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第一部清代诗歌文献学著作.doc

1重读第一部清代诗歌文献学著作—《清诗纪事初编》朱则杰【内容提要】 已故北京大学教授邓之诚先生所著《清诗纪事初编》 ，人们往往从一般历史学的角度去看待它，并且还有人对它的某些疏忽进行十分严厉的批评事实上，该书是当代第一部清代诗歌文献学方面的专著，尽管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舛误，但在清诗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曾经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关键词 清诗 邓之诚 清诗纪事初编 考论 已故北京大学教授邓之诚先生所著《清诗纪事初编》 （以下简称《初编》 ） ，笔者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曾经阅读学习过如今时隔20 年，随着清代诗歌研究的不断发展，再重新回过头来审视这部著作，自然又有许多新的认识和体会现在即大致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粗浅看法一、史学与诗学邓之诚先生是公认的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生前曾长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等处执教，著有《中华两千年史》等一系列专门的史学著作《清诗纪事初编》的编撰，首先也正是从一般所谓史学的角度出发2的关于这一点，鲍正鹄先生撰写的该书《前言》 ，邓之诚先生本人的《序》 ，都有十分明确透彻的阐述，最概括的说法就是本于黄宗羲“以诗证史”的观点，借此书的编撰，诗歌中的材料，为了解、研究清朝的历史服务。

根据这个精神，本书选录的清代诗歌作品，其内容大抵都与清朝历史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如作者自序所说：“读其诗而时事大略可睹，是集采诗即依此为准，但取其事，不限名家 ”全书共选录清初诗歌两千余首，从中即可窥见清朝顺治、康熙约 80 年间的历史风貌，而与一般正规的史书相发明因此，联系自序“是集之作，端资纪事”一语来看，这个《清诗纪事》 ，与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以下历代诗“纪事”着重为诗歌而作的传统，的确是大不相同的但是，笔者所要强调的，是本书在客观上，毕竟研究的直接对象是“清诗”全书著录清初诗人，总数多达 622 家（《前言》 、自序等处所说“六百家 ”为泛言） 所有诗人名下，都附有相当详细的一个小传，介绍他们的生平和著作版本，兼及诗歌史上的相关流变与个体特征从它最主要的研究内容来看，用现今较为科学的提法，本书实质上即属于“清代诗歌文献学” 的范畴并且，恰恰因为邓之诚先生是一位历史学家，作者的出发点首先是为了“以诗证史 ”，所以本书在研究诗歌的时候，也很好地表现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特长，而为一般纯粹研究诗歌的学者所难以企及例如本书涉及的六百余家清初诗人，有许多都是人们不熟悉的，邓之诚先生却长期有意识地搜集他们的著作和资料，对他们的生平3和著作进行大量的细致考证， “前人纪载有讹则略予是正” （自序） ，从而使那些模糊者能够清晰，错误者得到纠正，这就体现了历史学家的严谨和功夫。

再如一些细节，全书选录的两千余首诗歌作品，每一首都注明它的详细出处，这也是此前此后许多类似著作没能做到的此外全书还提到大量有关清代诗人的集外诗文作品，这也为后人的辑佚工作提供了有用的线索即使是书中许多关于清代诗人的评论资料，尽管邓之诚先生一再谦虚地称自己“不敢论诗” ， “不加论断，以见其慎；亦自恨疏劣，未敢妄下雌黄”，或者如《前言》所说“颇多沿袭旧文 ”，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正是他尊重历史真实的一种表现；而事实上，这里面精辟的见解，却仍然是很多的后来戴逸先生在为柯愈春先生《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撰写的《序言》中，称邓之诚先生本书“所写介绍多有得之言” ，这就包含了多种方面本师钱仲联先生主编的《清诗纪事》 ，在诗人评论资料中大量转录本书的有关评论包括邓之诚先生个人的论述，同样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不过， 《清诗纪事》的《前言》从编纂《清诗纪事》的必要性这个角度立论，认为《初编》 “更近于名人传记的史学专著” ，同时所录诗歌作品没有取相应的诗话笔记之类相互印证，与传统的以研究诗歌为主旨的“纪事” 类著作相比 “在编例上自成一体”[1]，这自然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从总体上特别是客观上来看， 《初编》虽然因为对象范围仅限于清代初期的诗歌而称为“初编” ，然而这样大规模地、系统、深入地研究清代诗歌的著作，在此前却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4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本书完全应该看作是当代清诗研究领域中的第一部专门的著作二、错误与疏漏《清诗纪事初编》由于是清诗研究领域中的第一部著作，许多工作都是从零做起，所以尽管邓之诚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但其中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少的错误与疏漏这些错误与疏漏，主要也就出现在诗人的小传中，特别是关于诗人的生卒年有关历史人物包括诗人的生卒年，北京的汪世清先生有过许多专门的研究笔者因为经常从香港《大公报》的“艺林” 栏目中读到他写的“艺苑疑年偶得 ”系列，与他建立通讯联系，并屡次向他请教这方面的问题记得汪先生 2001 年 8 月 15 日第一次惠函，其中刚好谈到《清诗纪事初编》 ，有关考订令人钦佩不已，因此现在不惮其详，转录于此：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对清诗研究做了重要的奠基工作，其中对诗作者及其著作的评介，尤多对后进的启迪至于评介中涉及诗作者的生卒，偶有失实之处，无关大雅而从疑年学的探索上，却可以由此而有所深入，也有积极的意义下面稍举数例，以供参考上册第一一页《徐开任小传》有云：“撰《愚谷诗稿》六卷载诗迄康熙九年，当即其时所刻开任年已七十有一矣卒年俟考 ”5同册第六一页许旭《怀寄徐季重》五古一首，首四句云：“忆昔己丑岁，君从娄上居。

