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从《资治通鉴补》对原作的改动说起.doc

司马光从《资治通鉴补》对原作的改动说起=“news_bd”> 　　一、引言 　　明代学者严衍，曾对《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钓恿鉴》)的多所阔略表示忧虑，在朋友门生的帮助下，他花三十余年精力作了部《资治通鉴补》(以下简称《鉴补》)，对原著闲者补之，讹者订之，用功甚勤①在查漏补缺，并帮助原著完备体例等方面，的确取得了很大成绩，深得当时和后世学者的好评如钓恿鉴》原文叙事有头无尾、有尾无头，或一人讹而为二，二人讹而为一，或一事重出，或大事缺漏，等等《通鉴补》一一予以订正，可谓《通鉴》功臣②主盟乾嘉史坛的钱大听，与严衍同为嘉定人，为乡先贤作传，就称赞他与助手谈允厚于史学皆实事求是，不肯妄下雌黄，其所辩正，皆确乎不可易，最终将这部书拔高到其有功于《通鉴》者，胡身之而后，仅见此书的地位③ 　　但严衍《鉴》所作的补正都是合理和必要的呷《通鉴》中很多看似破例、遗缺，乃至误用野史的地方，是否都由司马光等人的疏忽造成?都需要纠正?本文拟以严衍对《通鉴》原文卷十六末汉景帝后元三年(BC. 141)、卷十七开篇汉武帝建元元年 　　二《通鉴》崩姐君主赞评书例 　　先考察第一个问题司马光为何要将总结汉景帝的文辞置于汉武帝封舅的行为之后?严衍的质疑、改动是否合理?《恿鉴》叙西汉史，引用过班彪、班固对六位君主的赞词，这六位君主分别是:景帝、武帝、宣帝、元帝、成帝、平帝。

我们可以比较这六份赞词的安插位置，看《鉴》在处理同类问题时是否有规律可循，景帝赞词的置放又是否合例《通鉴》中与景帝赞词有关的上下文己见于表1，现将与其他五位君主相关的文辞通过排比，我们可以发现，将总结陈词置于帝崩条后、太子即位及大行安葬之前，是通例武帝、宣帝、元帝、成帝的赞词安置，都符合这个通例平帝崩、葬连书，而时无嗣君，班固赞只能置于葬康陵后，情况稍有特殊，却并不影响整体判断相比之下，把景帝赞词拖到武帝封母舅之后，不合通例这不仅是《通鉴西汉纪》中唯一的例外，也是全书仅见的例外正因如此，严衍在《鉴补》中将这段赞词的位置进行了调整从整齐体例的角度看，严衍的做法是有道理的我们的疑问是，司马光为什么要出这个变例?是不是因为《鉴》原文中景帝赞词置放位置不合通例，我们就能遴下断论，说这是司马光的疏忽和差错?景帝赞词位置出律，是否可能另有用意? 皇帝驾崩，史家总结，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太子即位，封官赏爵，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三《通鉴》所述汉武帝朝历史的结构安排 　　《鉴》卷十六最后一个段落，即汉兴，接秦之弊这段文字，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文字严衍编((i}鉴补》时将它删去，显然没有意识到这段文字的重要性，更没有斟酌它在((i}鉴》叙述汉武帝时代时，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这段文字和之前的班固赞曰一起处于《通鉴》卷十六末尾，替汉景帝时代压车曲‘班固赞曰的句子并不多，三言两语总结了秦汉易代之际政治、社会发生的最大转变，对汉兴以来的工作成绩予以了肯定，最终将重点落在对文景之治的表彰上可以说是在回顾汉初历史宏观走势的基础上，对文景之治作了总结，但语言简洁，细节不足所以紧接其后，司马光又安排了汉兴，接秦之弊这段文字，虽然在功能上部分地重复了班固赞曰所要表达的内容，但用社会经济状况变化的细节，取代了浮词虚誉 　　仔细阅读汉兴，接秦之弊以下文字，不难发现，其母本出自《史记平准书》经过司马光的改写，我们可以把这段文字分为三个意群第一个意群，强调汉初经济的困难，和与之相匹配的简朴之风汉朝刚建立之后，‘作业剧而财匿，自天子不能具钧驯，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下，财政预算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财政支出上，槽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接下来的第二意群，表彰了文景之治的功绩，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字整个社会也洋溢着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拙辱焉的良好气氛。

