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课程话语研究引论：问题、方法与意蕴.docx

制度性课程话语研究引论问题、方法与意蕴 摘要：制度性课程话语是指在学校课程领域内起到规范、型塑、约束人与课程发展作用的课程话语，是课程理论与实践研究者、课程管理者以及相关人员用来表达课程问题的语句、核心概念或观念制度性课程话语具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和社会性特点，其研究方法侧重于“考古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制度性课程话语研究的意义在于明确不同时期课程发展的状况，理解课程话语的生成机制，预测课程发展的趋势并指导课程实践　　关键词：制度性课程话语，强制性，社会性，课程历史，考古学方法，史学方法论　　教育通过言语（parole）活动来传递知识和价值，表现为各种形式的话语（discourse），包括静态的话语，如课程发展纲要、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教科书中的文字，以及动态的话语，如教师课堂教学或者师生口头对话等[1]在课程领域形成的话语称之为课程话语（curriculum discourse），它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课程理论研究者、课程管理者、教师、学生以及相关人员表达课程问题的核心概念、语句等，是在课程领域形成的专业术语[2]与课程理论不同，课程话语具有丰富的后现代意蕴，是具体的、现象的、隐喻的、不在场的、价值负载的、当下的和非线性的[3]。

课程话语可以分为理论（思想）层面的课程话语、制度层面的课程话语和实践层面的课程话语制度层面的课程话语称之为制度性课程话语，它是课程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相互作用的产物、中介和目标制度性课程话语是把握和理解课程的重要切入点，从制度层面研究课程话语有着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一、制度性课程话语界说　　制度是对社会博弈规则和社会运行方式的规定，是人为设计的，用以型塑与规范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4]，是社会上通行的或者被社会成员普遍采纳的一系列行为规则体系它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和激励制度既包括法律、规章等正式制度，也包括道德、习俗等非正式制度　　制度性课程话语是指在学校课程领域内起到规范、型塑、约束人与课程发展作用的课程话语，包括一系列规章、制度、道德、习惯的语句、核心概念等课程专业术语[5]，主要蕴藏在宪法、教育法令、课程纲要、课程计划、目标、习俗、惯例之中，是具有约束性和规范性的课程语言、语句制度性课程话语代表着课程领域的“政策”、“职责”、“权力”等公共意识及关系，具有一定的准则性、强制性、约束性和权威性制度性课程话语是先于课程实践起规范作用的框架[6]其中，规章、制度具有很强的约束性和规范性，是显性的、强制的、正式的（formal）；道德、习惯则隐藏在习俗与文化之中，是隐性的、潜在的、非正式的（informal）。

制度性课程话语通过两者间复杂的相互影响而发挥作用本研究主要考察正式的制度性课程话语　　正式的制度性课程话语按照其功能和规范可分为宪法（教育法）、法令（纲要）和课程标准（教学大纲）三个层面宪法层面的课程话语是课程发展的最高要求和规范，有着最高的法律地位；法令（纲要）层面的课程话语是国家对课程发展宗旨的解读，并根据当下社会发展而制定的课程发展的具体内容与导向；课程标准层面的课程话语直接关系着课程实践，对教科书、课程实践与改革者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制度性课程话语构成了多层次的话语空间，“各自的话语提供独自的修辞，起着有意义地构成并控制课堂的经验的作用”[7]因此说，制度性课程话语是学校的“文法”和“章程”，通过多样的制度性话语各自的修辞，课堂成为“构成、制约、控制每一个人的经验的场所”[7]但是，这些制度性课程话语并不直接构成个人经验的内涵[7]，课堂也是每一个课程主体（师生）选择性地行使多维度的制度性话语、实践“个人话语”的场所探讨学习经验（履历）的课程研究也可以说是探讨多维度的制度性话语的研究[7]　　课程制度与制度性课程话语涵义相差甚远，简言之，前者指课程领域内的规则、规范，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强制性[8]，是对课程行动者起规范作用的一系列规则体系；而后者则表达了课程领域内制度层面的现象和问题，重心是课程话语，是在课程领域内起制度性作用的陈述、语句、核心概念、关键指示词语等。

前者主要考察课程制度的思想与理论，后者则重在考察话语，研究话语的结构、生成、演变的运作和规律，并指导当前的课程建设　　二、制度性课程话语的特性　　1.约束并规定课程的宗旨与行为——强制性　　制度性课程话语是用来规范课程的宗旨，用以指导课程建设和实践，是教育行政管理者代表国家发出的权势话语[6]，具有较强的社会话语权威性，其功能在于告诉人们课程行为约束的基本信息，即在课程领域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制度性课程话语对人们的教育行为进行约束或限制，也就等于告诉了人们有关课程发展的信息借助制度性课程话语提供的信息，人们可以确定自己的教育行动，同时还可以预期他人的教育行动[8]　　不同层面的制度性课程话语具有不同程度的权威性或强制性其中，教育法律中的话语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它不仅要求相关法律规范之内的人们服从和执行，而且可以对违反和破坏相关话语规定的行为实施制裁，从而将人们的教育行为限定在法律话语的范围之内，确保教育宗旨的权威性和教育政策的落实国家宪法中的课程话语具有最强的法律约束性，是所有课程管理人员和相关人员必须遵守的最高要求，代表着国家的意志，是国家强制性的法律性话语而课程标准（教学大纲）中的话语主要用来指导教科书建设、课程理念、课程实施等具体环节，其法律权威性和强制性相对较弱。

