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国家海洋意识：产生与发展.docx

中国古代的国家海洋意识产生与发展 *　　*　　*　　*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海洋文化、蓝色文明的探究开始变得热烈起来与以往所认为的中国自古是农耕文明，是不如西方的海洋文明的一种文明不同，此刻人们开始正式地看待中国古代所产生的可不忽略的海洋文明，并且对用西方的海洋文明理论来论述中国的海洋文明提出了质疑意识在心理学中定义为人所持有的一种对客观现实的高级心理反应形式对于海洋意识学者们也有着不同的定义，下面列出一些主要学者对于海洋意识的定义赵成国认为“所谓海洋意识，就是人们对海洋在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作用、地位及重要性的总体认识与反映”[1]赵宗金认为“所谓海洋意识就是人们在长期的海洋实践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对于海洋的自然规律、战略价值作用的反映与认知”[2]何兆雄在《试论海洋意识》一文中提出“海洋意识指人类在与海洋构成的生态环境中，对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采取的方法及途径的认识总和”杨成志在《海洋意识初探》中提出“海洋意识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一定时期内对其所属海洋乃至世界海洋的认识以及对海洋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程度的总称”对海洋意识虽有不同的定义，但不难看出其中都说明海洋意识离不开几个重要的因素。

认知的主体为人类、认知的客体为海洋、主要作用为人类对于海洋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与作用的认知因此论及中国古代的海洋意识，应是在中国古代这一历史时期，古人们对于海洋在人类社会的影响与作用的认知这种认知指导着中国古代的海洋实践，也为实践所反映再结合历史史实可对其进行进一步阐述中国古代的海洋文化丰富多彩，有沿海族群，靠海而生，与海相伴；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和发展的海外贸易；有多次到达亚欧非的航海壮举；有无数抒发海洋情怀的诗歌、民俗文化等各方面而这些无论是哪方面的实践活动都由意识所主导，这一意识就是中国古代的海洋意识一 中国古代国家海洋意识的产生海洋意识的形成源自人类与海洋之间的活动，这种活动是互动的，一方面，人类在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了对海洋在人类社会中影响与作用的认识；另一方面，通过这种认识，又指导了人类对海洋进行深入探索的实践活动中国古代的海洋意识随着涉海生活的深入，人海关系中人的力量的增加，逐步形成国家海洋意识是海洋意识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将普遍的海洋意识上升到国家的层面，由国家所主导，社会所认同的一种海洋意识，而国家的海洋政策就是统治者借助国家机器对国家海洋意识的实践人类最初的海洋实践是海洋资源的利用和原始航海活动。

在我国广大沿海地区就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新石器时期贝丘遗址，在这些遗址中海洋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其中包括众多的海贝、海蛤、鱼类等海洋生物资源，还含有木桨等航海工具，这种海洋的实践活动最早产生于涉海地区，此时的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先进，对海洋的认知处于懵懂水平，人们除了会直接利用大自然直接提供的物质资源，还会把自然物和自然力当作具有生命、意志和伟大能力的对象而加以崇拜如新石器大汶口变体鱼纹钵、连贝纹盆，河姆渡文化鱼藻纹陶盘等沿海文化遗址出土的相关文物表明了先民对海洋生物资源的依赖和崇拜，同时还对变幻莫测的海洋赋予了一方能掌管其变化的“海神”海神信仰实际是涉海民众海洋观念的外化表现国家有意识地参与海洋资源的利用是国家海洋意识开始出现的体现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海洋文化内涵更加丰富，这时期产生了国家，国家的组织能力和指挥能力大大提高，对海洋的探索活动更加频繁和积极从海洋资源上说，人类可以利用的资源范围扩大，从事专门性生产的社会群体出现，社会分工更加明确，在今山东寿光双王城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制盐遗址群，这些遗址群时间分布范围从龙山时期延展到西周初期，据调查该遗址群后期已经出现了完整的盐业生产族群，显现出生产社会化的迹象。

