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分析（4）：有偏向的技术进步与低技能工人就业及其收入决定.docx

需求分析（4）有偏向的技术进步与低技能工人就业及其收入决定 第一节 有偏向的技术进步与低技能工人就业工业化进程中技术进步的类型直接影响工业化的就业效应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型本章将刘易斯（1954）经典的二元经济模型的合理内核与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理论结合起来，对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工业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一些典型事实进行理论解释我们参考Acemoglu（2002）、Kiley（1999）等的研究思路，将技术进步划分为技能替代型技术进步（unskilled-biased technical change）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skilled-biased technical change）两种并主要论述前者可以把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解为使得生产管理操作常规化、降低了对劳动者技能水平要求的技术进步[1]此类技术进步提高了低技能工人（或称非熟练工人）的平均与边际生产率，增加了企业以及区域对低技能工人的需求；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例如使用电脑进行辅助生产以及管理的技术进步）增加了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本文所称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是指劳动力按技能简单分为高技能与低技能工人的劳动力市场采取这一常用的两分法是为了简化分析。

国外研究一般根据有无大学及以上学历来划分高技能与低技能工人（如Acemoglu，2002）结合我国情况，前者在现实中主要对应高校毕业生（数量上大学生占多数）以及经验丰富的熟练工人，后者主要对应缺乏技能且难以积累技能的普通工人，绝大多数农民工属于此类劳动者采用这些概念与研究视角时，我们不再把劳动力看成同质的且仅仅关注劳动力数量，而是涉及劳动力投入的质量问题从1978年起，由于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户籍制度的逐步放松，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以及工业部门收入一般高于传统农业部门，工业化使得工业部门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推动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1978年的经济活动总人口中有70.5%在第一产业就业，2004年这一比例下降到46.9%；第一产业外的就业人数从1978年的11835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39931万人[2]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企业活力的释放、欧美日等国以及港澳台地区FDI的流入又大大增加了企业对工人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推动“民工潮”以及低技能工人在沿海发达省区市的集聚在这一过程中我国极大地发挥了比较优势，明显地促进了出口扩张以及经济的高速增长[3]由于农民工在数量上已经构成现阶段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主要以农民工为例，结合珠三角与长三角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典型化事实与相关农村经济统计数据，论述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力转移、工业就业扩张以及农民工收入的宏观影响。

同时我们认为企业类型（国有与非国有）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目标（利润最大化），在中国的国情下，这进而直接影响企业的技术选择或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从而作用于工业化中的就业扩张为了解释工业就业方面珠三角为何相对于长三角而言表现出明显的技能替代性技术进步，我们考虑非国有工业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不同类型、不同来源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技能偏向的影响通过对区域案例的分析，以期增进对工业化中技术进步的类型及其就业效应的认识，并突出体制因素对工业化的就业效应进而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作用一 典型事实1.农村外出劳动力较多分布于工业现阶段工业尤其是制造业部门是吸纳农村外出劳动力的主要部门如前文论述的，根据央行对农民工就业分布和收入的调查（2006）显示，农村外出劳动力主要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住宿餐饮娱乐业2006年8月国家统计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的专项调查，根据公布的数据显示，按从事工作的行业分，在制造业、建筑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中工作的农民工分别占19.53%、15.12%和14.84%；在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中工作的农民工分别占13.88%、9.75%、8.22%和1.26%[4]。

可见农民工较多集中在工业部门，其在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就业比重合计为34.65%另据广东的统计数据，2003～2005年广东省每年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比重在26%左右，这些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从事的主要是制造业、居民服务业、住宿餐饮业方面的工作2005年有48.3%的外出劳动力从事制造业工作，这一比例远高于居民服务业（10.4%）以及住宿餐饮业（8.3%）[5]四川是我国劳务输出大省，四川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转移劳动力一般在当地乡镇企业务工，数量不足100万人，外出务工的劳动力约30万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内部推力和外部拉力的共同作用下，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迅速扩大，到1990年达到480.4万人1998年四川农村劳动力转移首次突破1000万人；据抽样调查推算，2004年四川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达到1516.7万人，占全省农村劳动力的38.2%转移到第二产业的劳动力882.3万人，占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58.2%，其中工业508.5万人，占33.5%，建筑业373.8万人，占24.6%[6]外出务工人数较多的湖北省也有类似的情况2006年湖北省农村外出劳动力中，省外务工总人数为473.48万人，省内务工人数为164.03万人。

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地区分布看，在东部地区的占66.79%农村外出劳动力中从事第二产业的占59.28%，比2005年的55.97%提高3.31个百分点，从事第三产业的占40.35%，比2005年的43.46%下降3.11个百分点从劳动力外出就业的行业集中程度看，制造业、建筑业和居民服务仍然占前三位，分别占到外出务工人数的40.59%、16.25%和11.62%，三项合计占到外出劳动力总数的68.46%[7]2.珠三角与长三角吸纳大量农民工改革开放以及城乡户籍管理有所松动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应运而生的是规模浩大的“民工潮”流动人口大规模的乡-城迁移及其在地域上如珠三角、长三角等区域的集聚，构成中国经济发生显著结构性变化的一大特征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30个省近2万农户的调查监测[8]，2004年全国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达到10260万人，2003年则是9820万人而2003年到广东就业的外出劳动力占外出劳动力总数的10.1%，到北京的占4.2%，到江苏的占4.0%，到上海的占3.2%，到浙江和福建的各占3.0%，这6个地区合计吸纳农村外出劳动力的27.5%虽然2003年前后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但是广东、福建、浙江、上海等仍是当前外出农村劳动力流入就业的首选地区。

