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医德思想探析-仁.docx

传统医德思想探析*仁 论文导读:：医德”是职业道德的一种仁爱生命天道所展现的就是创生的精神实质论文关键词：医德，仁，天道在现代伦理学语境之下，“医德”是职业道德的一种，是指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品质以及在医学科学、医疗实践中应遵守的职业道德原则和规范但就中国传统医德而言，职业道德品质和职业道德原则、规范不足以涵盖其思想全貌传统医德植根于传统哲学的思想中，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达到了体系完备的成熟理论形态，呈现出超职业道德的特点完整揭示传统医德的思想面貌和理论体系，是自觉继承、弘扬优良医德传统的基础，有助于促进现代医德建设为了更好的认识传统医德思想，我们从三个层面对其进行把握和阐发一、仁爱生命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医德形成了丰富的医德原则和规范内容涉及学医、行医、医患、同道、取酬等方面的道德要求这些道德要求可以概括为仁爱生命、精进医术、忠恕待患、重义轻利、以和为贵几个方面一）仁爱生命“仁”的实质是爱，是普遍的生命关怀医事追求治病疗疾目标的实现，内在的要求对生命的关爱之情，所以仁爱生命成为传统医德的首要原则清代医学家喻昌指出对待患者“必笃于情”（《医门法律》），所强调的就是这一关爱之情怀着对病人真诚的关爱和维护之情来行医施治是古代医家[①]一致的医德要求，历代医家的医德观念和行医实践都可以印证这一点。

其中，孙思邈的观念颇具代表性他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备急干金要方》）对病人抱着真诚的同情、关爱，体恤其疾苦，就能促使医家尽心尽力地诊治病人在传统医德中仁，医家对病人的关爱还反映在“一心赴救”（孙思邈）的行医态度上元代的朱震亨是当时声望很高的医学家，但始终坚持出诊看病，有时走百十里地也不辞劳苦论文的格式有史料记载：“四方以疾迎侯者无虚日，先生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虽百里之远弗惮也”，其仆从疲惫不愿前往时，他耐心说服：“病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宋文宪公全集》卷五十，见《四部备要》中华书局仿宋版）朱震亨不避险峻和饥渴疲劳，一心赴救，反映出对病人疾苦的体恤，对病人生命的关爱和维护之情中医历来有出诊治病的传统，直接到病人的家里为其诊治，这需要不避寒暑甚至长途跋涉有的学者指出[②]，古时中医弟子临出徒时，老师要送两件东西给他，一把雨伞和一盏灯笼，以此让后学者不要忘掉医家的本份这种医家的本份感实际上已经把客观的道德要求化为主观的道德自觉，体现出对病人真切的关爱之情古代医家多怀着仁爱、慈悲之情行医施治，甚至乐善好施、以拔苦与乐为己任。

据《北史魏书李亮传》记载，北魏时期，医家李亮因为医术精湛而闻名四方，很多病人不远千里上门求医，为了让远方的人有个住处，李亮大盖厅堂，供他们居住，如果有人不幸病死，李亮就置办棺木代为殡葬可见，古代医家对病人的关心超出了治病疗疾的范围，展现的是关爱生命本身的精神境界二）精进医术医事的价值终要落实在以术济人之事上，对生命的仁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为载体因此，历代医家都十分重视把“精术”作为仁爱生命的基础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开卷即说医学乃“至精至微之事”，“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为了强调医术学识的重要性，很多医家都指出医学这一“生生之具”，如果没有术、没有学，那就会变成“杀人之具”清代王世雄在《回春录》中说到：“医者，生人之术也，医而无术，则不足生人”他认为一个医生若无精良医术，即使仁心厚重，也毫无用处，不能救人于病危之中同时代的吴瑭进一步讲：“医以生人，亦以杀人仁，夫医所以生人也，而何以亦杀人惟学则能生人，不学则适足杀人盖不学则无以广其识，不学则无以明其理，不学则不能得其精，不学则不能通其权、达其变，不学则不能正其讹、去其弊如是则冒昧从事，其不至杀人也，凡希矣”（《医医十病》）因此，医家痛斥那些不学无术的“庸医”危害甚大。

