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文本价值.docx

重估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文本价值有关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外学界高度聚焦且至今未果的学术难题本文在梳理所谓自然辩证法与马克思哲学之“对立”说的基础上,通过厘清《自然辩证法》创作的理绪背景,特别是被长期遮蔽的德国自然哲学传统与恩格斯学理运思的意向性期待,再比照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内核,凸现二者的内在关联,以期为该难题的终极求解提供一条新路一、自然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哲学的“对立”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制造思想对立,以消解作为有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光辉,是某些西方学者的惯常手法此招虽然在恩格斯生前就有过,如说他不过是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解释者,甚至还剽窃了马克思的许多重要观点,而马克思则因其在经济上给予的慷慨援助而无奈地做出了牺牲[1]结合到自然辩证法,从学理上界说二者对立并形成一股思潮的,则是由标示为“弑父”意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率先开启的卢卡奇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魅力并非体现在作为一种理论综合体的完美无缺上,亦非某些既定的结论或预言可当作教义来信仰,而是表现在作为“具体的总体”之特性和用以改变社会现实的辩证方法上由于马克思一生的理论场地都集中于社会历史而非自然现象及其过程,即便他谈过自然问题,也只是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轴的。

而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恰恰内蕴于剖析资本主义现实矛盾和探求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中,表征为人类物质活动中的历史与现实、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因此,恩格斯所犯的错误是“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也扩大到对自然界的认识上”,而辩证法中一些决定性因素,如主体与客体的互动作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以及“现实中的历史变化是思想中的变化的根本原因等等,并不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中”[2]简言之,恩格斯要么偏离了马克思的一贯主旨,要么将本就不存在辩证关系的自然界强行纳入认知轨道而显得多余,甚或漏洞百出如果说卢卡奇以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叛逆和“身份意识”使这一证伪性断制定调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式基准的话,那么,其追随者则顺其理路实证化地予以精细求证,且形成了一股气势不小的逆流性哲学思潮其中尤以施密特、莱文、卡弗等人的理论作业最为突出施密特通过甄别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有关“自然”概念理解上的异质性,指认恩格斯实际地退回到了费尔巴哈把‘自然的世界和人类历史的世界’看作两个割裂的领域”,这就超出了马克思有关自然和历史的关系之解释范围而“倒退成独断的形而上学”因而自然辩证法充其量不过是对科学成果予以“解释与叙述的可能性问题,而决没有丝毫涉及自然科学的方法本身”,最终那种“想把自然以及自然科学的历史与体系统一起来的”愿望并未如期实现。

[3]与施密特略有不同的是莱文尽管他肯定了从马克思到列宁直至毛泽东的辩证法作为“一门实践政治学”和“行动指南”的合理有效性,甚至主张“不但要摆脱资产阶级的偏见,而且要摆脱左倾教条主义”而加以继承,但他对恩格斯的批评似乎更激烈不仅视其为马克思的第一个“修正主义者”,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为“形而上学一元论”的人,而且还指责他亲手“毁坏了辩证法”在莱文看来,恩格斯虽然一方面吸纳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内涵,如辩证法的三大规律、《自然哲学》中有关自然界层次的划分以及求助于《逻辑学》“作为他自己抨击机械唯物论和还原的经验主义的确证”,但另一方面又误读了黑氏有关抽象同一性、必然与偶然、现实与可能、质与量等范畴之寓意而跌入实证主义与半经验主义的窠臼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解释束缚于笛卡尔和17世纪的原子论,是一种物理学的形式[4]卡弗的观点更有意思,他认为《自然辩证法》写作前后马克思虽然没有表示过反对,但态度很冷淡不论是马克思的通信还是马克思就自然科学和社会所做的评论,都不支持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提出的‘科学’世界观之所以如此,一方面马克思“没有兴趣规定物质-意识的悖论”,他更关心“社会存在和意识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其最终的“构成要素,物质的或相反”。

