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豫章文化的特征与内涵.docx

    论豫章文化的特征与内涵    温江斌 谈治[提 要]豫章文化是指以南昌城区为辐射点而涵盖三县六区的区域性文化现象，是江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豫章文化孕育于春秋，萌芽发展于秦汉魏晋，成熟于隋唐，兴隆于两宋及明，延绵至清，影响于当代其内容主要包含滕王阁文化、万寿宫文化、洪州禅文化、书院文化、宗教文化等豫章文化具有重视教育、仕宦发达、崇尚文艺、注重名节、爱国报家、多元包容等特征，并形成了尊德尚文、自励包容的文化内涵[Key]豫章文化;南昌;特征;内涵[作者简介]温江斌（1982—），男，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地域资源与文化产业;（江西南昌 330013）谈 治（1986—），男，南昌市青山湖学校中小学二级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与教育教学江西南昌 330029）近些年来，区域文化研究逐渐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就江西而言，庐陵文化、临川文化、客家文化及浔阳文化等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为推进江西文化发展發挥了积极的作用一直以来，南昌是江西经济政治中心，亦是江西文化绵延昌盛之重要区域，然而有关豫章文化整体性的研究，相对而言，既薄弱又滞后，成为江西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洼地”。

为此，深入研究和总结豫章文化的特征与内涵显得尤为必要一、豫章文化的命名与依据豫章文化是一个常被提及的论题，然而关于它的命名及面貌却并不清晰实际上，豫章文化是指以南昌城区为辐射点而涵盖三县六区的区域性文化现象，是历史上以南昌为中心的“全部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1]的总和作为有着二千多年建城史的南昌，曾有洪州、隆兴及钟陵等名称，那么将南昌的区域文化称为豫章文化而不命名为其它，是由下列诸因素所决定的首先，历史上南昌及江西行政区划名称以“豫章”为名最早豫章最初为汉高帝初年（前202）江西建制后的第一个名称，即豫章郡，治所为南昌县隋开皇九年（589）罢豫章郡置洪州，然大业二年（606）又改南昌县为豫章县，豫章所指从南昌地区变为南昌一县唐宝应元年（762），因避代宗李豫名讳，豫章县改名钟陵县，豫章不再为正式区划名称，而作为南昌的别称实际从汉到唐，豫章的区域范围一直在调整，或郡或县、或大或小，但南昌始终是其核心其次，宋代以后南昌虽称为隆兴、洪州，但以“豫章”之名指代南昌常有出现有学者就曾说，“豫章之名依存豫章郡的古老历程与文化效益，让后世铭记不忘，不忍割弃，总会在适当的场合再现出来”[2]。

如宋、清两代成立的豫章书院、民初设立的豫章道和豫章小学等，同样民间亦以豫章命名族谱为荣，如进贤县豫章世家、南昌县豫章罗氏等，这些均显示着庙堂与民间两大主体对豫章之名的“不忍割弃”再次，豫章之名在南昌文人士夫的身份上体现尤为明显古代许多南昌文人雅士，他们的名籍总有豫章二字，或为别号，或示乡籍;其中有的是自号，有的是他人所加如《后汉书》有“豫章何汤”“豫章徐稚”之称，北宋黄庭坚因籍居“洪州分宁”，后世尊称为“豫章黄先生”;理学家罗从彦居南昌，人称“豫章先生”，文集名为《豫章文集》，他所创立的学派亦称为“豫章学派”;有宋一代“江西诗派”重要成员南昌士人洪刍、洪朋、洪炎、洪羽均以诗才闻名，并称“豫章四洪”特别是唐代王勃《滕王阁序》的首句“豫章故郡、洪都新府”，北宋的豫章诗社，晚明的豫章文派，清代的豫章书院等更使得豫章名闻天下因此，在历史文献中，豫章之名广于南昌、洪州等称呼最后，豫章在广义上指称江西，但关于江西文化的提炼已经由赣文化或赣鄱文化所归纳并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为此，豫章之名与其搁置，不如重启和具体指称古代南昌的文化，亦更能彰显古代南昌文化的综合性和典型性需要注意的是，在南昌历史长期的发展中有两类文化现象为豫章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南昌籍人士在外乡的文化实践;二是外籍人士在南昌的文化实践。