予年甫三十，九龄君长予 ”己丑当为顺治六年(1649)，是年徐开任［季重其字］三十九，许旭三十据此，徐生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1611)，许生于万历四十八年庚申(1620)至康熙九年庚戌(1670) ，徐开任年六十，而非“ 七十有一” 上册第七六页《杨ｚｈàｏ＠ ①小传 》末云：“ 卒于康熙三十一年年七十六 ”以此推其生为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所选杨ｚｈàｏ＠①诗有《五月廿二日（戊午） 》七古一首，有“吁嗟行年六十有一翁” ，是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 ，杨ｚｈà ｏ＠①年六十一又杨ｚｈà ｏ＠①《怀古堂诗选》卷二有《师望五十》诗一首，谓：“戊申秋，刘生五十寿 ”又有句云：“小年同研席，吾十君则九 ”杨ｚｈ àｏ＠①比刘师望大一岁，戊申年五十一，与戊午年六十一正合而依此推其生为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 ，为丁巳的后一年至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卒，享年七十五，而非七十六上册第一八六页《陶汝鼐小传》记：“卒于康熙二十二年年八十二 ”推其生为万历三十年(1602) 据《陶密庵先生遗集》附《陶密庵先生年谱》著录陶汝鼐［密庵其号］ “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辛丑十月三十日生”，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卒，年八十三”，故知其生年为万历辛丑(1601) ，而非壬寅(1602) ，因而卒年为八十三，而非八十二。

上册第四九九页《汪楫小传》记：“卒于二十八年年六十七 ”据此推其生为天启三年癸亥(1623)然从《休宁西门汪氏族谱》得知，汪楫生于崇祯九年丙子(1636)，至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卒，6年六十四（见唐绍祖《改堂文钞》为汪楫所撰《墓志铭》 ） 下册第九二三页《程正揆小传》记：“卒于康熙十六年年七十四 ”据此推其生为万历甲辰(1604) 《青溪遗稿》卷二五《题自［？］待漏图画像后》有云：“予甲辰以降，癸卯客吴门作此图，行年六十矣 ”则所推生年为不误然据 《康熙孝感县志》卷一八《人物·程正揆 》明言其“年七十三卒” ，且在附其子大用传略中言及“丙辰遭父丧”，则可证 “卒子康熙十六年 ”为不合实卒康熙丙辰(1676)，年七十三汪楫……与吴野人嘉纪、孙豹人枝蔚友善，人称“三人” 《清诗纪事初编》上册第一六九页《孙枝蔚小传》记：“卒于三十六年年六十七 ”孙枝蔚实卒于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有孔尚任《湖海集》卷二“丁卯存稿 ”的《挽孙豹人 》五古一首为证其生为万历四十八年庚申(1620) ，至丁卯卒年六十八以上具体凡六则，共涉及徐开任、许旭、杨炤、陶汝鼐、汪楫、程正揆、孙枝蔚等七人这个数量虽然仅相当于《清诗纪事初编》著录总人数的百分之一，但已能看出该书的有关叙述并不是完全正确的。