另一方面,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解释是“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种系列的规律尽管表现上有异,但本质上却是同一的问题是作为概念性的辩证法,人们在自然和历史中的“不自觉运用”又是如何在实践中转变成“自觉、有意识地运用”的?“这样应用的结果是通过‘表面的偶然性’在数量上的减少以使‘外部必然性’保持它自身吗?”由于缺乏逻辑起点和事实例证的说明,“这些规律通过一种几乎是任何结构类型的对立面的方式发生作用,仅仅是宣称‘内在联系’的存在,这既没有被系统地定义过,也没有被实证过仅就作为一种形而上学所起的作用而论,这些规律是虚构的,而且和马克思的著作没有任何关系[5]由上可知,“对立”论者的要旨无非有三:(1)恩格斯与马克思所理解的“自然”具有明显异质性,前者视“自然”为纯粹外在于人的独立自存的实在,后者则视之为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被实践所中介了的对象;(2)马克思把辩证法视为一种科学方法,而恩格斯将其作为根本的世界观,马克思的思想重心始终专注于社会历史领域,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而恩格斯试图把这种对规律的把握扩展到自然界,因而背离了马克思的一贯主旨;(3)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自然界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辩证法,因而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要么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独断论作业,要么就是对实际的科学认知毫无益处的“白忙”。

依我之见,要破解上述命题,还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学思努力的意义原像,就必须回到文本的创作语境及其意向性期待之中,毕竟历史中的理论问题只有回到理论的历史中方能得以解惑二、《自然辩证法》的创作语境与黑格尔自然哲学的叙事逻辑一般认为,《自然辩证法》创作的直接动因是对19世纪中叶盛行于德国以福格特、摩莱肖特等为代表的庸俗唯物论的强烈不满,尤其对毕希纳《人及其过去、现在和将来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一书中贬抑人的尊严与崇高之价值误区表示一种理想人性论的愤怒,对其将自然科学成果用来否弃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图谋表示一种历史前进论的担忧,以及对部分科学家热衷形而上学思维与职业神圣性的自恋情结表示一种哲学理性论的批评另一方面,与庸俗唯物论相对恃的现实状况是19世纪中后期日新月异的自然科学成就与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一道,从事实层面确证了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合理性和马克思社会革命理论的现实可能性因此,这种主客观因素的交织与碰撞直接构成了文本的创作语境这一判断当然没有错,但问题是恩格斯何以要从自然辩证法而非其他角度切入这一分析的?进入这一“道口”后的隐性亚意图逻辑架构是什么?依我之见,肇始于古希腊、裂变于文艺复兴且流布于现代西方文化始终的自然哲学传统(尤其黑格尔)这条重要线索无意间被遮蔽了,而对它的梳理将有助于此一深匿性秘密的全面破译。

众所周知,希腊人独创的自然哲学传统并未因领土的被征服而消弭无踪,相反,随着希腊化纵横捭阖、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而得以广泛传播文艺复兴后,欧洲思想界接续此一传统并逐渐嬗变为两种彼此对立的哲学纲领:一是盛行于英法的由伽利略始创的源自实验物理学认知模式,后经笛卡尔理性蒸馏与哲学精致,并最终以牛顿原子论哲学面貌现世的机械论自然哲学;二是流布于德国的由帕拉采尔苏斯草建的源自炼金术化学实践感悟的活力论,后经波墨和莱布尼茨的本土化重构,并最终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得以系统化再造的有机论自然哲学如果说机械论最终成就了经典力学体系建构的话,那么有机论至少在理论思维上最终助力了进化论、相对论乃至统一场论的创生我以为,有机论传统尤其黑氏的自然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语境关联更为紧密这里有三件例证其一,早在正式创作《自然辩证法》的15年前,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就曾向其索要过《自然哲学》,并告知说自己正在研究生理学与比较解剖学,而“这两门科学中包含着许多极富思辨成分的东西由于比较生理学、胚胎学给人们展示了一幅由低等生物向高级生物发展的自然画卷,而对于“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中的内在机制,自然科学业已提供了许多“绝妙的物质例证”。

