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筑.doc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建筑，主要是继承和运用汉代的成就但由于佛教的传入，其间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建筑，即佛教建筑，特别是建造了佛教寺院和高层的佛塔随之而来的印度、中亚一带的雕刻和绘画艺术，也使我国在石窟、佛像、壁画等方面有了巨大发展这种情况对中国的建筑艺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汉代比较质朴的建筑风格变得更为成熟和圆淳佛教在东汉就已传入中国，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以致兴建了大量寺院、佛塔和石窟，并使其成为这个时期最突出的建筑类型梁武帝时，建康佛寺达五百多所，僧尼十万多人地方各郡县也都建有佛寺现存的栖霞山千佛岩就是南朝齐、梁时的王公贵族施舍所造十六国时期后赵石勒崇信佛教，兴立寺塔北魏统治者更是不遗余力地崇佛，建都平城（山西大同）时，就大兴佛寺，开凿云冈石窟迁都洛阳后，又在洛阳伊阙开凿龙门石窟到北魏末年，北方佛寺达三万余所，其中洛阳有一千余所，可见佛教建筑之盛北魏佛寺以洛阳的永宁寺为最大，按《洛阳伽蓝记》所记，中间置塔，四面有门，塔后为佛殿经近年发掘证实，其平面布局与文献记载是一致的初期的佛寺布局与印度相仿佛，仍以塔为主要建筑物，置于佛寺中央，而以佛殿为辅，置于塔后。

北魏洛阳有许多佛寺是由贵族官僚的邸宅改建的所谓“舍宅为寺” ，就是把前厅改为大殿，后堂改为讲堂于是，佛寺进一步中国化，不仅把中国传统的庭院式木架建筑应用于佛寺，而且使私家园林也成为佛寺的一部分这些佛寺也往往是市民游览活动的场所这在《洛阳伽蓝记》中有较详细的记载佛塔本是埋藏舍利供佛徒礼拜而作，传到中国后，把它缩小变成了塔刹，并与东汉已有的多层木结构楼阁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木塔永宁寺培是该时期一座著名的木塔，方形、九层除了木塔以外，还发展了石塔和砖塔，北魏时建造的河南登封嵩岳寺砖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佛塔这种塔与楼阁式木塔不同，采取密檐式，仅作为礼拜的对象，而不供登临游眺其来源是公元三世纪时印度出现的高塔形佛殿，即后来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所记的“精舍” 除上述两种塔以外，从壁画和石刻中得知，当时还存在第三种塔——单层塔石窟寺是在山崖上开凿出来的洞窟型佛寺汉代已掌握了开凿岩洞的施工技术，佛教传入后，开凿石窟寺的风气在全国迅速传播开来最早是在新疆，如三世纪起开凿的库车附近的克孜尔石窟，其次是甘肃敦煌莫高窟，创于秦苻坚建元二年，其后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辽宁、江苏、四川、云南等地的石窟相继出现，著名的有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等。

这些石窟中规模最大的佛像都由皇室或贵族、官僚出资修建窟外还往往建有木建筑加以保护石窟保存下来的历代雕刻与绘画，是宝贵的古代艺术珍品从建筑功能布局来看，石窟可分为三种：一是塔院型，与初期佛寺以塔为中心相同，这种窟在云冈石窟中较多；二是佛殿型，窟中以佛像为主体，相当于一般寺庙中的佛殿，这类石窟较为普遍；三是僧院型，在印度称毘诃罗（Vihara） ，主要供僧众打坐修行之用，窟中置佛像，周围凿小窟若干，每窟供一僧打坐，敦煌第 285 窟即属此类此外还有一种小窟，分布在一、二类窟的周围，也属打坐用的禅窟石窟的壁画、雕刻、前廊和窟檐等方面所表现的建筑形象，是我们研究南北朝时期建筑的重要资料中国自然风景式园林在这一时期也有若干新发展北魏末期贵族们的住宅后都往往建有园林园中有土山、钓台、曲沼、飞梁、重阁等同时，叠石造山的技术也有所提高，如北魏洛阳华林园、张伦宅①及梁江陵湘东苑②，或重岩复岭，石路崎岖，或深溪洞壑，有若自然，即其例证魏晋以来，一些士大夫标榜旷达风流，爱好自然野致，在造园方面，聚石引泉，植林开涧，企图创造一种比较朴素自然的意境这种风尚无疑对当时园林和苑囿的建筑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民族大融合，这时期室内家具陈设发生了若干变化。

一方面，席坐的习惯仍然未改，但传统家具有新的发展如睡床增高，上部加床顶，周围施以可拆卸的矮屏起居用的床加高加大，下部以壶门作装饰，人们即可以坐于床上，又可垂足坐于床沿；床上出现了倚靠用的长几、隐囊和半圆形凭几（又称曲几） ；两折四牒可以移动的屏风发展为多折多牒式另一方面，西北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以后，不仅东汉末年传入的胡床逐渐普及到民间，还输入了各种形式的高坐具，如椅子、方凳、圆凳、束腰形圆凳等这些新家具改变了人们的起居习惯与室内的空间处理习俗，成为唐代以后逐步废止床榻和席地而坐习俗的前奏① 见《洛阳伽蓝记》 ② 见《太平御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