这种海洋资源大规模的开发与利用，是有组织的，通过强大的控制力进行着的国家产生以后，盐业由民制民收向民制官收、官制官收发展，盐业资源的生产和分配由官方介入，这种官方的活动是以涉海民众的活动为基础，由国家推行的海洋资源的生产和分配，是国家海洋资源意识的体现除了资源的分配，国家出现以后海神信仰也由官方所主导涉海民众在生产生活活动中，为了表达对海洋的感恩和敬畏之心，创造出海神，早期的海神是地方性的，随着航海技术的实践和人类不断的交流，人们对海洋的认识不断地趋于完整，由早期海神发展到形象统一、功能一致的“四海海神”，这时由官方加以引用、扩充，上升到国家祭祀的地位，由国家承认海神的地位总体来说，国家的海洋意识的形成主要经过了最初的海洋实践（资源利用和最初的近海航行）→朴素的海洋意识（涉海民众的物质崇拜，海洋崇拜）→国家海洋意识，这样一个由实践到意识，由个体到整体，由海洋社会到国家不断发展的过程，而最初的国家海洋意识虽然已经形成，但其内容相对单薄，主要体现在近海地区的资源利用、国家主导的海洋崇拜之中二 中国古代国家海洋意识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国家海洋意识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产生，但内容相对单薄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海洋实践活动的发展，国家海洋意识在秦汉时期开始大体形成，给后世的发展定下了一个基调。

之后国家海洋意识与治国理念不断融合，内涵不断丰富发展，至隋唐时期形成了一次发展高峰，“海洋天下”“海洋和谐”的核心理念在这一时期得到体现宋元时期，国家海洋意识的发展出现了与当时政局相应的变化特点，海洋安全意识、海洋资源意识、海洋开发意识得到很好的体现，国家对海洋的掌控能力明显增强明清时期，明朝将“海洋天下”“海洋和谐”的意识变成实践，形成万国来朝的盛大局势后期虽然迫于国内外形势压力，对海有弛有禁，但对海洋的重要性还是极为看重总体来说，国家海洋意识的发展与中华文明的进程一致，都是向上发展，不断丰富的1）秦汉时期秦汉时期，已经有了稳定的政体形态，国家机构比较完备在这样整体的社会环境中，海洋社会、海洋经济、海洋实践活动、海洋交通、海洋文化等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秦始皇统一六国，将沿海地区纳入统治范围，沿海的族群成为中原王朝统治下的一部分，至此海洋与内陆的活动往来，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进一步加深，海洋与内陆的民众成为一体，不可分割对于海洋资源的利用，国家掌控部分重要海洋资源，如海盐、渔业等秦未统一六国时，齐国管仲就推行“食盐官营”，而当时的秦，在“商鞅变法”之后，禁山泽之原，置盐官收百倍之利，秦统一六国之后更是将这一政策推行至全国。

海盐作为当时盐业中的重要类别，其收归国家管理毋庸置疑汉朝虽有段时间相对放松对海盐的限制，但生产力恢复之后，立即将海盐继续收归国营，并在此时形成了盐业管理的著作《盐铁论》对于渔业，也有多处文献表明秦汉时期征收渔业税，凡郡县“有水池及鱼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收渔税”[3]说明国家对于海洋资源也与农业资源一样视为国家之资源，着手掌控海洋资源的利用与开发秦始皇对海洋的重视从其东巡以及派遣徐福东渡寻求海上仙药之事就可见一二秦始皇登基后，就开始到东部海疆，黄、腄、芝罘、琅琊等地巡视，公元前215年又到渤海北岸的碣石，公元前210年到会稽山，再沿海北上至琅琊过崂山、成山到芝罘巡视在巡视之中曾两次派遣方士入海求仙，其中一次就是著名的徐福东渡汉武帝曾七次东巡，对海洋未知的世界有着极大的兴趣，封禅之后前去东莱，相信东方海中有神仙之术两代帝王之东巡，以及派遣人员进行海中探险，直接目的是为寻求海中神仙之术，但也可能有着在当时的“大一统”思想影响下的，对于海外国度、海外未知事物的一种积极探寻其中都展现出国家对于海洋的重视，将海洋也纳入自己国土中的一部分，并对未知的海洋有着进一步探究的强烈愿望，形成这样的一种海洋国土意识。