同时还不无调侃地设想过,倘若“老头子”再来写《自然哲学》的话,那么最近30年来的科学成果会“从四面八方向他飞来”[6]其二,在1878年拟定的11条写作框架中,最重要的前4条都与黑氏的理绪紧密关联在第1条“历史导论”中,意欲阐明“形而上学观点由于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已经站不住脚了”;在第2条中,通过回溯黑格尔以来的理论发展,说明“回到辩证法是不自觉的,因而是充满矛盾的和缓慢的”;第3条则再现了黑氏辩证法的三大规律;而第4条依据圣西门的自然有机论和黑格尔的矛盾异化论以揭示各门科学间的内在联系[7]457其三,《自然辩证法》包括同体发生的《反杜林论》中谈及的自然哲学内容就更多了正是黑氏自然哲学直接成就了自然辩证法创作的一种原初型冲动,而文本亚意图逻辑架构的雏形样态也恰恰是其昭示的显性叙事逻辑黑格尔对自然哲学的热衷虽然由来已久,但不满谢林的自然哲学却是重要契机谢林运思中常常以一种“肤浅的形式主义”和“虚幻的现象力”去代替严格科学的论证,甚至将神秘的不可言传的理智直观视为认识的最高方式,以虚构代替实证,用直观代替理性,借诗意代替科学鉴于此,黑氏倾30年之功,决意借助新近的科学成果和合理的认知方式重绘一幅清晰可靠的自然图景,以期扭转自然哲学日趋颓废的态势。

纵观其整个体系,倘若依据今天的科学范式来看,无论形式与内容或体系与观念,实可谓漏洞百出,谬说连篇但若从哲学认知的发生学上说,决非一无是处限于篇幅,笔者择其二要者予以评述,因为这也是日后恩格斯扬弃唯心辩证法的理论启动点其一,有关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黑格尔时代是科学与哲学剧烈大分化的时代尽管这股潮流有其当然的现实合理性,但无论是科学主动揖别哲学,或哲学无奈割舍科学,对于人类理智认识来说未必就是益事毕竟抛弃哲学底蕴的科学是肤浅的,缺乏科学内容的哲学是苍白的问题是如何来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他说:“思辨科学同样承认经验科学中的普遍东西,即规律与种类等等,……但思辨科学还进一步在其他科学的这些范畴中引入自己的范畴,使之通行有效[8]易言之,哲学与科学首先有着质性差异,即“通过思维的方式和方法相互区别[9]4科学的方法靠的是一种知性直观,所获得的认知往往是零散的、破碎的尽管它也试图揭示对象的某种普遍性,但它往往是“抽象的、形式化的”而哲学中的普遍性是“直接充实自己”的普遍性,是在“坚实的同一性中”同时包含“内在的区别”若以科学藐视哲学,或以科学中的个体共同性替代哲学中的总体普遍性必然是片面狭隘的但另一方面,二者又互利共长着。

哲学需要科学丰满自己,科学需要哲学激活自己说哲学利用科学质料充实其内容,这一点似乎好理解,而说科学需要哲学的激活,难道是哲学家一厢情愿的自擂抑或强加于他者头上的“紧箍咒”?当然不是在他看来,“每一个有教养的意识都有自己的形而上学”,而这种形而上学就是“普遍的思维规定的范围,好比是透明的网”,人们可以把全部材料放进这张网中,以便透彻地理解[9]15-16哲学既可以通过一种内省式反思对科学中的已有结论及其结构进行批判性审觉,又可以通过普遍性概念在助力人类通透一体化地解释自然的同时,激活新的理念的创生事实上,曾经秉持机械论思维甚至带有浓郁宗教情结的科学家的实践,已经从事实层面多次反证了辩证思维的有效性或许在常规科学背景下,科学的任务在于从细节上充实知性材料,但在科学革命前夜,哲学之功效往往最为突出,像哥白尼革命、量子力学革命等此类例证就不用再赘举了其二,有关“自然”的理念黑氏认为,作为绝对精神的外化,自然自身内含着既肯定又否定的特质自然“是作为它自身的否定东西而存在的”,而理念的“外在性就构成自然的规定”[9]19将自然赋予理念属性与精神内涵是黑氏的鲜明特色,它体现了“自然”认知上的三大亮点。

1)自然有其自身特有的内在规定性据此,他坚决反对对自然作粗糙的目的论诠释,而真正的目的论是将自然视为“在其特有的生命活动内是自由的[9]8这里的“自由”当然不是指人的“权利”,而是自然作为自身存在的“是其所是”,亦即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