对于前者，诸多南昌士子行千里走万里，然其文化之根仍然扎根在故乡土地上，是故乡的文化传统哺育了他们成长，他们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奔流着故土的文化血脉，他们的文化活动和所作出的文化业绩，是其故地文化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对于后者，那些交游、受职于南昌区域的外籍文士和官宦，其著述实践、为诗为文等文化活动，吸纳了南昌的文化营养，展示着南昌的文化风情，成为豫章文化积累的一项重要财富二、豫章文化之流变及内容豫章文化自古已经存在，南昌城和周围县域文化，有着共同的文化源头，他们在生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形成了统一的文化整体作为具体的历史现象，豫章文化有着自己发展历史和演变轨迹——它孕育于春秋，萌芽发展于秦汉魏晋，成熟于隋唐，兴隆于两宋及明，延绵至清，影响于当代豫章文化可谓滥觞于远古，春秋战国时期南昌先民已掌握熔铁、铸铁等先进工艺，以及出现了“萧史弄玉”等传说;特别是孔子弟子澹台子羽“南游至江”，于东湖结草为堂、聚徒传学，儒学之风渐兴秦汉之际南昌得到进一步的开发，标志着这一时期文化的开发，是郡县的设立据《汉书》记载，高祖五年（前202）刘邦在垓下打败项羽之后，派将领征平江南;大将灌婴即率兵平定豫章，立即设官置县，首立南昌县为豫章郡之附郭，取“昌大南疆”“南方昌盛”为县名，并奉命驻军当地，修筑“灌城”，开创南昌建城史。

郡县的设立，标志着这一地域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说明其时豫章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同时亦意味着在文化上较前有大的进步两汉之际豫章郡地位加速上升，其时海昏县封为废帝刘贺四代食邑之地，人口倍增、饭稻羹鱼;经学文化、蔚然称盛，涌现何汤、邓琬、唐檀、程曾、熊履素、雷次宗、许逊等著名人物，他们有的功高王侯，有的致力经学传授，有的品行端方、角立特出，显露出豫章文化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特色隋唐五代是豫章文化进一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伴随着中原文化南渡，南昌城得到了很大发展，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版图上的重要城市隋开皇九年（589）罢郡置洪州，大业三年（607）复为豫章郡唐承隋制，南昌经济社会开始繁荣，尤以造纸、印刷、纺织、兵器、金、银、铜器制造较突出其中南昌白露茶为重要贡品，洪州窑为全国闻名的六大青瓷名窑之一，造船业及航运业均十分发达整体而言，南昌是唐代江西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聚居着众多的军政要员和文人墨客，是一座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城市，誉为“江淮之间一都会”[3]特别是唐大历四年（769），高僧马祖道一来佑民寺说法，四方信徒云集南昌，洪州禅由此发源，后经弟子百丈怀海拓展，形成著名的“洪州宗”，影响巨大。

五代十国时期南昌的经济与战略地位愈加凸显，南唐中主李璟于交泰元年（959）升洪州为南昌府，并于建隆二年（961）将都城从江宁迁往南昌，号“南都”值得注意的是，五代之际南昌出现了贯休、董源、巨然、徐熙等一批全国著名的画家，成为豫章文化的重要特色自宋而明，随着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和江南经济的开发，在南昌区域内，出现过一个辉煌灿烂的文化发展期两宋之际的南昌经济社会郡称富庶，人口空前增长，农业生产居全国先进地位，铜器、葛布、造船业、造纸业、造酒业等发达特别是教育较为普及，其时书院林立、诸子并起，讲风蔚然，呈现出“序塾相望，弦诵相闻”“市井多儒雅之风”[4]的社会形态浓郁的向学之风，使宋代南昌成为天下学者交流思想、切磋学术的理想场所，周敦颐、朱熹、陆九渊等即在此聚徒讲学，成为其时理学重镇而且还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官宦名臣，如晏殊、陈恕、陈执中等南宋偏安之际，因南昌地处南方要地，隆兴元年（1163）宋孝宗升其为隆兴府，成为其时国家战略重地，赵鼎、胡世将、岳飞、李纲等重臣名将都在此驻军、谋划国事、抗击敌军及至朱明王朝，太祖元璋滕王阁上大宴群臣，成祖朱棣免赣省赋税，南昌又为四代宁王府第，政治经济等因素推动着豫章文化再度发展。

