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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疯癫与文明》看福柯的怀疑主义 郑礼肖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 要： 怀疑主义是福柯思想的深层特质这种怀疑主义更多地体现在福柯对边缘群体生存境遇的关注与分析上在其成名作《疯癫与文明》中, 福柯将“疯癫”一词作为研究对象, 从考察疯癫的内涵出发, 梳理了疯癫史, 将疯癫的形式区分为文艺复兴时期自在的流浪生活、古典时期的禁闭生活以及现代时期精神病院中的沉默生活, 指出了理性对于疯癫的压制, 揭示出疯癫者这一边缘群体长期受社会压制的事实在福柯看来, 正是理性的独断性、至上性造就了同一性、消灭了多样性, 使得疯癫者长期遭受不公正对待作为西方理性思想的怀疑者, 福柯从理性的边界出发, 以理性对疯癫的压迫史为论述主线, 指出理性主宰下的行为不但是一种非正义的排斥行为, 而且将整个现代社会打造为“大铁笼”, 一切不符合理性原则的事物都被禁锢了起来福柯透过疯癫与理性的关系, 进一步认识到现代西方社会的虚伪性, 指证了现代西方社会制度及其知识基础的不合理性基于以上的认识以及长期坚持的对边缘群体的人道主义关怀, 福柯最终得出被理性长期压制的疯癫才是更为本真的生活状态的结论这种疯癫并不是社会发展中的负面因素, 而是代表了一种独特性, 这种独特性在现存社会中不被广泛认可, 但都或明或暗地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

从更深层次上讲, 这种疯癫展现了人的原始生存状态, 是没有或者较少受到外界环境影响的本真活动, 因而反映了个体生命的纯真福柯通过对疯癫真谛的揭示, 还原出长期被理性遮蔽的那部分自然秩序, 完成了对理性的怀疑与否定关键词： 怀疑主义; 疯癫; 理性; 文明; 作者简介：郑礼肖 (1991-) , 男, 江西上饶人, 硕士研究生, 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收稿日期：2017-07-17Received： 2017-07-17叛逆与挑战是福柯思想理论的深层特质, “离经叛道”与难以归类性是福柯的突出形象, 这些特点使得福柯成为批评理论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福柯的作品中, 最令人感兴趣和最易引发持续性思考的便是福柯的怀疑主义[1]5福柯始终关注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 并首先通过怀疑的方式, 用他那近似禅宗的方式将所要论述的主题推向极致, 包括使用激进地反转和批评那些被通常理解为常识的知识, 颠覆了我们原本理论框架中存在的认知概念疯癫与理性的关系是福柯怀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福柯并没有简单地接受这样的一个常识, 即出于避免自己或者他人受到伤害的考虑, 理性者需要将那些被认为是精神失常的人看管起来, 而是通过关注疯癫的概念在理性建构中所发挥的本质作用, 为疯癫者争取权利。

从分析疯癫与理性的关系着手, 有助于透视福柯的怀疑主义思想以及西方主流理性思想的实质一、怀疑的发端:疯癫的发展史探究在《疯癫与文明》中, 针对人们普遍将疯癫看作是某种自然现象或者疾病的观点, 福柯产生了质疑, 并在书中将情感体验与史学研究两种方法结合起来, 揭示出疯癫的历史生成过程及其内涵, 从而得出疯癫是一种文明现象、文明产物的结论, 颠覆了西方社会对于疯癫的传统认识在考察疯癫史的过程中, 福柯从中世纪末期开始, 追溯了疯癫意象的演变经过, 并将疯癫的生成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即中世纪末到文艺复兴时期 (15 世纪到 16 世纪) 、古典时期 (17世纪到 18 世纪) 以及 19 到 20 世纪福柯将疯癫与真理的生成性和历史的间断性联系起来, 使疯癫与原本的意义系统分离开来, 从而站在原本的疯癫意义系统之外重新审视疯癫的生成与发展在黑暗的中世纪, 麻风病在欧洲盛行, 大量的麻风病人成为威胁人们生命的重要因素麻风病人成为此时疯癫的主要表现人群, 因而麻风病人成为福柯分析疯癫意象的切入点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以及人们思想的落后, 人们不是想着去医治麻风病人, 而是通过大肆宣传患麻风病是罪恶的体现, 是上帝惩罚罪恶之人的结果来予以消灭。

