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群体形成及其特征.docx

    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群体形成及其特征    项建英Summary：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群体形成是由主客观因素共同促成的教会女子大学的示范、中国自办女子高等教育发展、大学男女同校和女子留学教育等客观因素为女性成为大学教师提供了可能；而女性炽热的求知欲望、刚强不屈的个性、独立的自主意识和融汇中西的文化素养和能力等主观因素使可能变成了现实这一知识精英群体形成后，在人员结构、地缘结构、专业结构和职称职务结构等方面逐渐呈现出鲜明特征Key：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群体；特征在封建社会，女子被禁锢在闺阁，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连受教育的基本权利都没有，更别说教书育人了19世纪末，在大学中任教的女性基本是外籍教师到20世纪初期，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长期以来形成的男尊女卑的社会心理开始出现裂痕，具有留学背景的中国籍大学女教师开始零星出现而到1931年时，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有教员共7234人，女教员已达407人，占全体教员的5.6%职员4234人，女职员没统计，若按5.6%的比率折算，女职员为237人这样，女教员和女职员总数已达约644人[1]到了1947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有职员13363人，女职员3060 人，女职员占职员总数的22.9%。

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有教员20133人，女教员没有统计，若也按职员的比率折算，则女教员人数约为4610人这样，高校女职员和女教员共计人数约7670人[2]这说明大学女教师群体已然形成大学女教师温柔而坚强，执着而奋进，她们渴望着自己的渴望，追求着自己的追求这一群体形成后，迅速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新知识精英群体，并呈现出鲜明特征一、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群体的形成近代中国大学刚成立之时，坐在教室里读书的是男性，从事学术职业的也都是男性，女性是学術职业的“缺席者”随着外部客观环境的变化和女性本人的主观诉求，大学女教师群体才逐渐形成一）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群体形成的外部因素自晚清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中国社会加速了新陈代谢的进程女子无才便是德”、“男主外女主内”等封建陈腐观念受到很大抨击，女子高等教育快速崛起，外部大环境开始有利于大学女教师群体的形成首先，教会女子大学女教师群体提供了示范早在中国大学女教师出现之前，教会大学已出现了女教师，尤其在教会女子大学，从校长到普通教职员工，基本上都是女教师最早建立的是1905年创办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校长是麦美德女士1920年并入燕京大学，称燕京女大，女校师资队伍也迅速扩大，当时任教的主要人员是“美国公理会的麦美德女士、费宾闺臣夫人（Mrs.Murray S.Frame）、斐恩（Jessie Payne）女士、拉拇（Maryette Lum）女士、包贵思（Grace Boynton）女士和莱恩（Anna Lane）女士；长老会的霍尔夫人（Mrs.Hall）；美以美会的苏路得（Ruth Stahl）女士”[3]。

