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三十年来《水浒传》主题研究之多元文学评论论文.doc

浅析三十年来《水浒传》主题研究之多元_文学评论论文 浅析三十年来《水浒传》主题研究之多元：摘要：在不同时期，对《水浒传》主题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三十年来，伴随着旧观点的长盛不衰，《水浒传》主题的各种新提法也纷纷涌现，《水浒》主题的研究呈现出多元格局本文从《水浒传》主题研究的多元、以及形成多元格局的原因，对近二十年来《水浒传》主题的研究进行总结关键词：《水浒传》主题 多元 原因多元的格局论述《水浒传》主题研究的概况之前，有必要对“主题”这一概念进行一番阐释对于主题，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即有相关的论述，但是随着西方理论的引进，中国传统的主题的定义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笔者认为，西方的理论虽然更加系统，但纯以之为据，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一是当前的学者，并不尽依西方文论为来研究水浒；另一方面，长年来形成的各种说法，若以之为规范，则需要重新审视而笔者综合诸家观点认为，一般的主题研究是探求研究对象的内涵，并不过多牵扯其外部因此，《水浒传》的思想倾向，蕴含，或者性质，都属于《水浒》主题的范畴，也是笔者本文的论述对象一）当前流行的观点1、忠义说忠义”说由来已久，高儒的《百川书志》所载的便是《忠义水浒传》100卷，此后数百年，基本是“忠义”和“饵盗”之争|。

上世纪五十年代到“文革”，“农民起义”说占据学术的主流，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忠义”说才逐渐被重拾90年代以后，持“忠义”说的学者越来越多在这里对于“忠义”说和“忠奸斗争”说，笔者认为有必要做一番阐述：虽然二者概念上不同，内容上亦有所出入，但是，除一些学者将它们加以区别外，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二者是并行不悖的，纪德君著的《正说〈水浒传〉：义与忠的变奏》就将“忠奸斗争”说与“忠义”说归为一类，甚至还有人认为，“忠奸斗争”说从属于“忠义”说，笔者在这上面和大部分学者的看法是一致的，姑且将两种观点置于一起论述2、“农民起义”说农民起义”说出现的历史并不算长，建国伊始，研究者纷纷以唯物史观作为指导来研究《水浒传》，“农民起义”说便在这种形势下出现，并成为学术界的主流直到文革结束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农民起义”还是保持其“一枝独秀”的地位，尽管伊永文早在1975年就提出过“市民写心”说，但是直到80年代初，大部分学者还是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小说随着学术界的冰川融解，不断有不同的观点冲击着“农民起义”说，然近三十年持“农民起义”说的仍大有人在，包括一些权威的教材，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就认为“《水浒传》的题材毕竟有它的特殊性，不管作者如何极力拉入‘忠义’的思维格局，以及故事在流传过程中羼入了多少市井细民的意识，作品最终还是在客观上展示了我国封建社会中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农民起义”。

总的来说，近三十年来，持“农民起义”说的文章，确实减少了，但是作为一个重要的观点，“农民起义”说还是有其生命力的3、“市民说”市民说”的提出，较为人所知的是1975年伊永文发表的《〈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但是真正兴起实际是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欧阳健与萧相恺在这一时期里发表了多篇论述“市民”说的文章当时作为一个新观点，“市民说”是颇为醒人耳目的，连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亦采此说4、多元主体说新时期，许多批评者都开始注意到《水浒传》的主题很难只用某一种观点阐释清楚，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有些学者开始尝试在“多元”的框架下去探讨《水浒》的主题，其中何建阳1993年发表的《〈水浒〉主题多义探微》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对《水浒》主题的讨论,只要是以作品为依据,从审美特性出发,认真加以探讨,在表述观点的时候,能持之有据,合乎逻辑推论,不论得出一种什么样的结论,都是应该被承认、允许其存在的”，还有一些学者，在肯定《水浒传》多元主题的同时，认为多元之中必有主元，较突出的便是欧恢章，他1997年发表的《〈水浒传〉主题的多元与主元》，就认为“《水浒传》是一部构思精细，结构完整的作品，必有主旨，它在主题的多义性中居于主体的地位，哪怕我们现在还没有认识它，它也是客观存在的”。