一是王学兴盛，王阳明在赣平乱之际广播心学，一时生徒影从，黄宗羲曾说“姚江之学，惟江右得其正传”[5]，《明儒学案》立传的江右王门学者二十七人中，魏良弼、邓以赞、章潢等十六位出自南昌;二是商业在前代基础得到进一步繁荣，特别是江右商帮正是从晚明蔚然兴起，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之一;三是出现一批重要的公卿大臣和名儒学者，如胡俨、傅炯、舒芬、魏良辅、张位等，他们在各自领域引领风潮，为世所瞩清初实行口岸通商政策以来，海外交通以广州为主要口岸，赣江——大庾岭商道其时成为内地与广东之间经济联系的要道，南北官商往来取道南昌，促进了南昌经济社会的繁荣为此，各种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以及染织业、五金业等特别发达清初南昌还形成了万寿宫、文港和三江口三大专业市场，江右商帮于此时全面兴盛因经济的繁荣，文化上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盛况，书业繁盛、学校林立、科举兴起，其中豫章书院获得康熙的御赐，成为全国重要书院——这一局面至清代中期还蔚然矗立然经道光二十二年（1858）《天津条约》签订、九江门户洞开之后，南昌虽然在江西保持着中心的地位，但依靠传统水运的经济地位明显下降作为连接大江南北的枢纽，南昌不可避免地成为南北交战地带，频繁的战争对文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经济格局的边缘化与战争的破坏于此导致了文化的衰微若从具有鲜明地方特色、较高价值和较大的对外影响等来审视，豫章文化的重要内容主要有滕王阁文化、万寿宫文化、洪州禅文化、书院文化、宗教文化、书画戏曲文化、百花洲文化、宗王文化、梅岭文化、李渡酒文化等豫章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样，是南昌人民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江西文化的典型代表与重要支柱，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从纵向上看，隋唐之前，南昌早期的本土文化接受中原文化的洗礼，以后经两宋的积淀创新迅速反哺中华文化，为此它不仅是江西文化的核心内容，而且在中华文化的史册中，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甚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极大地推动着中华文化潮流的前进方向，其影响是深远的三、豫章文化的特征与内涵特征是指表现突出、长时间存在，且具有代表性价值的东西豫章文化是江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同时具有子文化系统自己的特征总体上看，豫章文化具有以下特征：之一，重视教育，耕读蔚然南昌地势广平、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历来是农桑富庶之地、江南鱼米之乡发达的农业、物产的丰富，使得这里的人们乐文辞而好读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弟子澹台子羽南游至江，于东湖结草为堂、聚徒传学，开启兴学为乐、耕读为本的社会风尚。

两汉之际，豫章地位上升，人口倍增、饭稻羹鱼、经学称盛，涌现了何汤、邓琬、唐檀、程曾、熊履素等著名儒学人物，他们品行端方，致力经学传授，显露出豫章文化倡学笃行、尊师重教的特色迨至两宋，南昌教育普及，诸子并起，讲风蔚然，一时使宋代南昌成为天下学者交流思想、切磋学术的理想场所罗从彦、周敦颐、朱熹、陆九渊等大儒都在此聚徒讲学，成为理学的重镇这一浓厚教育风气至元明清三代不绝如缕，如元代吴澄讲学、清季皮锡瑞论学特别是明季王学兴盛，心学广传，成为阳明心学重要发展地与传播地，为世所瞩南昌教育的发达得益于官员对教育的重视，他们大设庠序，推动了南昌官学的发展同时南昌的私学兴盛见证了民间对读书的崇尚，不少富绅和村落办起家族私学，新建汪山土库就设有稻花香馆，新建于清代还专门成立“宾兴会”资助读书;南昌县月池熊家村中即有私家学堂，在城内还创办有乐群学堂等而书院繁荣更是南昌教育昌盛最为鲜明的体现，据统计自唐自清，南昌出现了一百多所书院;若以州府为单位，数量和质量均位列全国前列，它们为培育人才、繁荣学术、激发文艺起到了重要作用[6]正是在这种浓厚向学氛围影响下，使南昌人民能在特殊的文化氛围中超越农耕文化特点，把眼光从赖以生存的泥土中解放出來，瞄准更高层次的政治社会生活。

之二，科举兴盛，仕宦发达由于官方与民间对教育普遍重视，从隋唐开科举士开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废科举为止，南昌多有求学问知、志存高远的读书人，他们以诗书求闻达，造成发达的科举风潮，人数在全国位居前列其中涌现了一批重要的官员，如宋代晏殊、陈恕、京镗，明朝的胡俨、傅炯、刘一燝、熊明遇，清代的裘曰修、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