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编钟文化述略_先秦时期政治经济文化.docx

先秦时期编钟文化述略_先秦时期政治经济文化 　　先秦时期编钟 　　 　　依据文献记载，编钟在黄帝时期就已经产生《吕氏春秋・古乐》中说：黄帝时的一位乐官伶伦，奉了黄帝的吩咐和大臣荣将一起“铸钟12口，以和五音”此外，炎帝、颛顼、帝喾、尧、禹时也有关于编钟的记载，从目前的考古发觉来看，编钟的原始形态来源很早陕西长安斗门镇遗址出土的陶钟，可以看做是中国青铜编钟之一――甫钟的始祖这件陶钟1955年出土，年头为公元前2300年一公元前2000年钟为泥质灰陶，腹中空，横剖面近似合瓦形其形制与商代的镜相像，应当与商镩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而商镜，那么与西周的甭钟渊源极深在史前的音乐考古发觉中，还有一些陶铃和铜铃它们的腔体许多已经是合瓦形，与后来出现的锌和钮钟有必须的渊源关系陶铃中最早的标本为仰韶文化后期距今有6000年左右，如河南仰韶文化陶铃 　　到了周代，钵起先流行其装饰特殊华美演奏方式为垂直悬挂击奏，因其体型较大，于口平齐，所以声音宏大绵长主要用于演奏旋律中的骨干音，不擅长演奏完整的旋律。

春秋时期钵在中原地区主要朝着两个方向开展，一是重视它的礼仪功能，追求形制巨大，装饰豪华，盼望以此来加强拥有者的地位和声望如1923年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墓出土的几件特钵其中的一件高108厘米、重达139公斤!二是重视它的消遣功能，使钵的音乐表现力大大提高，特殊是出现了大的编钵，从而表达了王者的威仪，也可以更好地获得感官上的消遣和享受 　　先秦的编钟，钟身呈椭圆形，很像两个瓦片合在一起，上径小，下径大，纵径小，横径大，钟口边缘不截齐，两角向下延长，成尖角形，顶端有柄的为甬钟，带钮的为钮钟钟的上部称钲，下部叫鼓钟的鼓部铸有精致的图饰，钲部的纹饰称为钟带或篆间，每枚钟的钲部都铸有36个突起的隆包，叫钟乳或枚 　　曾侯乙编钟是我国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套大型编钟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县的一座战国早期墓葬――曾侯乙墓中曾侯乙墓编钟共65枚，其中1枚是战国时楚惠王赠送的镩编钟分八组，共分三层悬挂在铜、木做成的钟架上包括钮钟19件，甬钟45件及一件镩钟，共65件，总重量达2.5吨钟架全长10.79米，高2.73米，由6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着65枚编钟的总重量达3500千克，它的重量、体积在编钟中是罕见的。

钟上大多刻有铭文，上层19枚钟的铭文较少，只标示着音名，中下层45枚钟上不权标着音名，还有较长的乐律铭文，具体地记载着该钟的律名、阶名和改变音名等这些铭文，便于人们敲击演奏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使世界考古学界为之震惊，因为在2000多年前就有如此精致的乐器，如此恢弘的乐队，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曾侯乙墓编钟的铸成，说明了我国青铜铸造工艺的巨大成就，更说明了我国古代音律科学的兴旺程度，它是我国古代人民高度才智的结晶，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傲慢 　　 　　先秦时期编钟礼乐文化 　　 　　在周代的雅乐体系中，编钟(此处指乐悬礼器――甬钟、钮钟和铸钟三种编钟)的地位特别显要编钟不仅是享神娱人的工具，而且是身份、等级和财产的象征，同时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宗教含义在周代礼乐制度中，礼以鼎为中心，乐以钟为中心；与列鼎制度同样重要的就是编钟制度”，可谓学术界的一般共识曹玮、魏京武在探讨周代编钟的礼制意义时认为，“钟在西周乐制中起着主要作用”，“西周乐制是伴随着编钟制度的出现而形成的”，“正是编钟制度的形成，以编钟制度为中心的西周乐制才得以确立”，指出了编钟在周代乐制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在周代雅乐中的重要地位。

在周代的礼乐活动中，金奏是最为隆重的演奏方式，周代重要的礼乐活动多以金奏奏之如《周礼・春官・钟师》载：“掌金奏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纳夏》、《章夏》、《齐夏》、《族夏》、《被夏》、《骛夏》郑《注》曰：“金奏，击金以为奏乐之节金谓钟及镩周代的缦乐、燕乐、乡乐等也常以钟、鼓、磬等打击乐器来演奏如《周礼・磬师》云：“掌教击磐、击编钟，教缦乐、燕乐之钟磐凡祭祀，奏缦乐郑玄注：“燕乐，房中之乐，所谓阴声也二乐皆教其钟磐《周礼・钟师》载：“凡祭祀、飨、食，奏燕乐郑《注》曰：“以钟鼓奏之《周礼・钟师》：“掌鼙，鼓缦乐赵敏俐先生所划分的周代四类乐歌――《九夏》、雅乐、乡乐(燕乐)和缦乐从上述文献来看都主要以金奏奏之可见金奏在周代礼乐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另据《周礼》所载，周代祭祀、飨、食、宾射、军中恺乐等也主要以金奏为节如《周礼・铸师》“镱师掌金奏之鼓鼓其金奏之乐飨、食、宾射亦如之军大献，那么鼓其恺乐掌金奏之鼓”下郑《注》曰：“谓主击晋鼓，以奏其钟铸也《周礼・大司乐》载：“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钟鼓《周礼・乐师》“凡国之小事用乐者令奏钟鼓……飨、食诸侯，序其乐事，令奏钟鼓，令相，如祭之仪。