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 麻风病人如同罪犯一样被关进麻风病院, 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由于实行强制隔离以及对东方病源的隔绝使得麻风病逐渐消失, 麻风病人也逐渐消失了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后, 人们长期遭到禁锢的思想得以解放, 疯癫也开始作为一种日常现象而出现, 表现为一种与社会脱离又与人的不足、错觉等相关的生活方式拥有此种生活方式的一般是包括贫困流民、犯罪者以及精神错乱者等在内的“非正常人”, 他们成了疯癫的新代名词这种疯癫表现主要来自于人们对于死亡忧虑的内在转向这种对死亡的恐惧转化为人们对罪恶与苦难的确认人们对待疯癫之人的态度仍然沿袭着对待麻风病人的方式, 被边缘化、被净化、被放逐成为疯癫之人的命运, “愚人船”取代麻风病院成为对待疯癫者的新工具这种惩罚针对的是疯癫者的某种不足或者错误, 而并非道德本性疯癫还存在着令人愉悦的因素, “从旧式的疯人团体中, 从他们的节日、聚会和交谈中, 人们领略到一种新鲜活泼的愉悦”[2]23由于疯癫被置于某种神秘玄奥的空间中, 其荒诞形象甚至具有了某种使人着迷的色彩到了古典时期, 人们不再考虑疯癫的悲剧现实, 而嘲弄疯癫的幻觉, “它不再是那种捉摸不定的和绝对的界限。

注意, 它现在停泊下来, 牢牢地停在人世间它留驻了, 没有船了, 有的是医院”[2]30在这个时期, 疯癫被看作是一种符号, 一种在被内心兽性控制而与外在不可抗力无关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生活方式疯癫被看作是对那些被内心兽性控制而表现出游手好闲之人的指责, 道德原则被引入其中由于这时的疯癫具有了道德败坏的意义, 大量高墙耸立的禁闭所成了疯癫者的归宿, 道德败坏者、挥霍家产者、放纵不孝者、贪图钱财者、亵渎神明者等都成了被禁闭的对象福柯将专门收容穷人、罪犯以及疯癫者的巴黎总医院看作古典时期对待疯癫的一个标志性符号, 认为其宗旨在于消除“成为一切混乱根源的行乞和游手好闲”这种强制行为使疯癫在现实生活中变得沉寂在禁闭成为对待疯癫的绝对方式时, 还存在一种对待疯癫的形式, 即展览疯人参观疯人成了理性人的一项娱乐活动, “疯癫变成某种供观看的东西, 不再是人自身包含的怪物, 而是具有奇特生理机制的动物, 是人类长期受其压制的兽性”[2]64, 理性取得了对疯癫的绝对胜利历史发展到 18 世纪末期, 疯癫开始被视作神经疾病, 并通过将神经疾病与器官运动结合而将疯癫置于欲望的伦理体系之中, “它们代表了肉体的报复, 人之所以生病, 乃是情绪过分炽烈的结果”[2]64。

疯癫逐渐形成了罪孽、道德制裁以及正当惩罚等新内涵构成古典疯癫结构的整个纵向体系, 从物质原因到超越物质的谵妄, 都将土崩瓦解, 而散落在由心理学和伦理学争相占领的领域的整个表面[2]144 古老的意象重新在人们的脑海中复原, 非理性回到了人们的视界中, 疯癫者被视作身体污染与道德污染的结合体为了不使疯癫者污染那些被草率地与他们禁闭在一起的人, 作为收容处的精神病院产生了, 疯癫者开始在里面接受“治疗”在精神病院里, 因禁闭而造成的侮辱与悲伤不见了, 平静似乎变成了常态化的存在, 但这种因被主宰而生成的平静, 其背后实际隐藏的是疯癫者极度焦躁与恐惧的内心在休养院产生的恐惧却要深刻得多……它自己因茕茕孑立而感到恐惧, 从而完全听凭关于睿智、真理和道德的教育学的支配[2]227-228 疯癫不再被单纯地否定, 而是被禁锢在道德的领域中, 对疯癫的态度也由谴责变成监视与审判精神病院成为执行监视与审判疯癫者的场所, 成为“一个没有宗教的宗教领域, 一个纯粹的道德领域, 一个道德一律的领域”[2]238精神病院里的医生成为绝对的道德权威, 治疗成了镇压方式, 而负罪感成为疯癫者的一种自我意识, 使其成为自愿接受惩罚的对象。

