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教育的实践特色及基本经验.docx

云南民族教育的实践特色及基本经验 大力发展民族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逐步缩小少数民族与汉族发展的差距、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基础和最根本途径经过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的发展，云南民族教育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为云南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比较良好的基础认真疏理云南民族教育的发展历史，总结发展民族教育的基本经验，分析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今后云南民族教育的全面振兴，乃至对全国民族教育工作的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一 新中国成立前云南少数民族教育的基本类型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和各民族历史发展程度不同等各种复杂原因，新中国成立前，地处祖国边疆的云南教育发展总体上十分落后多数民族地区只有为数不多的初级小学教育和私塾，但上学的多数是当地汉族，少数民族读书人数较多的只有白、回、纳西、满等几个民族，广大的山区与边疆地区上学人数极少新中国成立前云南各民族教育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总体上远远低于汉族的发展水平，且各少数民族之间教育发展极不平衡加上各民族文化教育具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使得云南民族教育具有差异性和多层次性归纳起来主要有五种类型一是无文字的原始形态教育类型。

在云南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独龙、怒、傈僳、景颇、佤、基诺等民族，以及居住环境封闭、对外文化交流很少的苗、瑶、拉祜等民族都属于这种类型其教育形式主要是言传身教与实践示范在这些民族中，只有极个别的民族上层人物接受到初步的汉文教育，整体教育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有的民族甚至被汉族文人形容为“宛若太古之民”二是没有民族文字而接受一定程度的汉文化教育类型这种教育类型有壮、布依、蒙古、哈尼、阿昌等民族由于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处于封建社会，居住环境相对较好，与汉族的接触也较多，所以，这几个民族中有一部分人受到初、中等汉文教育例如，在新中国成立前，人口占云南少数民族第三位的哈尼族有中专生2人，还有少数人口受过小学教育然而，总体来看，这几个民族的教育处于较为落后状态三是主要由巫师、祭师掌握的民族语文教育类型这种类型以彝族和纳西族最有代表性彝族的毕摩既是宗教的巫师，又是民间知识分子纳西族的东巴也是宗教祭师与民间知识分子他们用古老的彝文和东巴文，撰写了卷帙浩繁的毕摩经典与东巴经这些经典既是彝族和纳西族的百科全书，也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但是古老的彝文和东巴文没有现代科技、人文知识的内容，基本上只有毕摩和东巴才掌握，绝大多数群众不懂，所以对提高群众教育文化水平没有多少作用。

由于纳西族接受汉文学校教育的人较多，所以，其教育水平较高；而彝族因绝大多数人口分布在山区，接受现代教育的条件较差，所以，其教育水平比较低四是宗教与教育合一的类型这种教育类型以傣族、藏族和回族最为典型傣族的傣文始于13世纪由于傣文的创制和使用与小乘佛教的传播密切相关，因此随着傣族对小乘佛教信仰的日益普遍，傣文教育也日益发展和普及据调查，在民主改革前，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识傣文的人约占1/3；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潞西县（现更名为芒市）文教科在1950年估计，该县傣族有50%～80%识傣文[1]这表明傣文教育是比较普及的但这种教育缺乏现代科技、人文知识的内容，且使用范围主要是在当地，因此有很大的局限性布朗族、德昂族和部分阿昌族由于与傣族交错杂居，受傣族的影响很大，同样信仰小乘佛教，也进寺庙学习傣文，但是他们的傣文水平低于傣族尤其是布朗族和德昂族，由于他们的社会发展程度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其整体教育仍然以原始形态的言传身教为主藏族的藏文主要在寺庙里使用，因而普及程度很低，其农村（牧区）人口基本上是文盲回族的民族语文为阿拉伯文，主要在清真寺讲授，可称之为经堂教育，以满足信众宗教生活的需要为主事实上，回族的正规教育主要是汉文学校教育，所以回族的教育发展水平一直在全省名列前茅。

五是汉文化教育类型这种教育类型以白族、回族、纳西族最有代表性他们的教育发展水平大体与省内汉族相当以上几种类型只是粗略划分事实上，各民族的教育方式与教育发展水平远比上述类型复杂即使是同一个民族内部，其教育发展水平也因居住环境的不同与对外交往的多寡而悬殊如白族的主体教育发展水平比较高，但居住在边远山区的白族教育发展水平就很低，分布在怒江地区的白族支系勒墨人和那马人社会发展程度低，对外交往极少，就连汉语都不懂，其教育发展水平与周围的傈僳族、怒族基本相同，全部人口几乎都是文盲纳西族支系摩梭人的教育发展水平也远远低于丽江纳西族的水平由于民族语文教育最大的缺陷是与现代教育脱节，难以用来学习现代科技知识，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所以，无法用其衡量一个民族的教育发展水平在中国，看一个民族的教育发展水平，主要是看其受汉文学校教育的程度[2]为什么用汉文教育程度来衡量一个民族的教育发展水平？原因不仅在于汉语是全国通用语，更在于现代人文学科、自然科技文化知识与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文件的发布等主要以汉字为载体，最新发明创造的外文著作文章也主要是用汉语翻译过来的，要追踪最新科技文化与社会发展动态，最常用的就是汉语而民族语文由于使用面窄，图书资料稀少，高科技的知识更是没有，所以民族语文的水平再高，其作用也根本无法与汉语相提并论。