以上两部分恰恰也是前文班固赞曰所要赞誉的内容然而富足之后，奢侈、僧越的潮流也开始激荡涌动，于是进入以揭示物盛而衰为主题的第三意群在这以前的文字，我们都能在《史记平准书》中找到原文，唯独司马光为第三意群、也是为整个段落收尾的这句话:自是之后，孝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既不见于《史记平准书》，也不见于《汉书食货志》①这是司马光自己总结的语言 　　司马光虽然只加了这么一句话，却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由于这句话的存在，使整段文字在总结性功能之外，兼具了转折性功能我们看这段文字居处的位置，在《鉴》卷十六末，景帝时代结束之后，而在卷十七武帝正式改元之前这样一段文字，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其承上启下的功能不言而喻这段话的重点，笔者以为恰恰就是司马光添加的那句批评汉武帝的话，这句话对即将展开叙述的汉武帝时代作了负面预判，具有强烈的暗示作用严衍将这段文字予以册9除，显然没有发现司马光设置这段文字的目的何在 　　笔者以为，在《通鉴》中，这段借用《史记.平准书》并加以删改的文字，虽未冠以臣光曰或其他史臣曰字样，却具有史评功能它和前引班固赞曰一起，不仅承担了对汉朝历史重大转折进行点评的功能，并且在结构上，与卷二十二武帝时代结束时的两段史臣评论遥相呼应。

这一呼应结构，凸显了司马光借助汉武帝朝历史进行规谏的匠心 把,}鉴》卷十六末尾汉兴，接秦之弊这段文字，看作是未曾冠以某某曰的史评，可以从几种《鉴》版本的书写格式上得到旁证南宋绍兴二年至三年(1132 } 1133)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是今存较早、流行也较广的惬鉴》刻本② 　　由于刻工不同等原因，该版((i}鉴》对史评书写格式的处理，前后略显不同，但大体上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在这个版本中，为区别前后正文条目，往往在前一条内容结束后代以介绍王太后家史与韩嫣等内容(参前文表1)，作为封舅的衍生叙述殊不知这一挪一删，消解了《通鉴》原有的叙述结构和意图而围绕着武帝封舅行为所补充的内容，恰是《通鉴》意在淡化的部分，这种反向强化，又干扰了钓恿鉴》原定重点的展现，适成蛇足 按《钓恿鉴》原有结构，将汉武帝封舅等事件附赘于景帝之末，而不将它们作为武帝时代的开始，①还能起到一个作用，那就是为下一卷开头的董仲舒对策腾出位置《通鉴》卷十六以司马光自是之后，孝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一语煞尾，接下来从第十七卷到第二十二卷的汉武帝时代，以董仲舒对策拉开序幕这就是我们接下来需要考察的问题，司马光为什么要让这个历史事件成为武帝时代的开端? 　　四、《通鉴》对天人三策的处理 　　天人三策最初见于《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将钓恿鉴》卷十七建元元年冬十月条中的董仲舒对策与《书》进行对比，很容易发现，司马光对原文进行了大幅度删节，并把三份对策合而为一更重要的是，经删节，这份对策的主题含义，发生了巨大变化与其说是董仲舒的对策，不如说是司马光的对策 　　读《汉书》可知，董仲舒的三策，和汉武帝之间有一问一答的关系故先有汉武帝三问，后有董仲舒三答而董仲舒的答又与汉武帝的再问有一定互动关系汉武帝第一问欲闻大道之要，除礼乐制作外，也涉及灾异符命，故制词中有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等语于是探讨礼乐制度与天人关系，成为董仲舒应答的双重话题第二策中，汉武帝与董仲舒的问答集中在礼乐刑措和农业生产第三次问答中，天人关系及其历史迹应成为焦点话题汉武帝的制词开头就说:善言天者，必有微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成为发问前提② 　　综观三策，虽然都是围绕着寻求长治久安之道的君臣对答，但展开论述的角度是多层次的礼乐制作、刑政德教、农业生产、天人灾异，都是探讨治道必要的角度在讨论过程中，董仲舒的陈述固然是主体，但汉武帝发策制问，作为角度设计参与者的身份，也不可忽视在君臣互动间，我们可以探得当时政治观念的底蕴。

