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说话人的底本.doc

试论宋代说话人的底本 卢世华 内容提要 宋代说话人的底本，不能对等宋代说话资料里称的“话本”，其不一定是用白话写作的，也不是现在所谓的话本小说，更不是白话小说的雏形根据《醉翁谈录》里的论述和《绿窗新话》的例子，可以确信宋代说话人的底本有两种：一是前人或当代人收集的小说集《太平广记》或者是史书《资治通鉴》等；二是说话人根据说话的需要自己编订的故事集如《绿窗新话》等认为话本小说（或者直接称之为话本，指短篇白话小说）等同于底本，甚至把“三言”里的部分通俗小说认作是宋代话本（宋代的白话小说）乃至是宋代说话底本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根据《醉翁谈录》和《绿窗新话》里的文言故事，可以看出这些故事就是说话人底本，从而可以推测宋代说话人的底本基本是用文言写作的关键词 宋代说话人 底本 话本 《醉翁谈录》 小说  一多年来，宋代说话与宋代话本就是被普遍关注的问题，这表现在研究者一方面努力寻找宋代的话本，另一方面努力在辨析宋代话本的含义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应该是后者解决在先，前者解决在后，可是，就在前者解决起来很麻烦的时候，大家才想到要重新审视后面这个问题但是，由以前一些学者奠定的观念，在继续主宰着学术界，致使这两个问题深入探讨下去十分艰难。

话本”，鲁迅说的“说话人的底本”，“《新编五代史平话》者，讲史之一，孟元老所谓‘说《五代史》’之话本，此殆近之矣”[1]虽然鲁迅是为了方便理解“话本”这个概念而简单解释话本和底本是一回事，并且也只是认为《新编五代史平话》“近”于讲史话本（即讲史底本），但是这种说法影响非常深远胡士莹把鲁迅的观点发展下去，他说“话本小说就是‘说话’艺术的文学底本”[2](P1) 他以“话本小说概论”为书名，在他的书籍里论述的是古代短篇白话小说，包括除长篇章回小说以外的宋元白话短篇小说等，其中尤其以“清平山堂话本”、“三言”等为代表，当然他和鲁迅一致，把元刊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简略的长篇也归纳进去，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平话也是说话人的底本话本、话本小说的观念由此而定型：话本或者话本小说指的是说话人的底本，是用白话写作成的，可以供阅读的古代短篇小说后来的话本小说史或者话本小说集多数直接沿用这个观念可是，这个简便易行的概念却遇到很多问题文献里记载的宋“话本”怎么也找不到证据章培恒认为现存的所谓宋话本都靠不住，至多是元代的写本或者刻本[3]于是，通过考查宋代文献里的“话本”含义，增田涉认为“话本”就是“故事”，这故事可以是口传的，不一定有“本”，并不是说话人的底本（注：见增田涉《论“话本”的定义》，译文刊载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第三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1年版。

又被《古典文学知识》1988年第二期摘要转载他的说法对于鲁迅、胡士莹的观点是一个有力的挑战，并纠正了学术界多年来对于宋代“话本”小说的错误认识程毅中对于增田涉的观点作了辨析，认为口传的“故事”就不能称为“本”，话本一定有书本[4]的确不假，不管什么故事，总是有所本的，尤其是说话四家之讲史家和小说家，他们基本上是说历史故事和文言小说里提供的故事，这些故事基本上是有来源的但是这样的提供故事的底本到底是怎样的呢？是不是就是什么“平话”、“清平山堂话本”之类的白话小说呢？这倒是要仔细辨析的从上述的观点分歧可以看到，把宋人所说的“话本”简单地对等为说话人底本，又简单地对等为白话小说的观点显然要重新辨析解决上述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途径，就是寻找宋代说话人的底本，如果找到了说话人的底本，就可以说清底本是不是白话小说（话本小说），是不是被称作话本宋代说话人的底本是怎么样的？寻找并确认宋代说话人的底本是本文论述目的宋代笔记里说的“话本”是指故事，并非就是指用白话记载的说话故事底本已经发现的宋代笔记史料里，有三条提到了话本这个名词，可是这三条说的是傀儡戏和影戏的话本又《梦粱录》卷二十也说：凡傀儡敷衍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