如迄今云南民族语文普及程度最高的是傣文，但由于傣族的汉文化教育水平偏低，所以，人口已经超过百万的傣族，迄今大学生的人数还偏少，级别比较高的领导干部与高层次的专业技术人员数量都比较少，即使是一般公务员与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的人数，也远远少于本民族人口从接受汉语学校教育的程度来看，在新中国成立前，云南各民族教育发展的程度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白、回、纳西、满等民族较高，与省内汉族的受教育程度大体相当，为第一层次；壮、蒙古、布依、彝、傣、藏、哈尼、阿昌、普米等民族较低，为第二层次；傈僳、苗、瑶、佤、拉祜、景颇、布朗、怒、独龙、德昂、基诺等民族则社会发育程度低，或地处偏远，受教育条件很差，致使其教育发展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有的民族不仅没有大学生、中学生，甚至没有小学生，为第三层次这种教育发展的多层次性和多样性既是云南民族教育发展的特点，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各级党委和政府发展民族教育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二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民族教育的发展1949年，云南全省仅有高等院校3所，在校学生1653人；中等技术学校6所，在校学生1623人；中等师范学校11所，在校学生2680人；普通中学134所，在校学生22300人；小学5320所，在校学生168000人。

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全省文盲率达85%以上，少数民族文盲率没有分开统计，当远远超过全省比例许多民族没有本民族的大学生、中学生，甚至没有小学生1950年，云南和平解放人民政府接管了国民党政府在民族地区办的45所民族小学、3所中学，以及70所教会学校和2所私立中学1952年，云南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总数为：高等学校3287人（民族生数缺；1957年高等学校在校生有6996人，其中民族生365人，占5.2%）；中等技术学校3569人，其中民族生有250人，占7%；中等师范学校3092人，其中民族生1116人，占36.1%；普通中学47347人，其中民族生6875人，占14.5%；小学1148474人，其中民族生270870人，占23.6%可见，云南民族教育的基础十分薄弱针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落后、文盲众多的现实，党和国家实行了积极扶持的政策，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教育事业1951年创办云南民族学院，随后开设了政法、医务、商业等专业学校的民族班1953年，省立民族小学共97所，学生16312人；民族中学8所，学生743人这些中小学的学生都得到衣食住和学习用品免费的特殊照顾。

各地州、县也创办了一些民族小学，根据学生不同情况给予补贴混读于一般学校的少数民族中小学生，也优先得到人民助学金1956年，成立云南民族师范学校全省4所普通高等学校和32所中等专业学校也注重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各民族培养了一批干部和教师对于经济文化特别落后、学校教育极为薄弱或根本没有学校的边境民族地区，党和政府不断从内地派遣大批干部和教师前去创办学校，帮助各民族发展教育事业1956年10月，云南召开全省第一次民族教育工作会议，总结了几年来的民族教育工作，研究了全省民族教育的若干重大问题，讨论并明确了民族教育的内容、性质和任务，对编译使用民族文字教材、培养少数民族教师、建立教育管理机构等方面都提出了要求另外，在课程、学制、教学方法等方面要求按各地学校实际变通，不能强求一致云南省教育厅还成立了民族教材编译室，编印了傣、景颇、拉祜、佤、哈尼等民族文字的小学课本一部分小学正式开始推行民族语文教学当年，全省民族小学发展到3778所，在校生312599人，占全省在校生总数的20.38%；民族中学发展到8所，在校生9141人由此可见，云南民族教育得到很大发展1957～1965年是云南民族教育曲折发展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受到“整风反右”“大跃进”等运动的影响，许多教师被划成右派分子，其身心受到极大伤害这严重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影响了民族教育的发展在各条战线都要“大跃进”的进程中，教育战线也搞“大跃进”，不顾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一哄而上，致使学校与招生人数迅猛增长全省小学从1957年的14335所猛增到1958年的28541所，招生人数从28.45万增加到98.34万；中学从168所增加到311所，招生人数从3.4万增加到5.8万；中等技术学校从16所增加到59所，招生人数从1719人增加到9507人；中等师范学校从17所增加到24所，招生人数从1558万增加到7626人；高等学校从4所增加到1960年的18所，在校生从6996人增加到13983人此外，1958年，还有其他教育形式的在校生，包括农业中学1896人、幼儿园20995人、成人高等学校2079人、成人中等学校67303人、扫盲班100万人[3]很显然，这样办学只能是滥竽充数少数民族在校生的人数及其占全省在校生总数的比例情况为：普通高校1957年为356人，占在校生总数的5.1%；1962年为1432人，占在校生总数的10.6%中等技术学校1957年为799人，占在校生总数的8.1%；1962年为1219人，占在校生总数的14.3%。

中等师范学校1957年为2576人，占在校生总数的30.2%；1962年为1008人，占在校生总数的20.1%普通中学1957年为14848人，占在校生总数的15.8%；1962年为13622人，占在校生总数的13.7%小学1957年为376499人，占在校生总数的25.2%；1962年为308518人，占在校生总数的22.1%[4]上述统计数据表明，少数民族学生的增长数量没有全省总数那么多，普通中小学人数甚至略有下降，与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1/3的比例差距很大但因为云南少数民族学生上学多与当地汉族学生混合编班，而在少数民族学生占学生总数绝大多数的地区，学校教学条件更差，所以，教育质量严重下降是全省性的问题，少数民族地区只会更加严重因要执行国家就地办学的方针，原来由省里直管的民族中学被下放到州市以下管理，原来由省里直管的民族小学被下放到县级以下管理，加上取消了寄宿制和经费支持，这些原本办学条件较好、教育质量较高的学校遭受重创，与一般中小学无异1962年以后，云南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调整教育结构，撤销或合并了一批不具备办学条件的学校，压缩了在校生人数，使学校规模与在校生人数与经济发展大体相适应，促使民族教育逐步恢复了正常发展。

1964年，国家教育部门认真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根据刘少奇同志倡导的“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