　　2.孕育于社会并生成新的社会文化——社会性　　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话语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孕育与生成的辩证关系，即话语孕育于社会结构之中，同时，话语又促进新的社会结构的生成自福柯话语研究以后，话语突破了语用学与语义学层面的意义而具有了更加丰富的社会学意义，研究者们开始应用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方法来研究话语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1]正如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中对福柯的话语研究所做的评述：话语具有双重性，话语在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关系的同时，还对社会（实体）关系起到建构的作用[9]　　制度性课程话语的社会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制度性话语孕育于社会之中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制度性课程话语表现出不同的内涵和取向，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息息相关西方国家与中国的社会背景相差甚远，制度性话语亦大相径庭；即使在中国，各个时期的制度性课程话语也存在很大的差别；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六十多年里，由于政治、经济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制度性课程话语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归根结底，每一地域、每一时期的制度性课程话语都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体现。

　　另一方面，制度性课程话语促进新的社会文化与结构的生成制度性课程话语对社会的反作用表现为它体现了国家对人才培养的总体期望和要求，它对人才培养的目标、知识与能力结构等都进行了明确的规范，通过对受教育者的要求和控制来影响社会的发展，并最终生成新的社会文化与结构　　以物理课程为例，1904年的《奏定中学堂章程》仅在第四节中的第九点对物理和化学课程及教法进行了说明，并在目标中出现了“……以备他日讲求农、工、商实业及理财之源”[10]这样的话语，明显体现了当时物理课程设置的“实用主义”倾向，体现了当时社会对“实业”的强烈需求，但同时也导致了对物理课程甚至科学课程的片面理解和追求——仅限于技术和实用方面，而忽视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文化等方面这也是导致我国当前中小学科学课程忽视科学精神教育的重要原因之一[11]　　三、制度性课程话语的研究方法　　1.追问话语背后的力量——考古学方法论　　福柯之后，考古学成为话语研究的重要方法和手段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实物古迹而是“话语”，通过话语再现历史的真实声音，这种声音可能是断裂的、离散的、非连续性的[12]考古学强调断裂和不连续，质疑整体化和线性模型，同时，强调总体历史观和后结构主义方法论。

考古学方法论通过对思想史中的基本概念系统、逻辑推理以及命题等的解构和研究，来还原话语本真的状态和生成场域，从而挖掘历史的本来面目，发现、推测、分析或演绎出其中可能的规律　　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与思想史不同思想史分析研究的是已经言说的东西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历史和影响，考古学的核心问题则在于可以不考虑话语的真理性，而去深入研究促使某种话语或知识成为现实的背后力量和社会因素，话语形成规则的分析成为考古学的重要研究思路[13]传统思想史的主题是起源、连贯性、总体化，“严密”地描述话语的历史脉络；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恰恰是对思想史的摒弃，它忽略时间的意义及普遍规律，关注思想的断裂、缺口和不连续性，试图以另一种方式解读话语和思想[12]　　对于制度性课程话语的研究，考古学方法论无疑是理想的方法之一研究制度性课程话语不是去考察所有的制度性话语的概念系统、命题、思想、连续，而是通过制度性课程话语的断裂和不连续性来考察话语的变迁，探究其生成与演化的机制，分析其背后的力量和真实性这是一种批判性的（critical）话语分析方法，其宗旨在于揭示话语背后隐蔽着的各种力量[14]这种研究方法在描绘话语实践的同时，揭示了话语背后所隐藏的权力运作和意识形态，以及对于知识、信仰体系和社会关系、身份的建构性作用[9]，亦即运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使得对制度性课程话语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表面意义和真理上，还必须依据语境（context）推导话语背后的社会权力运作和“言外之意”，这对恰当地理解话语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5]。

　　2.在历时性中解读话语意义——史学方法论　　正如解构主义者们所强调的，话语、意义和解读是历时性的，只有将话语置于具体的历史场域中才能解读其意义历史和意义不是由任何连续性原则构成的，相反，它们是在断裂与非连续性之上的重新结合，历史是给予过去经验以公认意义[16]对于制度性课程话语而言，这种公认意义的价值在于话语意义的历史性和场域性　　制度性课程话语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生成的，受历史时空和历史场域的影响，是政治、文化、经济力量角逐与博弈的集中体现同时，这些话语在渐进或突变的历史形态下不断地被取代和嬗变，不断地向前发展和演进，最终形成当下的主流话语制度性课程话语的研究过程离不开对历史的考察，其意义蕴含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之中，包含了课程领域历史上的各种因素理解制度性话语的历史发展与演变，“有助于理解已经界定我们专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传统”[17]离开了历史场域的话语研究将很难深入到话语背后去探寻其意义和价值　　沿着历史脉络探寻特定话语的变迁，将特定的制度性课程话语放在变动中的历史社会背景中去考察，可以作为一条有效路径指引我们实现对话语生成机制的理解，探究特定话语的历史场域和意义我国当前的课程话语研究较多地停留在共时性的状态下，仅仅停留在对静态文本的分析之上，忽略了话语生成与演变的历史背景，忽略了话语意义的历史性。

在扎实的文本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历史性的分析，基于话语历史变迁的考察来揭示课程场域中的力量纠葛与话语的生成机制，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四、制度性课程话语研究的意义　　1.考察课程发展的重要方式　　在课程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制度性课程话语是不同时期课程在制度层面发展与演变的“文本”与“见证”，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指示词语”，体现了课程发展的不同阶段与兴奋点某一时期的制度性课程话语有着明显的倾向与特点，而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又会发生明显的变迁制度性课程话语的特点与变迁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科学发展状况下逐渐演变而来的，是当时社会制度、结构与文化在课程领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