福柯通过对中世纪末期以来疯癫史的梳理, 认识到疯癫并非是一种稳定的状态, 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中有着不同形式的建构方法与判断方法从为了防止麻风病蔓延而建立起的麻风病院, 到收容社会上“无用之人”的禁闭所, 再到作为监视与惩罚工具的精神病院, 疯癫制度化的发展从来都是与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的从这段历史中, 福柯逐渐认识到疯癫并非是自然造就的结果, 而是在社会与文化的作用下生成的产物精神病也不是自然疾病, 而只是一种不被多数人认可的“非理性、非主流”的生存状态福柯正是凭借怀疑主义的风格、关注边缘群体的社会责任感与高度的学术敏感度, 为我们认识疯癫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二、怀疑的视角:疯癫与理性的关系辨析理性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 在理性基础上, 西方社会产生了科学思想与革命精神, 契约论、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等都由此得以产生和发展西方的理性主义号召对一切现实事物采取批判的态度, 却唯独对理性本身采取绝对认同的态度, 理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和权威, 从而埋下了走向独断理性的伏笔在西方思想界, 福柯一直以“理性的他者”著称在《疯癫与文明》中, 福柯将对理性的批判注意力由哲学转向了精神病学, 从理性的核心地带转向了理性的边缘地带[3], 以疯癫这一被拒斥的“边缘对象”对西方主流的理性价值进行质疑与批判, 体现了福柯怀疑主义的独特视角。

福柯对于疯癫的质疑是围绕着疯癫与理性的关系展开的在福柯看来, 一部疯癫史, 就是一部理性禁锢和压制非理性的历史, 西方的文明制度本质上是一种颠倒黑白的秩序体系, 是一种误解和扭曲疯癫真实含义的体制在此基础上, 福柯提出了疯癫对于理性的超越意义, 突破了西方传统对于理性与疯癫的认知从福柯的视角来看, 疯癫与理性的发展呈现相向关系理性主义的发展开始于古希腊时期, 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人确立了理性主义的崇高地位, 他们的理性思维方式被后来的西方文明所继承中世纪的黑暗历史压制了人们理性思维的发展, 文艺复兴运动使得理性开始复苏, 此时的理性运动侧重于对人思想的解放十七八世纪的西方启蒙运动的内涵就是理性主义的复兴, 此时的理性侧重于对人的价值与尊严的肯定其后, 科学理性威力的日益凸显使得工具理性膨胀, 并逐渐遮蔽了价值理性, 异质思维、共生思维、求同存异思维等被边缘化, 缺乏包容性的理性演变成了绝对理性, 甚至是绝对荒谬文艺复兴之前, 疯癫与理智尚没有分明的界线, 所谓的疯人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尽情显露自己的本性, 没有被歧视和讥笑的遭遇进入近代文明之后, 理性开始占据文明的中心位置并主宰着人类文明, 绝对理性成为支配一切的精神力量, 疯癫彻底被抛弃。

理性与疯癫的界限清晰了起来, 理性者成了社会的主宰, 被认定为疯癫的人则成为与社会相对立的、非正常的群体, 被关进了禁闭所、精神病院大量的麻风病院、“愚人船”、禁闭所、精神病院的出现无不宣告着理性的胜利而且, 随着理性的逐渐成熟, 疯癫也日渐衰亡, 理性发展到权力顶峰时, 也正是疯癫陷入绝对低谷的时期在福柯的疯癫史中, 理性并非是公平与正义的代表, 而是一种排斥行为理性不断压抑着人的道德与情感, 韦伯将人类社会在日益理性化、工具化的过程中塑造的现代社会看作是合理的“铁笼”, 越来越多的人被禁锢其中现代化早期存在的宗教道德情感丧失了, 人的多样性受到了压制, 这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悖论人们根据个体主义、功利主义以及利己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对可能存在的选择结果进行顺序排列, 但凡有碍于利益最大化实现的事物都被置于选择顺序的最末端以此为原则, 一切不符合理性发展要求的事物都不被允许自由地存在, 而是受到不合理地对待, 甚至是压制与消灭在权力话语体系中, “理性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 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2]2, 而疯癫就是人们站在至高无上的理性位置上, 用普遍认同的理性语言对缺乏共同语言的“异质同类”进行禁闭而采用的说辞。

在古典时期, 疯癫被看作是兽行的表现, 那么唯一需要采取的方式是惩戒和暴行, 并以此来遏制这些激情当下对待疯癫的形式是将疯癫者送进精神病院, 因为疯癫被视作内分泌失调或儿童时期创伤压抑的结果, 必须在精神病院接受药物治疗, “一种‘被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