在理论自身成熟为一种独立的文类之后，才为理论家自身所自觉 　　理论独立化为一种文类，成为一种跨越现代性思想界限的言说方式，将以前分别划归入人类学、哲学、文化学、历史学、心理学、语言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门类的言说对象统统纳入视野从而，“理论”不是哲学理论，不是文学理论，不是经济学理论，“理论”就是“理论”乔纳森•卡勒注意到从文学研究中所出现的这种新的书写方式并用“理论”［1］做了概括但实际上，我们有什么理由认定这一写作方式是单单从文学理论研究中凸现出来的呢？我们只需提问：像福柯、德里达这样的“理论”家，是在创造一种“关于文学”的“知识考古学”或“异延”理论吗？显然不是这些理论甚至并不是有意识地把文学作为构想中的论 说对象的应该反过来说，恰恰是文学的“理论烦渴症”，使得以文学理论为“家”的一个现代知识群落将那些并不直接言说文学的“理论”纳入视野。

这一知识群落对于“理论”的收摄和征服无远弗届：从儿童性快感的口唇期到死亡理论，从发生认识论的肉体记忆到集体无意识中积淀的原型，从对于土著人中的礼物的研究到交换理论和“文化资本”，从权利意志到生态伦理……理论虽有很多，但却还远远不够文学对于理论的永恒饥渴，是文学企图跃上现代知识学平台的西西弗斯式的戏剧的核心冲突　　“文学”对于“理论”的收摄和征服提醒我们，原来所谓“文学理论”，不过是“ 理论”在现代性学科之间的“旅行”（不同于萨义德在东西方不平等对话语境中的“理论的旅行”），是现代性中人文科学深层语法的文学性转换文学理论”是“理论”在“文学”这个平台上的赶场走穴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在文学理论中得到突出展演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的“主体论文艺学”，是对西方哲学中“主体”概念和现代性自由追求的某种混合式借用主体哲学中必然引发的虚无主义，在中国文学理论界这个临时租用的舞台上再次展演不过这是由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消费主义引发的，而不是哲学语境中纯粹主体的虚无化；90年代中期所谓人文精神大讨论是这种虚无主义在文学语境中的自省　　文学对理论多方借用：一方面，通过文学这个平台，文艺学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诸多理论形态收束集中，有望为我们搭建起现代思想的整体性平台；另一方面，文艺学的“理论冲动”则彰显出文学对于理论的永恒需求。

在“文学”和“理论”的关系上，最通俗的见解揭示出最深刻的道理：就文学创作技法而言，文学创作方法“非知之难，能之难也”，一语道破天机就文学批评的技法和策略而言，“妙悟”、“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这样的表述似乎给文学设置了索取理论的警戒关于文学的“理论”，如果抛开创作技法和批评原则，还有哪些问题可以在封闭的文学文本中寻求解答的线索呢？文学的起源问题、功用问题、社会定位问题，哪一项不需要理论的多方支援呢？　　与文艺学的乐观主义体系建构相反，实际情况似乎是，文学永远无望成为一种独立的理论，却一直试图征用任何一种可资利用的理论理论”可以被文艺学轻而易举地转换进文学的论域，却从不直接关涉文学本身抽象地讲，文学和理论形成一种空间对峙，但这一对峙是有妥协的、有弹性的正是在文学和理论的弹性对峙中，产生出类似“文学的自律和他 律”、“文学的内部和外部”、“文学的本质和功用”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相互映射，将“文学”和“理论”的关系多角度地刻画出来这样，文学和理论的关系问题，就不是关于“文学”中的“理论 ”问题，而是“对于”文学的理论性释义问题，以及“文学”对于“理论”的借用问题除了文学技法，关于文学根本不存在“ 理论”。

但“文学”和外在性的“理论”的关系本身，却可以成为一个理论课题，这一理论课题可以在一门被称作“文艺学”的现代学科中立足但这个文艺学不是关于“文学”的，也不是关于“理论”的，而是关于“文 学和理论”的，是文学的“二次方”，也是理论的“二次方”　　回过头来看，“文学”中根本没有什么“危机”，“理论”中也没有“危机 ”，危机只存在于文学和理论的关系中由于文学自身中理论的匮乏，文艺学如果要以一门“理论”自居， 唯一的思想素材只能是文学与理论的“关系”将文学和理论的关系搭建成一个形似的理论体系，是文艺学可以以现代性科学自居的唯一根据所谓文艺学的“危机”，正是相关论者对于文学和理论的关系变化中的新的平衡不适应的表现理论家能否适应文学与理论的新的关系设定，因人而异；但只要文艺学还不放弃对于一种现代性理论体系的追求，那么，它只能把这两者的关系作为其最根本的深层命题因而关于“文学理论”，并没有许多问题，而只有一个基本问题，可以真正地称为“理论问题”这一问题，笼统地说，就是文学如何面对“理论”文学的自律与他律、内部与外部、本质论与建构论……均可以看作对这唯一问题的不同角度的回应　　二、文学之“内”“外”：“文学”如何面对“理论”　　韦勒克、沃伦将文学研究划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2］。