话本或讲史，或作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弄此多虚少实《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说：凡傀儡敷衍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这一说法与上条类似又《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还说明：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簇，后以彩色装皮为之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前两条资料说的是傀儡戏的“话本”，后一条资料说的是影戏的“话本”前面第一条资料表达不清楚，有多种断句的方法，但都很勉强，总之很难读清，但后两条略好理解些叶德均认为“说傀儡戏的话本，有如说话人讲说的讲史书（题材）”[5]认为傀儡戏和影戏借鉴的是说话的题材，尤其是讲史题材故事胡士莹则认为傀儡戏和影戏借用说话人的话本是指借用说话人的撒砌打诨等表演方式[2](P93)，则应该商榷在高承的《事物记原》卷九说：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吴蜀三分战争之象这里清楚地说明了影戏借用讲史的“话本”其实是借用历史故事影戏借用的是说话人的故事内容，而不是表演方式这里的“话本”的含义应该解释为“故事”，上文已经说明了是“其说”，而不是其文因此，“话本”不应该解释为说话人或者是影戏等表演者先写定的以便照着搬演的本子。

显然，假定讲史人确实有通俗的故事梗概的底本，那么这个本子应该适宜于说话表演而不是适宜于影戏表演，那么讲史话本与影戏傀儡戏的话本又怎么能通用呢？合适的解释应该是影戏、傀儡戏和讲史的表演的内容是一致的，比如三国故事，但是他们都没有事先专门为表演而写定的专业脚本，所以他们的故事可以借用，这就是“话本”相同当然，其故事也一定有根据，比如社会传闻、史书记载等社会传闻可以直接在表演的时候信手拈来，直接加入故事中去，因此，他们的故事被称之为“虚多少实”；而史书记载故事就可以通过阅读记忆直接获得，无须麻烦地重新写作因此，讲史等说话的表演虽然有底本或者故事来源，但是未必是表演前先写定而表演时照演的通俗文本当然，这个问题应该进一步作深入探讨二宋代说话人到底有没有用通俗的语言写好的，用作表演使用的本子？目前普遍认为有，并且认为这种本子甚至可以阅读，相当于白话短篇小说的雏形人们习惯引用《古今小说序》来证明宋人的话本：若通俗演义，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养，仁寿清暇，喜阅话本，命内珰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酬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倩人敷演以进御，以怡天颜。

然一览辄置，卒多沉浮内庭，其传布民间者，什不一二耳以此作为证据来说明，宋代说话人不仅有通俗的“文”，而且宋高宗作太上皇的时候还经常读它可是，这一说法有很多问题，是引用者常常忽略的其一，这则资料不是宋代的，而是晚明天启间（十七世纪初）的，离南宋孝宗朝（十二世纪末）已经有400多年了，绿天馆主人的这个说法有什么依据呢？实在找不到 与他的说法相近的是嘉靖间郎瑛《七修类稿》，其卷二十二：小说起宋仁宗朝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其实，郎瑛的说法和绿天馆主人的说法也有区别，除了南、北宋的时间区别外，故事形式也可能不同郎瑛说的是“奇怪之事”，这显然可以是口说的故事，也可以是笔记的故事，形式如何，难以确定，可是绿天馆主人却一口咬定是“话本”，并且“其文必通俗”当然，无论是绿天馆主人还是郎瑛的说法本身都找不到宋代的证据：宋代的话本（相当于雏形的通俗小说）现在根本就找不到充分的存在依据实际上，绿天馆主人的说法还和宋代的许多资料有潜在的矛盾，试看后面的分析其二，绿天馆主人以明代说书来推测宋代说话，可是，宋代说话和明代说书是两种近似而又不同的概念陈乃乾《三国志平话》“跋”说：吾国宋元之际，市井间每有演说话者，演说古今惊听之事。