华南女子大学于1907年创立，第一任校长是美国传教士程吕底亚女士（Trimble Lydia）其师资也以外籍女传教士为主体，如华惠德（Wallace）、明茂利（Mary Mann）、康师姑（Elsie G.Clark）、和爱德（Katherine Willis）、罗黎晞（Roxy Lefforge）等1915年，金陵女子大学于1915年创办，校长由德本康夫人（Thurston.Lawrence）担任，德本康夫人的治校理念是尽量聘用女教师从事女子教育在金陵女大开学之初，教师全部为女性，其中包括美籍女教师4人，华籍女教师2人此外，北京协和女子医校、广州夏葛医科女子大学等教会女子大学都以女教师为主体教会女子大学大量女教师的出现，为中国广大知识女性提供了新的职业榜样，为中国大学女教师队伍的形成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其次，中国自办女子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职业舞台随着教会女子大学的发展，国人自办的女子高等教育亦渐萌生1919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得以创立，随之女教师已然成为迫切需要据1924年统计，当时全校教职员124人中，已有女性教师10人，虽然女教师人数不多，但已初成规模，杨荫瑜、袁昌英、吴贻芳等人都曾任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紧接着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也成立，1934年时已有19名女性教职员工，具体名单：孙家玉、杜隆元、曹棣生、柴岫茞、董家政、张玉华、冯启亚、朱高清兰、步毓芝、孙家玉、程之淑、王非曼、杜隆元、余淑琴、严琼圃、梁秀萱、贺升息、谈新铭、夏志珍而后女子高等教育专门机构在各地陆续出现，如首都女子法政学院、成都女子法政学院、国立四川女子师范学院、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等在这些女子高等教育机构中，虽然还是以男教师为主，但独立高等女子教育已经呼唤女教师的出现，具有丰富知识和管理经验的女教师已成为急需，这给女教师登上大学讲坛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职业舞台第三，大学男女同校拓宽了就职空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男女平等的思想不断深入民心，人们对当时大学的现状极为不满，男女大学同校已成为时代呼声国立大学中最早开女禁的是北京大学同年夏，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始正式招收女生这样，北京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为国立大学中最早实现男女同校的学校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女学不再另设系统，女子和男子一样接受同等教育，这是我国第一个不分性别的单轨学制，也是从法律上认可了大学开女禁此后，各大学纷纷招收女生大学校园女生人数不断增加，但“男女有别”的封建文化传统依然在社会中有着强大的根基。

因此，为吸引生源，并让女学生家长放心，聘请大学女教师已成为急需，正如当年胡适所说：“大学当延聘有学问的女教授，不论是中国女子还是外国女子[4]这样，大学女教师不仅任教于教会大学、女子高等师范，国立大学的教职也开始向女性开放1931年时，国立大学女教师已达122人，其中北平大学有53人，中央大学有16人，中山大学有5人，北京大学有8人，北平师范大学有15人，浙江大学有3人，清华大学有2人，暨南大学有7人，四川大学有8人，武汉大学有3人，山东大学有2人[5]因此，大学男女同校极大地拓宽了大学女教师群体就职发展空间，女教师队伍逐渐壮大endprint第四，女子留学教育提供了一种可能当时大学需要女教师，但为规范大学教师的资格，国民政府对大学教师制订了一系列的规格和要求如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专门规定：大学教员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副教授要求：“外国大学研究院研究若干年，得有博士学位，而有相当成绩者；讲师满一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于国学上有特殊之贡献者而教授要求：“副教授完满二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6]说明国民政府非常看重留学经历，留学成为担任大学教师的一项主要依据。

而这些规定和要求，为留学归国女性担任大学教师提供了一种可能因此，留学归国女性担任大学女教师的人数越来越多，如陈衡哲1920年留美回国后任教北京大学历史系；司徒月兰1922年留美回国先后任教南开大学、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等；谢婉莹1926年留美回国后相继任教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劳君展1927年留法回国后任教武汉大学数学系；林徽因1928年留美后任教东北大学建筑系二）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群体形成的主观因素民国时期，女性要突破传统教育的束缚，真正从“社会需要大学女教师”到“我要成为大学女教师”，这个过程中还需女性自己本人的努力而审查民国时期这些女性，她们在走上大学讲坛前，都具有强烈的主观诉求第一，炽热的求知欲望民国初期，社会的风气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女性可以走出家门接受学校教育但当时除一些比较开明的家长，顺应时代潮流，除了送女孩子上学外，整体社会还是非常保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还是根深蒂固，一般家庭对女孩子读书并不重视，认为培养女孩子读书等于为他人投资，因此，若想接受学校教育，女性本人必须要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否则即使生在富裕的家庭，也未必能为自己争取到读书的机会和权利如苏雪林为能上学，曾“哭泣、吵闹，总无结果”，最后她“走到附近一个地点，名为松川者，涧水渟滀深约丈许，我想不自由，毋宁死，不如跳下去求解脱”[7]。