就内部而言，他们勾划出文学存在方式、节奏、文体、象征、文类等论题；而外部研究则包括文学与传记、心理学、社会、思想等方面的联系明确区分文学研究的内部和外部，这与俄国形式主义从文学形式入手、强调文学性的主张有相似之处文学的内外之分，似乎和文学的“是什么”和“如何”的区分有关因而，人们会有一种错觉，似乎“内部研究”就是文学本质研究，而“外部研究”则对应于文学的功用和影响这一看法并不准确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雅各布森提出“文学性”概念，他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 ”就他的理论指向而言，他是要以“文学性”取代“文学”，作为文学研究的最内在核心文学性”概念的提出，明显有本质主义之嫌这一概念也显示出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普遍旨趣，即要在专注于文学文本的细心研读中，要像在做化学实验一样从文学现象中分离出“文学性”这一“以太”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在追求“文学性”的过程中 ，强调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差异，将前者类比于舞步,后者则好比散步［3］看来，他们是要死死盯住“语言”这个“洋葱”，一层层剥下去每剥离一层，看似离那个中心更近一步，更接近文学的本质，但是却更加无望把握住“本质”，因为根本就没有“最里面”的一层。

俄国形式主义从语言入手，以化学实验的方式从文学现象中析离本质的方法，并没有真正贯彻到底通过层层剥离，他们的语言学研究深入了一步，而“文学性”最终被耽误了　　抛开西方哲学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这一重大思潮 ，就文学自身而言，语言似乎是 文学的直接现实而西方文学理论界对于以语言为核心的内部因素的倚重也确实曾形成一 种“主导倾向”这一“主导倾向”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文学研究中保罗•德曼认为，只有当文学文本的研究方法不再基于那些非语言学的考虑，如美学的或者历史的考察后，literary theory 才会出现贡巴尼翁在《文学、理论和常识》一书中针 对 韦 勒 克 的theory of literature提出 literature theory，他认为韦勒克的文学理论是一种总体文学的理论，而他的 literature theory 是一种以语言学为知识根基的现代理论保罗•德曼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 literature theory的他甚至将“当代文学理论的产生”与“把索绪尔的语言学用于文学文本”这两个事件等量齐观［4］7-8 试图通过对语言的细致研究达到纯粹的“文学性”，这构成了从俄国形式主义到布拉格学派、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的共同追求。

但聚焦于语言，试 图蒸馏出“文学性”的做法，并没有导致“文学性”的最终呈现人们会问，甚至是从语言这一文学的直接现实入手，都无望把握文学本质，那么还有追求文学本质的必要吗？　　韦勒克、沃伦纳入文学内部研究的路径比俄国形式主义的语言学单一路径要多除了关注语言学角度的“谐音”、“节奏 ”和“格律”以外，他们还考虑了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文体学”以及“意象”、“隐喻”、“象征”和“神话”等文学表现手法韦勒克、沃伦的研究显示，这些新增加的内部路径中的任何一条，也都无望直接通达文学“本质”在对于“文学（本质）是什么”的追问中，本质的不断消失和隐匿并不是人类知识追求的耻辱，而是人类思想不断深化的表征在内部研究的诸领域中，研究者所倚重的一个个“内部”因素，在知识学的“凝视”中，依次蜕变为“外部”而反过来，韦勒克、沃伦所设定的外部研究的某些因（心理学、社会、思想），又未必不可作为通达文学内部的可能路径　　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相互转换，可能会使他们的内外划分失去强制力；但内外区分的方法，却使得文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冲动充分暴露出来，并在理论自身的发展中被扬弃需要在此做一番细究的，是内外转换的机制问题，即在什么情况下内部转化为外部，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相反的转变。

　　在《文学理论》的《第十三章：谐音、节奏和格律》中，韦勒克、沃伦提醒我们注意防范两种错误的假说其中一条认为应该脱离意义来分析声音也就是说，虽然将声音层面作为文学的内部因素研究，但我们丝毫不可将它与处于外部的“意义”截然分开［2］175声音这一内部因素不可以像皇家卫队一般只守卫在文学的“内城”中，与戍边军队毫无瓜葛 “意义”对于“声音”的作用也得到例证比如，丁尼生诗行中的“the murmuring of innumerable bees”如果换成“the murdering of innumerable beeves”就会完全毁掉这行诗的音响模拟效果［2］80　　可见，文学研究的内外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而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转化倒是文学研究中的常态将文学语言或者其声音特征作为文学研究的当然的内部因素，这与普通读者的文学欣赏经验相吻合但当文学研究的知识学探究深入下去后，理论家自然会发现，这 些所谓自明的内部要素领域依然混沌一片，仍未接近文学的内部，因而仍有待于运用语言学或音韵学对其作出知识性规整由于这些知识并没有现象学式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它们因而从文学的内空间漂移出去，转变成外部因素。

看来，从内部因素向外部因素的转变，源于“理 论”对于“文学”的知识学“逼视”相反，外部因素转变为内部因素，则源于某种“现象学直观”　　文学的内外因素转换，将文学研究置于一个极富伸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