尽管这里面有些数字的错误很可能是缘于印刷与校对的不慎，但最终还是要归到作者邓之诚先生的身上特别是像上及徐开任、杨炤两家，其小传叙述与已经选录的有关作品自相抵牾，而作者本人却未能觉察，这就更加说不过去了此外笔者在阅读过程中，偶尔也有这方面的发现这些发现有的已经写入其它读书札记，现在再简单列举数条：卷一冯舒小传“舒遗7诗止于己丑，时为顺治五年”（上册第 71 页） ，这里“ 己丑”其实是顺治六年(1649) ；卷二陈恭尹小传“ 卒于［康熙］三十九年年七十一”（上册第 302 页） ，这里“七十一” 应作“七十”，盖陈恭尹生于明崇祯四年辛未九月二十五日（公元 1631 年 10 月 20 日） ，至清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四月十二日（公元 1700 年 5 月 30 日）卒，享年刚好七十岁，有民国八年(1919)重刻本《独漉堂集》所附温肃撰《陈独漉先生年谱》可据（独漉其号） ；卷四蒋超小传“顺治三年进士高第第三人及第”（上册第 495 页） ，这里“ 三年”应作“四年” ；卷五龚鼎孳小传“崇祯元年进士 ”（下册第 552 页） ，这里 “元年”应作“ 七年”；卷六曹贞吉小传“王士祯尝选宋琬 ……及贞吉之诗为《十子诗略》 ，世称‘金台十子’”（下册第 693 页） ，这里“宋琬”应作“宋荦” （可参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七“自述类” 上第一则） ；卷七蒋薰小传 “嘉兴人”（下册第 742 页） ，这里“嘉兴” 应作“海宁”（可见所称朱彝尊 《曝书亭集》卷七十五《知伏羌县事蒋君墓志铭》 ） ；卷八周亮工小传“卒于［康熙］十一年。

年六十”（下册第 889 页） ，这里“ 六十”应作“六十一”，盖周亮工 “生于明万历壬子年［四十年］四月初七日［公元1612 年 5 月 7 日］子时，终于皇清康熙壬子年［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公元 1672 年 7 月 17 日］午时，享年六十有一”（见周亮工《赖古堂集》附录其子周在浚撰《行述》 ，以及《年谱》等有关传记资料） 当代其它一些相关著作中，有时也能见到对《清诗纪事初编》某些叙述的订正例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清人别集丛刊》 ，8其中朱鹤龄《愚庵小集》的《出版说明》曾指出朱鹤龄享年应以《清史列传》为准，而“近人或据《传家质言》……以疑《清史列传》所记”，这个 “近人”正是指邓之诚先生，有关内容原见《清诗纪事初编》卷一朱鹤龄小传（上册第 64 页） ；又朱彝尊《腾笑集》的《出版说明》 ，指出此集所收作品下限并不像序言所示那样为康熙二十五年丙寅(1686) ，这也可以更正《清诗纪事初编》卷七朱彝尊小传“《腾笑集》 ……刻于［康熙］二十五年 ”的说法（见下册第 749 页） 又该社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麻守中先生校点的吴兆骞《秋笳集》 ，《前言》曾援引《清诗纪事初编》卷三吴兆骞小传关于后人所辑《秋笳余韵》二卷“今不传 ”的有关叙述（见上册第 388 页） ，接下去说：“今发现此书，实一大幸事。

”可见邓之诚先生原来的提法事实上也并不可信对《清诗纪事初编》的批评，最严重的出自已故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曾读本师钱仲联先生著、周秦先生整理的《钱仲联学述》一书，见其中“治学篇” 《 清诗纪事》条下，叙及 “钱钟书先生在 1987年底收到苏州大学明清诗文研究室寄去请他指教的《清诗纪事》前四卷七册后，抑制不住欣喜的心情，欣然作覆如下”，接下去就是钱钟书先生一通完整的书札，现辑录如下：敬启者：忽奉惠赐仲联先生主编《清诗纪事》前七册，惊喜交集虽未细览，然望气已识其宝矣体例精审，搜罗弘博，足使陈松山（田）却步，遑论计（有功） 、厉（鹗） 唯于邓氏初编（指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 ）颇有恕词，愈征广大教化邓书附会影响，甚至9杜撰虚造，逞其私智，误人不浅如谓塞尔赫集中《西洋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