当时苏雪林以死相要挟，母亲真怕女儿会做出什么事，再三向祖母求情，祖母才勉强同意这些大学女教师在整体不利的大环境下，想要和男孩子一样赢得读书的机会和权利，非常不容易，她们从小就有一股强烈求知欲望，特别珍惜读书的机会，这为日后成为大学女教师打下了知识底色第二，刚强不屈的个性审察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她们从小就生性要强，没有传统女子的低眉顺从、忍辱负重的性格，而是刚强不屈，坚定执着，不断地丰满自己的羽翼，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正是这种坚强的个性，使她们在外部环境不利的条件下，依然能与男教师一竞高低，自由地驰骋于大学讲台，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如吴贻芳，父亲在官场被人陷害，背上亏空公款的罪名，跳江轻生；哥哥不小心弄丢了筹集的学费，竟纵身跳入黄浦江消失在茫茫大海中；母亲因接受不了儿子的离去上吊自缢，姐姐在母亲出殡前一晚也随母亲而去身边至亲一个接一个离她而去，只留下七旬祖母和九岁妹妹面对冷酷的现实，吴贻芳并没有就此倒下，历经磨难的她，暗下决定一定要支撑起这个破碎的家，照顾好祖母和妹妹，成为这个家的顶梁柱，在性格上变得更加沉寂，更加坚韧冯沅君小时候跟着教书先生学习，“沅君写大字，不知道先生说一句什么批评的话，沅君生气了，第二天就不去上学。

母亲生气地说，不上学，就要把她送到上房后边的一间黑屋里她宁愿上小黑屋，也不去上学母亲劝说解释，亲自把她送到书房门口，先生也出来接她，她无论如何也不进门槛”[8]这是哥哥冯友兰讲述的一段幼年轶事，但冯沅君倔强的个性可出一斑从小就表现出争强好胜的个性和不屈不挠的韧劲，这些为她们日后成为大学教师打下了良好的个性基础第三，独立的自主意识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从小就有强烈的自主意识陈衡哲在自己的人生中，一直在为自己“造命”从十三岁起，她就一个人南北奔走曾有一次，从成都到上海的船上，她一路独行，并不感到寂寞，反而感到独处具有相当诱惑力甚至考上了清华大学留美奖学金出国时，陈衡哲也不要家人为她送别，她说：“我已经习惯于各种各样的独处[9]林徽因从小就知道父亲不喜欢母亲，对她母亲非常冷淡她父亲善诗文、工书法，是一个儒雅风流的新派人物，而她母亲则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旧式女子所以“她爱父亲，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她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她不争气；她以长姊真挚的感情，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然而那个半封建家庭中扭曲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她可能是由于这一切，她后来的一生中很少表现出三从四德式的温顺，却不断地追求人格上的独立与自由。

[10]她跟随父亲游历欧洲时，就立志学建筑，做一名优秀的建筑师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时，建筑系只收男生，不收女生，因为建筑系的学生常常要彻夜赶图，女生不是很方便，虽然林徽因在美术系注册上学，但第二年春季班开始，林徽因就成了建筑系设计教授的助理，过了一个学期，已成为建筑设计课的员虽然我们不知道林徽因是怎样成为建筑系设计教授的助理和建筑设计课的员的，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她有她自己的执着追求，她不想步她母亲的后尘，她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想学什么，她想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正是这种独立的自主意识，使得她们敢于同传统守旧势力作斗争，实现人生的真正独立也正是这种独立自主意识，使得她们非常自信，为她们以后走上大学讲台奠定了基础第四，融汇中西的文化素养民国女性之所以能成为大学女教师，是因为她们敢闯敢拼，具有融汇中西的文化素养和能力如武汉大学袁昌英教授，小时候就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上海中西女塾毕业后又自费去英国爱丁保大学深造，毕业后获英国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她又只身赴法，在巴黎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和近代欧美戏剧，获硕士学位这种融汇中西的文化积淀，使得“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