此外根据央行对农民工就业分布和收入的调查（2006）显示[9]，农民工就业地区主要是珠三角、长三角和各自省内，主要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住宿餐饮娱乐业，所在企业绝大多数是私营及三资企业珠三角制造业是农民工就业最集中的地方，吸纳了农民工19.1%，长三角制造业吸纳了农民工12.5%上述两个地区的制造业吸纳了农民工31.6%，占全部制造业农民工的81%调查分析还表明，农民工由于文化程度不高、缺少专门的技术培训，外出务工一般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和技术含量低的高强度劳动，选择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在调查对象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及本省就业的初中文化程度或没有经过培训的农民工人数最多，分别占全部农民工的55.8%和46.6%；制造业、建筑业、住宿餐饮娱乐业表现了同样的情况，三者合计分别为52.2%和44.8%央行的调查还显示，珠三角仍是农民工收入的主要来源地区从就业地区看，虽然本省、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和其他地区平均收入水平依次递增，但珠三角仍是农民工收入的主要来源地区，在农民工总收入份额中占32.2%；其次是长三角，占30.8%；两个地区为农民工提供了63%的收入各种迹象突出表明广东珠三角地区在吸引大量高技能人才的同时[10]，也成为吸纳低技能工人最多的区域。

3.农民工主要来源于中西部人口大省农业部调查显示，2004年外出劳动力占（本省区市）全部农村劳动力比重按顺序排列为：江西省46.0%、福建省41.5%、安徽省34.4%、重庆市31.3%、河南省30.0%、湖北省29.9%、四川省29.0%等在全部外出劳动力中，各省所占的比重按顺序是：河南13.2%、四川10.9%、安徽9.4%、江西8.4%、江苏6.6%、湖南6.4%、湖北6.3%、山东6.0%、重庆4.1%四川与重庆直辖市合计占15%，以上九个省份合计占71.3%[11]据观察，多年来广东省吸纳的外来工多来自湖南、江西、广西、四川、重庆等相对临近的中西部省份根据广东省公安厅的数据，1994年广东省外来人口有1200万人左右其中外省流动人口660万人，在劳动部门领取“务工证”的省外农民工有343万人；其余300多万或是在工商部门注册的个体和私营工商户，或是务农、家庭服务、打零工等而未在劳动部门登记领取“务工证”的343万名省外民工中，女性206万人，占60.1%；男性137万人，占39.9%343万名外来工主要来自四川、湖南、广西、安徽、贵州、湖北、河南、江西八个省份，其中四川79万人、湖南78万人、广西59万人，三省区合计占62.97%[12]。

此外万向东等（2006）在2005年6～8月调查时发现，从外来务工人员的来源地来看，在珠三角，排前10位的是广东、湖南、四川、湖北、广西、河南、江西、安徽、贵州和重庆4.农民工工资多年增长缓慢在20世纪80年代，广东珠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劳动者的收入比内地高出一大截然而之后十几年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一个广为接受的事实是，在过去长达12年的时间里珠三角农民工的月工资只增长了68元社会学家陆学艺（2005）在论述农民工付出辛勤的劳动却得不到应有的经济待遇时，曾以深圳市为例分析，指出深圳农民工这些年的平均工资是下降的，2001年深圳农民工的月工资平均是588元，低于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不少工厂里有父子两代一起打工的物价已经涨了好几倍，儿子现在挣的工资还不如父辈在80年代初的数额；在工资已经很低的情况下农民工工资还常常受到企业主的克扣和拖欠[13]表9-1 广东企业的月平均工资变化广东农民工联合课题组（1995）早年的调查显示，1994年东莞市10000家工业企业中“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近6000家，这些企业雇用了710000名外来民工，占全市外来民工的87%。

一般企业农民工的工资在400元左右，比较好的企业平均收入在600元上下，差的甚至不足200元十年来民工实际工资不仅没有随经济发展而增加，反而稳中有降[14]表9-1的数据也显示一线工人工资增长甚微，而营销人员的工资自1990年以来翻了几番近年来由于中央支农惠农政策的影响以及工业化推进带来的就业需求的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有较明显改善，东部许多地区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例如深圳市公布的2007年度最低工资为：特区内最低工资4.89元/小时，850元/月，比上年度增长4.9%，这高于上海的840元/月，仍然是全国最高特区外最低工资4.31元/小时，750元/月，比2006年度增长7.1%根据相关规定，这一最低工资标准执行时间为2007年10月1日至2008年6月30日[15]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史上有过工人工资长期不变的纪录威廉姆森（1989）指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蓝领工人实际工资稳定了将近40年（1780～1820年）古典经济学家对此印象颇深，甚至将实际工资的稳定视为“工资铁律”，并相信应该为之立法其实大谬不然，因为此后实际工资迅速上升，这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持久特征将近一百年，英国的经历在日本重演。

1917年，日本实际工资在相对稳定40年之后迅速上升，此后占人口大部分的工人阶级的经济福利稳步上升[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