海洋交通方面，秦朝时期已经可以通过海路到达朝鲜半岛，西汉所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更是可以通往东南亚以及当时的“大秦”，当时最大的两大帝国，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可以通过海道联系起来《汉书地理志》中详细地记录了“徐闻合浦海道”[4]所经过的国家、地区，以及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同时、海外国家也开始对中国靠拢，这些海洋交通的发展，说明国家开始主动地探索海外，积极地去扩展海外关系，这也为后来的封贡体系打下了基础在此时就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从一开始对海洋的经略，对海外关系的处理都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进行，体现的是一种和平的国家海洋意识这些方面的发展推动了国家海洋意识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国家海洋意识的大体发展方向与方式在此时基本形成了古代国家海洋意识的发展方式，即由海洋社会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再由国家层面统一把握推行至海洋社会层面，形成上下一体，由下至上，由上往下的循环推动的发展方式这种循环推动为之后国家海洋意识的发展铺平道路，之后基本延续这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之中，国家的海洋国土意识，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意识、国家对海外关系的经略意识得到发展，海洋意识的内涵得到丰富，并且把这些海洋意识的具体内涵，都是整个统治中所推行的“大一统”治国理念之中，成为其中的必要因素。

2）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政权分裂，政权割据，政权更替频繁虽为乱世，也出现过相对安宁之时期，海洋的发展虽受到其中的影响与制约，但总体之趋势为发展的趋势，地域性的海洋经略也继续存在隋唐时期，实现了政权的再次长时间的统一，这一时期海洋政治、海洋社会、海洋经济、海洋文化等方面都得到了发展，出现了海上实践、海外贸易、海外关系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国家的海洋意识也随之得到了新的发展统一之后国土范围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比之前更为扩大盛唐时期，海疆扩展至北起今天鄂霍次克海，经日本海西部水域至朝鲜湾到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北部湾地区[5]国家对于海疆的开发与治理相对于之前显得更为重视注重自己的海疆主权不受别人侵犯，并对海疆地区进行合理的开发和政策的支持，兴修滨海水利工程，为农业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国家在此时对于海疆的经略反映的也是海洋国土意识的发展，注重海洋主权意识，并有意识地对海疆进行开发利用也正是在海疆的开发与治理下，海洋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条件，海洋人民不断努力，滨海区域的农业、手工业得到发展，有关海洋的商业活动兴盛起来，沿海港口变得繁华热闹，海洋社会人口也相应地增加，所形成、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也繁盛起来。

可谓一举多利，共同形成盛唐之景象，也进一步丰富了国家海洋意识的内涵这一时期的海上实践活动，从时间上来说比以往更为频繁，从空间上来说所到达的地域更为广阔，从内容上来说更为丰富此时的“海上丝绸之路”能到达东北亚、东南亚、印度半岛、非洲、欧洲等地《旧唐书地理志》中记载的贾耽所论述的当时形成的“广州通海夷道”[6]就是最好的印证，该海道比汉朝时的“徐闻合浦道”更是往外扩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外国的使团开始进入中国，向中原王朝献上自己国家的土特产，被中国的文化所吸引，积极主动向中原王朝靠拢日本可以说是其中的典型例子，隋大业三年（公元607）派小野妹子前往中国，之后也多次派遣使者、学问僧、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唐代的典章制度和文化各个方面都对日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时的平安京，也是仿造长安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从这些史实中，分析中国对于这些航海活动，对于海外关系持有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态度，这种思想态度是当时中国海洋意识的典型体现首先是开放性与包容性，这也正是海洋的典型特性，对于外来事物，对于航海活动，体现出极大的包容性，“怀柔天下”，采取怀柔政策，欢迎他国贡使前往中国学习，也尊重他国的宗教、风俗习惯。

其次是一种更高阶层的“四海一家”“和平天下”的意识，国家对于海洋的认识更为深入，对海外关系的经略比以往更为热衷，对国家、对中华文化有自信心与自豪感，有经济能力与军事能力，但对待海外诸国的态度一直都是和平对待，文化吸引在这种“四海一家”“天下和平”的海洋意识的指导下，与海外诸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华文明得到广泛的传播，多国贡使争相来朝，特别是在东亚地区，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