燕射帅射夫以弓矢舞乐出入，令奏钟鼓《周礼・笙师》：“凡祭祀、飨、射，共其钟笙之乐燕乐亦如之钟笙”郑《注》曰：“与钟声相应之笙即笙师的职责之一就是在祭祀、飨、射时演奏笙乐以协作钟鼓之音，说明祭祀、飨、射时音乐的节奏是以编钟等打击乐的节奏为主的从以上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周代重要的礼乐活动大都是以金奏作为音乐之节的，周代的礼仪用乐歌亦主要以金奏等打击乐的节奏为主 　　西周编钟还不能敏捷地进展旋宫转调，不能演奏困难的旋律，只能作为节奏性打击乐器而周代雅乐正是以打击乐为主的音乐体制，编钟在周代雅乐中的核心地位使成为掌控雅乐打击乐节奏的主宰春秋早期编钟发觉较少，其编列和发音规律目前还难以驾驭，但从目前发觉的几例来看，其编列和发音规律与西周晚期编钟相比改变并不大《诗经》主要收集了西周至春秋中期以前的作品，在这段时期内《诗经》歌诗的形式势必会受到以打击乐为主的周代雅乐的影响，而以编钟为主的“金奏”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先秦时期编钟音列文化 　　 　　从现有探究成果看，多数谈文化无涉音列，谈文化兼论音列的论文很少，缘由可能涉及学科探究方法的特点问题对编钟文化的探讨属文化(人类)学的探究范畴，而对音列的探讨属于形态学的范畴，要在此两个学科之间实现探究方法的连接与结合始终是学术探究的难点。

不过以下四例应算是这方面的范例前两例是黄翔鹏的《先秦音乐文化的光芒缔造――曾侯乙墓的古乐器》和《释“楚商”》二者将音列现象放到先秦历史文化中考察，一方面将先秦历史文化的探究详细到对律名、阶名的实质含义的论证；另一方面又将音 列的设置扩大到对周代各诸侯国的文化异质与音阶的审美差异的分析上，从而较好地实现了文化探究与形态探究的统一第三例是《晋侯苏钟的音乐学探究》，除从测音角度分析外，该文又从编钟的文化特征人手，从对形制、纹饰及铸调技术等特征之异同的分析，到由铭文绽开的历史事务描述与各形制的断代分析，最终再对音列设置作出合理的说明，即采纳“先外后内”的分析方法，使音列孕育于多方面文化特征的探讨之中第四例是洛地的《对于曾侯乙编钟文化属性的疑议――“曾音乐文化”可能系“商一宋文化”说》与第三例相反，它采纳“先内后外”的分析方法，从曾钟律名的阐释，到各国音位关系的排列，最终产生文化归属的推断性结论所以，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以上四例均属编钟文化与音列探究中很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作为先秦宫廷礼乐最重要的乐器，编钟的音列所遵循的自然规律是隐藏在音乐背后的客观存在只有透过编钟音列带给我们的信息才能提醒周代礼乐这一高文化开展所遵循的自然规律，对这种自然规律及其运用程度的相识恰恰能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周代乃至青铜时代人们对音乐的认知水平，这正是古代音乐史学探究的须要。

　　 　　编钟与《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一部以四言诗为主的诗歌总集，在305篇诗歌中，四言主体诗(以四言句为主体的诗)共286篇，约占《诗经》总数的94％，可以看出，四言是《诗经》的主要诗体，其他句式所占的比重很小《诗经》之所以采纳整齐划一的四言句式，并非是出于《诗经》本身表达的须要，而是受了一种内容之外的、与节奏有关的强大因素的制约《诗经》是一部乐歌总集，《诗经》所录全为乐歌，故影响《诗经》诗体形式的强大因素――节奏，即应当是指音乐的节奏 　　周代重要的礼乐活动及礼仪用乐歌(包括《诗经》乐歌在内)主要以金奏为节，《诗经》的四盲句式是受了一种内容之外的、与节奏有关的强大因素的制约，这一强大因素――节奏，即应当是青铜编钟等打击乐器所产生的金奏 　　我国古代汉字多为单音词在诗乐里，一个字便代表一个节拍音乐的节拍可以借助汉字的多少来表现汉字与音乐节拍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我国古代诗、乐、舞是亲密合在一起的，周代仍旧保存着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传统诗乐与舞蹈的结合，导致了音乐的节拍至少是两拍为一个音步，因为单拍不能进展舞蹈表演，而且单字也不能构成意义完整的诗行。

而且由于编钟的节奏不能进展得很快，故舞步的节拍也是较为缓慢的周代诗、乐、舞的节奏多为两拍为一个音步，一拍或三拍的状况很少诗句字数也多以两拍的偶数倍为主，奇数字诗句很少《诗经》诗句多采纳两言一顿的内部构造方式也在于当时乐舞对两拍为一个音步的选择《诗经》之所以多采纳四言句式而没有以更长的句式为主，主要是因为诗乐的节奏本就较慢，三四个音步为一句那么历时太长，诗句将显得太过沉闷冗长．而且也不易于形成节奏的对称和整齐四拍为一句形成四分之四的拍子也符合音乐的自然节奏王国维也曾经指出过《颂》不但协作乐器，用皇家声调歌颂，而且是带有扮演、舞蹈的艺术《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其四言诗高度兴旺的文学现象应与当时音乐的演奏特点有关，而作为乐悬核心的青铜编钟及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方式都对此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编校　杨彩霞 第8页 共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