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性和当下性.docx

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性和当下性 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性和当下性　主持人：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对话者：杨庆祥　　黄平 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金理 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　　一、现代文学变成了“古代文学”　　杨庆祥：对于目前的现代文学研究现状，可能会见仁见智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与80年代相比，现代文学研究显然已经沉寂了许多，并在这种学科化的沉寂中面临着某种“研究”的危机程光炜教授在《重返80年代的“五四”》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现代文学已经变成了古代文学他是这么说的：“它日益把现代文学视为一种‘学问’，就像在80年代就被‘边缘化’的‘古代文学’一样它仍在使用80年代的学术语言来解释已经面临90年代语境压力的‘五四’精神‘古代文学’之所以在80年代就被‘边缘化’，是因为它把文学研究变成了一种脱离于自己时代的所谓‘学问’，而人们现在不免担心，现代文学是不是也在重蹈‘古代文学’的覆辙，重走脱离于自己时代的老路程光炜认为现代文学已经成了古代文学，我想他对这种状态并不是很满意吧一个学科变成了“学问”，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好事情，但从根底究竟起来，也就看出了其停滞和固步自封，“学问”变成了个人的“兴趣”“爱好”“修养”，而对这些“兴趣”“爱好”“修养”又不进行详细的自省和辨析，而是盲从于大语境中文化符号的设定和规训，那么，既然意识在一个“规定”的范围内按照既定轨道进行匀速地行驶，“研究”也就变成了生产和复制，学问也就变成了与此时此地无关的僵死的“材料”。

　　黄平：以当代文学的立场讨论现代文学，首先应当承认，在“学科化”的意义上，现代文学研究比当代文学研究整体而言要成熟，史料上更为扎实，研究上更为规范，态度上更为严肃，对于“经典作家”有更为深入的研究相反，当代文学“批评化”的倾向，尽管近年来有所改善，但是依然是一个普遍现象游谈无根，流于印象，谬赠经典，对于材料与理论不加省思，我自己写的很多文章都有这些问题敌而，在“学科化”一“历史化”一“学术化”这条脉络上，当代文学研究进一步成熟的话，首先学习的对象就是现代文学研究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今天讨论现代文学，不是在现代文学学科内部来讨论，而是回到现代文学“学科化”的“前史”，如程光炜教授谈到的，重返80年代，剖析“现代文学”之发生我们今天讨论的“现代文学”，其实是一个属于“80年代”的认知装置，以及这个认知装置确定的知识结构与情感结构在我负责编辑的《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3期，贺桂梅曾经发表一篇文章讨论现代文学学科体制，她谈到：“作为一个具有着严格学术规范并提供着系统学术训练的学科方向，现代文学已经发展成了能够娴熟地自我运转的知识生产体制很大程度上应该说，现代文学研究的所谓‘边缘化’，正源自它作为学科的成熟而表现出的自我封闭倾向，以及由此带来的合法性危机。

而追溯这一学科现状形成的历史时间，其实不需要走得太远：它正形成于80年代的社会与文化变革过程中　　金理：庆祥提的这个问题蛮难一两句话说清楚的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多都会提出“历史化”“学问化”的要求相较于之前沦为政治的附庸、“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之类的研究，现代文学研究走向自律、客观和理性，首先应当承认是一种进步我想程光炜教授的态度应该是更为辩证的，在我印象中，近年来他正是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力倡者，读到他的近作《文学年谱框架中的<路遥创作年表>》：“目前研究者应该遵循此前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方法而把它们看做是当代文学史研究一定会经历的一个必然阶段无疑，现代文学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学术自律、历史规划而往大处说，学术专业化的价值体系，本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确立的标志，王国维说：哲学家觉悟一个“宇宙人生之真理”或艺术家将“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由此获得的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将自己的学术活动与庙堂文化分清界线，使学术研究成为个人的“爱好”和事业，进而上升为一种专业学科，建立专业自身的价值体系，这是必得走出的一步问题的特殊性在于，知识分子如果以自觉隔离时代的姿态来保持学术的纯粹与超越，拒绝与时代气息相沟通，拒绝投入人对自身与社会的关系的思考，则其学术只能是工匠性而非人文性的研究活动，其知识积累也必支离破裂而了无生气。

更何况，回应社会流动中重大的精神问题向来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与精魂所以我想庆祥的问题其实是如何在专业研究中体现与“此时此地”相关联的精神担当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伦理必然是和“推理或讨论它应当尊重或奖励什么样的德性”相联系但是，“生活意义与工作的分离，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常态”，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学术工作中都慎言、不言判断、责任和承担这到底是人文学者的成熟抑或“自我异化”？“人文学的衰落的最深刻表现，就在对价值的不可、不能、不会言说；简单说，就是深刻思考的缺席陈正国：《台湾人文寓言：国家哲学院》，转自赵园《视野、境界及其他》）但这并不是无法兼善之事比如傅斯年在“九一八”之后写了《东北史纲》，陈寅恪的代表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据说也有鼓舞民气之用，同样诞生于国难中的钱穆的《国史大纲》，开卷就题写着：“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以上这三位都是主张学术独立、学问纯粹而脱离功利性的学术大师，但在特殊时期都留下了“别有怀抱”的著述，对民族和历史作出庄重的承诺上述例证都提示我们学科自觉与现实关怀之间的辩证这是可以通过自觉的实践来做到的　　黄平：金理兄说得不错，考察“现代文学”的历史脉络，学科的活力，正在于密切呼应着“时代气息”，如陈平原所说的“学者的人间情怀”。