二）层出不穷的新颖观点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风潮，让学术界的面貌焕然一新，学术氛围不仅更加理性，而且更加活跃了，这既体现在学术观点的多样上，又体现在分析角度的新颖性方面近三十年来，新的观点层出不穷，以下选择三种比较主要的观点加以论述复仇”说这是基于“主题多义”前提下的观点，最早提出的是汪文远，他的《〈水浒〉的复仇主题及其美学意义》认为“《水浒传》是一部伟大的反映民族复仇精神的不朽巨著”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张强的《复仇:《水浒》的原始意象》和张皓的《略论<水浒传>的复仇主题》两篇文字比较突出这些学者注意到了《水浒传》里面梁上好汉快意恩仇的特点，并将之上升为主题的高度加以研究游民”说游民意识”说的代表，当是王学泰，他在1994年的《论〈水浒传〉中的主导意识—游民意识》中阐述了自己的“游民说”，他认为“《水浒传》所写的是游民奋斗成功与失败的故事”，其主题是“游民说给游民听的故事”伦理”说有的学者尝试着从作者创作动机去分析《水浒传》的主题，“伦理”说便是在这一分析方法下产生早在1986年，李庆西《〈水浒〉主题思维方法辨略》就认为“水浒一书是施耐庵们作为正直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对困扰于心的儒教纲常进行强烈伦理反省的忧愤之作”，无独有偶， 2005年陈惠琴的《激愤而悲凉的儒学演绎--〈水浒传〉的国家观解读》也在伦理说的框架下，反思《水浒传》的主题。

除了上述的观点外，还有“皈依皇权”、“封建功名”说、“人才说”“反讽”说，“反腐败”说、“正气”论、“明暗主题说”等等形成《水浒》主题研究多元化格局的原因在形成《水浒传》主题多元化格局的条件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学术氛围的宽松化是其外因，学者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自然是其内因关于外因，本文前面已进行了简述，这里要着重分析的是学者的研究方法对形成《水浒》主题多元化格局的影响笔者认为形成多元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1、对《水浒传》分析的角度不同常言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不同角度对《水浒》进行解读，定然会带来不同的观点持“忠义”说的，“写心”说（包括为市井细民写心，为市民写心，为士人写心，为“侠”写心）的，“封建伦理”说的，乃至“正气论”等，大多是从《水浒传》作者的创作动机来进行论述；持“农民起义”说，则多是基于梁山起义的斗争性质得出的结论；“游民”说和“游侠”说则把重点放在对梁山好汉身份，行为等的分析上2、作者的创作动机存在争议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本身就存在着争议，在通行的说法中，无论是罗贯中，还是施耐庵，他们的生平事迹又都稀缺而不可考，因此，很难根据作者的身份、地位、经历对《水浒》创作思想有个定论。

有人猜测《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的身份是封建的文人抑或士人，所以认为水浒传是写作者的儒家意识；但是更多还是从文本出发，来探讨作者的写作原意，“忠义”说的支持者，从小说的情节中看到了梁山好汉的“替天行道”；持“为市民写心”说的，却从《水浒传》中诸如“结义”“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盘分金银”，侧重点不同，得出作者的写作动机也不同3、《水浒传》故事情节前后是否相悖存在争议众所周知，当今通行的《水浒传》百回本，前面部分主要是写好汉们的聚义与反抗；后面部分则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征叛乱对此学者们产生了分歧，有的人认为，前后并不矛盾，因为梁山之首宋江和其他的一些好汉们在上山时已经表露过报效朝廷思想，接受招安以及征讨方腊正是向着原意的回归，持“忠义”说的学者大都支持这一观点；而与此截然相反，有些学者认为前后意旨不一，张国光就提出过“双两说”，认为“金圣叹删改本之前的所有版本中的宋江都是投降派,七十回本的宋江则变成了革命派”参考文献：[1]纪德君著，罗书华主编. 正说《水浒传》：义与忠的变奏[M].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 [2]章培恒，骆玉明. 中国文学史[M].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3]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M].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4]《〈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J]. 天津师范学院学报，1975[5]何建洋.《水浒》主题多义探微[J]. 萍乡教育学院学报，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