正是基于医术学识的重要，古代医家认为行医不仅要学而有术，还必须精益求精清代程钟龄在《医学心悟》中写出“医中百误歌”此文运用歌谣的语言形式，总结了在诊治过程中医疗技术运用的各种不精准的表现，比如“失时宜”、“不明经”、“药不中”、“伐无过”等等，并且分别说明了这些误差怎样矫正，以方便同道中人记取和纠正自己的诊治技术，体现出古代医家精进医术的要求三）忠恕待患怎样对待病人是医德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医患交往过程中，传统医家秉持忠恕原则，并具体表现在“易地而观”的待患态度上清代名医费伯雄对“易地而观”有过很好的阐述，他说：“我之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医方论》）？推己及人、以己为病人去体会其需要，可以避免自私自利之心，进而自觉满足病人的需要易地而观则利自淡矣利心淡则良心现，斯畏心生”（《医方论》）清代医学家王孟英说得很全面，他说：“医以活人为心，视人之病，犹己之病，凡有求治，当不啻救焚拯溺，风雨寒暑勿避，远近晨夜勿拘，贵贱贫富好恶亲疏勿问，即其病不可治，亦须竭心力以图万一之可生”（《言医选评》）在行医治病中，视人犹己，进而生发一心赴救之念，解救病痛中人，这证明医家皆有“割股之心”的说法不虚，也说明忠恕待患有重要意义。

四）重义轻利行医既是一种解救他人疾苦的途径，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因此，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医家取酬之事对于如何取酬，明代李梃提出的“听其所酬”可以代表历代医家一致的方法他说：“治病既愈，亦医家分内事也纵守清素，借此治生仁，亦不可过取重索，但当听其所酬”（《医学入门》），“听其所酬”的取酬方式反映出古代医家不避酬的现实态度和不图利的高尚风格古代医家认为行医图利是学医的大忌、有违医道清代徐廷祚在《医粹精言》中指出：“欲救人学医则可，欲谋利而学医则不可”论文的格式明代寇平说到：“千锺之禄不可费其志，万锺之贵不可损其心，不为其财而损其德，不为其利而损其仁”（《全幼心鉴》），反映出医家在行医过程中对道德的追求因此，传统医德甚至提出对穷困患者应该尽力帮扶的要求明代陈实功曾说：“贫穷之家及游食僧道衙门差役人等，凡来看病，不可要他药钱，只当奉药再遇贫难者，当量力微赠”（《外科正宗》），从经济上帮扶病人显然超出了医者的份内责任，彰显了古代医家重大义轻利的价值观正如柳宗元曾经赞颂古代以药为业的人时所说：“居市不为市之道”五）谦和尊重同道之间的交往也是传统医德的一方面内容，对此，历代医家都主张应谦和尊重古代医家认为同道之间是一种志同道合的关系，“授受相传，原系一体，愿同志者毋分人我之心，共藏仁风之道”（《本草新编》），“有互资相长之功，切磨相向之益”（《张氏医通》），彼此应该以学为心，切磋技艺，以精进学识，共同进步。

所以主张“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生轻侮傲慢之心，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外科正宗》）同道之间应相互尊重，谦逊礼让，以和为贵医德史上，善待同道的事例很多比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杨吉老”本为名医，一次，诊断一人为死症，后此人另求他人诊治，却最终痊愈杨吉老得知后，“具衣冠”前往拜见这位医家，并“自咎其学之未至”充分反映出医家谦和尊重、不避下风、以学为心的态度仁爱生命等行医原则是传统医德的外在表现，在传统医德的理论体系中，这一层面有其内在的思想和理论依据所以仁，为了更透彻地了解传统医德的思想内涵、把握其理论全貌，不能停留在医德原则这一层面，必须更进一步揭示传统医德的内容我们看，无论是仁爱生命、忠恕待患还是重义轻利、谦和尊重都表现出以“仁”为核心的特点，其依据由此可见一斑在传统医德理论中，“医乃仁术”是医德原则的内在依据，蕴含着更深刻的医德观念二、“医乃仁术”在传统医德思想中，“医乃仁术”代表的是古代医家对医事最根本的认识，也是一普遍共识关于医乃仁术其“仁”的内涵，学界现有很多解释，主要是理解为仁爱的道德原则[③]结合古代医家自己的理解来看，“仁”固然包括仁爱原则一层的意思，但若仅止于此来理解仁的内涵还不够透彻。