且结合史料略作回顾，作为“学科”的现代文学发生于1950年代，温儒敏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中，点出了现代文学之发生的关键所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历程，属于‘新民主主义’修史任务的一部分”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一部分，“新文学”从“古典文学”中脱离出来，进入大学教育体制黄修已在《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谈到过，“1950年5月，教育部召开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规定‘中国新文学史’是各大学中文系主要的必修课程其任务是‘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根据胡希东的考证，“中国语文系小组”决定在1951年6月以前，把中文系每一课程草拟一教学大纲印发全国各高校中国语文系，其中《（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指定由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编制马越编著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记载：“195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规定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史课程为必修课，所占学时与古典文学基本持平　　胡希东认为，“1957年颁布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则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正式成立的标志。

区别于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版《<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现代文学部分由王瑶与刘绶松执笔）在纲领层面上将“新文学”改为“现代文学”洪子诚在考查“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化过程中曾指出：“‘现代文学’对‘新文学’的取代，是为‘当代文学’概念出现提供‘空间’，是在建立一种文学史‘时期’划分方式可以说，在知识考古学的意义上，先有“当代文学”，后有“现代文学”　　在80年代之前，“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对于现代文学学科是决定性的研究范式然而，“转折”终于随着进入“新时期”而发生，还是贺桂梅的分析，“现代文学在80年代的中心位置，是与曾经作为50---60年代‘显学’的‘当代文学’在80年代出现的危机，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学科方向之间的位置错动，显示的是支撑其制度化的合法性知识体系的转型正是“去当代化”，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现代文学”才扭转了与“当代文学”的等级关系，重新讲述“发生”的神话以“鲁迅”为典范，以“五四”为源流，依赖“重写文学史”为代表的作家重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代表的范式转移，伴随着政治一思想一文学这一系列研究范畴的界定与研究重点的转移，“80年代的现代文学”在历史舞台上强力登场。

　　杨庆祥：黄平对现代文学的历史迁延作了细致的梳理，同时我也非常赞同金理的观点，确实，我的问题的出发点正是在于专业研究与“此时此地”精神承担之间的脱节在我看来，这种脱节——也是现代文学成为古代文学的表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研究方法上现代文学在90年代的“学术压倒思想”的思潮倾向中越来越倾向于考据学的研究，与80年代其鲜明的问题意识相比，这种研究方法在90年代已经变得有些封闭和局限，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现实问题的无力而导致的一种自我封闭现代文学研究在90年代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从原先对于思想和社会问题的介入中退出，学术规范和专业化成为了学科最突出的追求……90年代出现的重新确立经典、史料热、地域文学研究热、报刊研究热，等等，都可以从这个角度重新打量张春田：《从“新启蒙”到“后革命”——重思“9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载《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3期）　　第二是研究态度上的鉴赏主义和趣味主义在目前的现代文学研究界，普遍存在着一种以专业姿态出现的“非专业”研究态度，非常典型的表现就是热衷于对一些比较流行的作家作品进行研究，如果你让一个现代文学专业的老师推荐现代文学作家作品，他大概会毫不犹豫地推荐周作人、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徐志摩等，在近几年的研究生学位论文中，以我任教的人民大学为例，这些作家也是选题最多的。

诚然，文学研究有其鉴赏和趣味的一面，但是就其根本而言，文学研究远远不止于鉴赏和趣味，更何况对于现代文学而言，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等作为在90年代以来的去政治化的历史语境中建构起来的“文化代码”本身的经典性就非常值得怀疑（2008年香港导演李安执导的《色戒》在内地知识界引起热烈的争论，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张爱玲作为一个文化政治符号所涵盖的历史复杂性）与第二方面密切相关的是现代文学的功能发生了变化，现代文学在当下作为个人的修身养性的功能性作用得到了强化和放大，读张爱玲、沈从文、周作人的目的是什么？我曾听一个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说，研究生选题就应该选周作人、沈从文这样的题目来做，因为这些题目可以让你读很多书，是能受用一辈子的读很多书，受用一辈子，这当然是从个人修身养性的目的来谈的，这个说法本身没有错，能够将研究与个人的修养联系起来也是一种好事情，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是周作人、沈从文才能成为修养的一部分，而茅盾、巴金、赵树理就不能成为修养的一部分呢？这种“修养”背后的趣味主义和自以为是的“经典意识”可见一斑吧　　黄平：有意味的是，“现代文学”这一经典化的过程，也正是不断抹去自己缘起的过程，它不断地将自己的认知体系抽象化，上升为恒定的“知识”与“真理”。

现代文学自身的历史性，与“当代文学”的纠缠，以及与历史语境的互动，这一切作为历史胎记被隐藏起来了现在的现代文学研究，愿意接纳文学理论，借鉴比较文学，效法古代文学，唯独忽视当代文学　　作为书斋中的文学，现代文学再一次面临“拥挤”，在有限的学科边界内，知识生产不断膨胀，从一流作家到二流、三流，从作品到发表作品的期刊，从作家到作家所在的大学、媒体，从文字到图像、声音我查阅史料的时候，很惊讶地发现在1984年1月9日许子东就写过一篇《现代文学，“拥挤”的学科？》，现在读来真是充满着历史的反讽　　面对80年代之前现代文学的“拥挤”状态，当时的青年学者如许子东充满着历史的自信，“我不否认上面所说的‘拥挤’；但我更觉得，现代文学研究，迄今为止还是一片待开发的森林毕竟，如托马斯库恩在《科学结构的革命》中指出的，“范式”（paradigm）的转换意味着“拥挤”的领域再一次敞开结合近年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