对天道的敬畏，对灾异频现的焦虑，体现了协调天人、关注君权与神权之间的屈张，是当时政治理念的重要基石所以探讨天人关系，虽然不是这三份对策的唯一主题，却也是君臣倾心关注的重要话题其他礼乐制作、刑政德教等主题，反而可以从天人关系的角度予以派生这也是后人将这份文献命名为天人三策的依据 　　但这份文献被载入《钓恿鉴》时，司马光不唯将汉武帝的三问尽行删去，只统括为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一语，③且对董仲舒策文进行了选择性删节，原文中关于天人关系的讨论几乎删削殆尽，而关于礼乐教化的内容，成为重点保留对象这就使得三策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原先多元化主题，近乎趋向一元三策中，因为第二策本来就以谈礼乐刑措为主，很少涉及天人关系，笔者打算以第一策、第三策为讨论对象，在《通鉴》刊落、保存的文字中，各举一些典型段落、文句，列表对比，用以说明天人三策的主题如何在司马光的裁剪下发生变化 　　通过对比下表左右两栏中的文字，很容易发现主题的转移下表第一策(1)和(a)两段文字，分别是《书》版天人三策和《通鉴》版天人三策开篇定调文辞④前者谈灾异天人，后者谈礼乐教化虽然以礼乐教化为关键词的(a)段落，也是从《汉书》原文中截出，但《通鉴》将《汉书》中以天人关系为核心议题的开篇段落删除，直接将主张礼乐教化的(a)段落升格为篇首，对读之下，旨趣迥异。

定在建元元年，固然有时间择取上的倾向性，但这样的安排，同时是和((i}鉴》上一卷即第十六卷末的特殊处理共同构成了汉武帝朝历史叙述的结构经删节而发生主题变化的董仲舒对策，在这个结构中承担着司马光施政理念表述的功能 　　五、司马光的施政理念 　　在传统文献中，以秦皇汉武作为反面历史教材，有很深的渊源①而司马光以反面定位的形式叙述汉武帝，又有非常特殊的时代语境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庚辰(十七)日，司马光在经筵读讲《通鉴》，借汉史萧规曹随的典故，暗示宋神宗轻易变法的不妥当性②两天后，同样是在经筵，变法派干将吕惠卿对司马光的言论予以了回击吕惠卿说:臣前日见司马光以为汉惠、文、景三帝皆守萧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乱，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乱光之措意，盖不徒然，必以国家近日多更张旧政而规讽又以臣制置三司条例，看详中书条例，故有此论也③ 　　从吕惠卿批评司马光的话中，我们可以知道两点:第一，司马光在向宋神宗阐述西汉史观时，曾将汉武帝作为变法而乱的典型;第二，司马光以这样的思路诊释西汉历史，其真正的目的在于抨击熙宁二年初以来，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后实施的新政吕惠卿对司马光的解读是准确的司马光的确非常擅于利用《通鉴》表达对现实政治的看法，乃至通过诊释历史提出自己的政治理念。

④ 　　己经有学者指出，宋神宗变法的最终目的，在于收回燕云十六州王安石的理财，只是这一战略目标的前期准备但无论是王安石的富国手段，还是宋神宗的强兵目的，司马光都持激烈的反对态度⑤在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时，汉武帝时代作为反面经验教训，是司马光不断使用的论据早在变法正式开始之前，他就曾利用经筵讨论的机会，对王安石的理财理论提出过直接质疑，其中就以汉武帝的失误为历史依据:‘介甫曰:毛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rsquo;光曰:‘此乃桑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rsquo;⑥元丰五年(1082)寓居洛阳时，因健康出现令人担忧的状况，司马光预作了一份《遗表》，意欲对朝政再进一言在(C遗表》中，他批评宋神宗试图兴致武功而用兵域外，反而给国家和百姓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其中有这么几句话:臣所惜者，以陛下之圣明，不师虞舜周宣之德，反慕秦皇汉武之所为借使能蹄葱岭、绝大漠、座皋兰、焚龙庭，又何足贵哉!⑦汉武帝再一次在其笔下扮演了反面典型 　　司马光在《鉴》中给汉武帝盖棺定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