我们先来看古代医家对“医乃仁术”的解释明代徐春甫在《古今医统大全》中说：“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乃仁术”；清代医学家吴达在《医学术是》中也说到：“夫医乃仁术，君子寄之以行其不忍之心”由“活人之心”、“不忍之心”可以看出，古代医家是从心的层面理解仁的、是“以心释仁”的，仁的内涵应是“仁心”，仁的道德原则是“仁心”的具体落实和外在表现此外，“医乃仁术”中的“术”应是好的方法、方式所以，医乃仁术的意思是医事是仁心落实的好的方式古代医家将医事理解为仁心落实的方式，蕴含着“仁心”的人性观这一点也可以从医事起源的有关解释中得到证明在医事领域，创建药学的“神农”和创建医学的“黄帝”被称为“圣人”明代王肯堂在《伤寒证治准绳》中说到：“夫有生必有死，万物之常也然死不死于老而死于病者，万物皆然，而人为甚故圣人悯之而医药兴”这句话所论是圣人创造医药的行为王肯堂认为圣人之所以创造医药是由于面对“死于病”的人间苦痛，兴发悲悯之情的结果可见，圣人之所以创建医药，是源于内在仁心、兴发同情之感进而产生爱人、利人的行为，表现于开创医药之事论文的格式这一过程，由内及外、自然而然，有“沛然莫之能御”（《孟子尽心》）之状我们知道，在传统文化里，“圣人”是人的代表，圣人的行为彰显的是仁心的力量。

这说明医药学的产生本身，就散发着仁心的人性光辉，展现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通过医事起源的解释可以看到古代医家是以“仁心”来理解人和人性的由于古代医家用仁心定义人性，并将医事理解为仁心实践的方式，医事与人性之间就形成了关联晋代葛洪在《肘后备急方》序中说：“岂直一方书而已乎？方之出，乃吾仁心之发见者也”他认为具体的诊脉、治疗和开药等不只是医事活动，最重要的价值在于这些透显出内在的仁心和人性也正如元代著名儿科学家曾世荣，他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命名为《活幼心书》，并在序文中说：“是心也，恒心也，恻隐之心也，诚求之心也”其意在强调自己的医著是“恻隐之心”的体现，研习医学、撰写医学著作等工作的“心”是人之本心仁，与圣人相比较是心一而事不同正如有的学者所总结出的那样：“历代医著之名称，亦有不少标以‘仁’或体现‘仁义’之意者诸如《仁术便览》、《仁术志》、《仁斋小儿方论》、《仁斋直指》、《仁端录》、《体仁汇编》、《行仁辑要》……”[④]，在医学史上，古代医家多用“仁”指称医学之名，仁几乎成为了医事的代称综上我们能够看出，在古代医家的观念中，医事与人性之间是这样的关系：仁心、人性是医事活动的内在依据，医事活动则是仁心、人性的外在表现。

这也就是医乃仁术的原本含义基于医事活动是仁心的外在表现的观念，传统医德认为只有以仁心作为医事活动的主宰，方能使人感觉“心安”，满足人之所以为人的要求唐代名医巢元方对此深有体会，面对当时皇宫贵族服石的恶习，考虑到对身体的损伤，虽深知若对他们进行劝说，其风险犹如“齐王杀文挚”一般，但仍然以救治性命为重冒险劝说他自己是这样解释原因的：“然死生大事也，如知可生，而不救之，非仁者也唯仁者心不已，必冒犯怒而治之”（《诸病源候论》），若不救则有违仁人之心，产生不安之感，故而冒险救治，以求仁心的安顿正如清代医学家史典在痛斥医弊时所言：“然近日又有一种时弊凡遇疾病危险，诸医会集……只于此中求富贵，顾声名以他人性命，痛痒无关生死听天，清夜思之，能无自愧”（《愿体医话良方》）？这句“清夜思之，能无自愧”的质疑，流露着生命因为仁心不能显现的亏负感，从反面说明只有以仁心为主宰去行医施治才能满足德性生命的要求，从而实现身心和谐因此，古代医家都强调应自觉地在行医过程中以仁心为指导孙思邈就提出为病人诊治时，应“先发大慈恻隐之心”；宋代官修大型方书《太平圣惠方》中说到在审证、诊病、开方的过程中要“常怀拯物之心”；元代曾世荣把他的著作命名为《活幼心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