杂以诨语，以博笑噱；托之因果，以寓劝惩，大抵与今之说书者相似惟昔人以话主，今人以书为主今之说书人弹唱《玉蜻蜓》、《珍珠塔》等，皆以前人已撰成之小说为依据而穿插演述之昔之说话人则各运匠心，随时生发，惟各守其家数师承而已书贾或取说话人所说者，刻成书本，是为某种平话如今之编京剧谱者，盖出自伶人口传，非伶人依谱而成也[7]这里辨析得很清楚，说话者“演说古今惊听之事”，而以“话”为主，就是讲故事，不一定有先写好的本子照讲；而说书人“皆以前人已撰成之小说为依据”，“而穿插演述之”，就是说说书人有书作为依据明代的说书人当然也有已经写好的小说作为依据，比如柳敬亭说武松故事，尽管增益很多，可是故事是来自《水浒传》一书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当宋代说话人在说“武行者”（见《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时，又哪里有《水浒传》作依据呢？这就是说话与说书的根本不同，以说书的表演方式来推测说话表演方式显然不准确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的错漏不少，此处不一一分析，以下重点分析他所说的南宋供奉局和内珰辈向皇帝进献话本一事作分析其三，南宋的确有供奉局，但是供奉局里收罗的说话名角显然是说话给皇上听，而不是给“话本”皇上看在宋代笔记史料中记载了许多“元系殿前供话”的著名说话人，比如王六大夫、王防御，以讲史供话于御前；孙奇等以小说供话于御前。

见《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等）《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条又记：“上（宋孝宗）侍太上（宋高宗），于椤术堂香阁内说话，宣押棋待诏，并小说人孙奇等十四人这就是南宋供奉局的所为：他们组织说话艺人给太上皇和皇帝做说话表演让说话人把话本给皇帝阅读，而不表演给皇帝观看，事实上也不合情理虽然绿天馆主人没有直接说供奉局说话人给话本皇帝看，可是上下文的意思很容易造成读者的误解，是以此处必须辨析清楚因此，宋代说话人所重视的，是说话的表演，并非是“必通俗”的“其文”，这种“必通俗”的“其文”有没有，都是一个问题因为宋代流传下来的可靠资料里还没有发现过这种“必通俗”的“其文”其四，内珰辈也是说话给皇上听，不是给“话本”皇帝阅读比如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四十九： [邵青受招安]先是杜充守建康时，有秉义郎赵祥者，监水门金人渡江，邵青聚众，而祥为青等所得青受招安，祥始得脱身归，乃依于内侍纲纲善小说，上喜听之纲思得新事编小说，乃令祥具说青自聚众已后踪迹，并其徒党忠诈及强弱之将，本末甚详，编掇次序，侍上则说之故上知青可用，而喜单德忠之忠义（注：胡士莹认为《复华篇》是贾似道的门客为贾似道吹嘘襄阳之役而写作的文章见《话本小说概论》61页，他认为王六大夫还编有相关的话本，从行文来看，王六大夫编写的话本不一定有，他应该是据《复华篇》、《中兴名将传》等文章加以发挥表演（敷演）。

 “内侍纲”就是内珰辈，是一个善于取悦皇上的有心人，他把当时有趣的故事搜集记载下来（所谓搜集“闾里新闻”，正如绿天馆主人说的一样），等待皇上有闲暇和兴致的时候，说给皇上听这里显然也是说话讲故事，而不是把底本呈给皇帝看上述四个方面的分析可见，绿天馆主人说的那种宋代人阅读“其文必通俗”的“话本”是没有依据的，宋代人欣赏的是说话人的说话表演说话人的“通俗”的“话本”是他臆测出来的这种臆测是没有根据的值得注意的是，“邵青小说”这条资料的珍贵性还表现在，它指出了说话人在说话之前曾经搜集资料，并且把资料进行整理编辑过这种资料的价值就在于提供说话的故事，这显然就是说话人的底本程毅中因此认为说话人有底本可是这种经过整理的故事“本末”是怎样的呢？是用来供阅读的吗？是“通俗”的吗？尚不能确定但其最大的作用该是提供说话的“故事”，这里我用“底本”名称来区别那种存在于绿天馆主人和现代学者心中的通俗“话本”这二者不应该混为一谈我的意思是，说话人有用作说话的底本，可以给他提供故事，可是“底本”并不是绿天馆主人所说的“文必通俗”的“话本”二者最根本的区别是：前者是宋代说话人肯定有的，后者是宋代说话人可能没有的，是现在人想象出来的；前者是说话的资料，其形态尚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