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长河中丈量和消弭科技与伦理的鸿沟的研究.doc

在历史长河中丈量和消弭科技与伦理的鸿沟的研究=“news_bd”> 　　美国生物学家霍普金斯曾说过:任何一门科学都好像是一条河流它有着朦胧的、默默无闻的开端;有时候在平静地流淌，有时候湍流急奔;它既有涸竭的时候，也有涨水的时候借助于许多研究者的辛勤劳动，或是当其他思想的溪流给它带来补给时，它就获得了前进的势头，它被逐渐发展起来的概念和归纳不断加深和加宽同样，人类对于科技的伦理思考也随着文明的演化、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擅变而不断变化，探析科技伦理思想变迁的历史脉络，不仅可以汲取前人丰富的思想资源，也帮助人们在理解和把握科技伦理发展路径的同时找到解决问题的源头活水 　　一、萌芽时期的遥望 　　在生产力低下的远古时期，人类以渔猎和采集树种为生，知识和技术水平的局限使人们力不从心，渐渐地开始崇尚神的力量，信奉东方的黄帝或西方的普罗米修斯，这些神话传说孕育了科技伦理思想产生的萌芽 　　古希腊是西方历史的开源，也是古代西方科技伦理思想萌芽的精神源泉，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是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奠基者和开创者毕达哥拉斯最早提出了人生与伦理问题，他认为数是道德的来源和本质，学习数学可以帮助人们更好把握善的理念，他还常常谈起有关道德和伦理的问题，讲求公正和自律，这些都成为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开端。

赫拉克利特在毕达哥拉斯学说的基础上，指出了科学实践的伦理价值，认为科学实践是为了按照自然办事，听自然的话，认识与服从逻各斯，并尽力接近这个至高真理，过道德的生活苏格拉底进一步确立了古代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提出美德即知识，认为美德不是孤立存在的观念和准则，是以知识为基础并贯穿始终，人的道德本性和理智本性是同一的，无知的人不会有真正的美德;他还指出善的本质是智慧，把德性和知识相统一，使求善与求真相一致，对整个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的学生柏拉图把善作为最高理念和美德的整体，其中，正义也属于善的理念，是一种美德;他认为正义首先是城邦的正义，然后是个人的正义，城邦的正义主要体现在城邦中的人各司其职，使人人维护公平与和谐，个人的正义主要体现在个人灵魂中的理性、激情和欲望很好的协调，使人不至于迷失，从而实现全社会的正义，使城邦的善与个人的善相结合，最终实现合乎正义的、至善的城邦—理想国;他还将哲学思想应用于自然科学，建立了自己的科学理论体系，并分析了知识和道德的关系，把科学知识看作实现善的理念的必经之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对知识的认识和理解并不等同于美德，人的美德和善更需要意志情感对人行为的催化，因此美德也与应用知识的社会实践息息相关，从而达到知行合一的理想道德境界。

德漠克利特则认为智是道德人格的修养目标，科技实践的人应当是贤智的人，也就是兼具道德和智慧的人，他说:整个大地对贤智的人都是敞开着的，因为一个高尚的灵魂的祖国，就是这个宇宙此外，他还从贤智论出发，将求善与求真相统一，把说真话作为人的义务，倡导求实刻苦的科学探索精神等，这些科技伦理思想对后人批判宗教谬论、认识自然知识和完善个人品德修养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不难发现，古代西方科技伦理思想主要涵盖四个方面:首先肯定了科学知识的价值，然后初步探讨了知识与道德的关系，进而提出了基本的科技伦理准则，最后落实在注重科学研究者的道德修养上此时知识之真开始转化为利益之善，并由此与道德产生关系，科技道德精神开始在对科学技术价值的肯定和重视中得以彰显 　　古代的中国，科学思想还处在萌芽阶段，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技伦理，仅是一些朴素的技术思想和知识成果由于知识水平、思维能力和社会环境制约，人们的技术创造自发地与自然环境紧密结合，石器的制造和火的利用，是人类技术发展的开端，青铜器和铁器的发明，进一步推动古代技术的发展，以造纸术、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为代表的四大发明的出现，则标志着古代中国在技术上的重大突破 　　先秦时期关注的是运用伦理道德约束技术行为及促进道德与技术的和谐发展。

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都分别对以道驭术的科技伦理观进行思考和探《论语述而》中写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指出社会道德是技术活动的基础和前提，所以儒家的‘以道驭术’十分强调技术活动要以‘仁’为本，并以社会效果作为评价技术活动的前提，旨在使技术工作者养成‘仁’、‘义’等道德观念道家对道德的理解比儒家更为广泛深入，老子提出道是万物的本原，《庄子》庖丁解牛的故事也体现由技至道境界的形成，道家的以道驭术还是遵循自然规律、道法自然的以道驭术，庄子说过: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由此可见，道家的以道驭术还涉及到技术人才与各种技术活动要素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个人身心健康等问题墨家的以道驭术则更注重为普通平民服务，在兼利天下的基础七往重以技术道德规范约束群体和个体工匠的技术活动，要求门徒学习大禹治水吃苦耐劳、栉风沐雨的精神，毫无功名利禄之心，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法家的以道驭术则强调法度对技术活动的规范和约束，其科技伦理观对现代社会的法律、规章制度等在科技活动中的运用影响深远。

　　秦代至唐代的科技伦理观的形成和发展是在比较发达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秦朝统一六国后，结束了春秋战国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在书同文，车同轨的大环境下，科技伦理有了普遍的规范和准则在秦代到唐代的一千一百多年间，继承了先秦以道驭术的技术伦理规范，特别是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在工程技术、医学等各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虽然科技伦理风尚还尚未成型，但当时具备的科技伦理思想特征，也为后世科学技术发展和科技伦理进步奠定了基础宋元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西方科技成果不断涌入，科技人员的道德水平有了很大提升，诚信守法成为社会普遍的伦理风尚明清时，科技伦理观虽然发展较为缓慢，但都慢慢汇入近代科技伦理思想体系的洪流，为科技伦理漫长的发展带来补给和新鲜的能量 　　我国古代科技伦理观的精髓初步具备了以道驭术的科技伦理精神和经世致用的技术实践要求在技术实践不断进步并与传统伦理道德水乳交融的过程中，在真善美战胜假恶丑的矛盾斗争中，科技伦理思想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纵观中国古代科技伦理的各种片段和不同侧面，可以发现善始终是其最高的价值评判标准，是人们完善心灵和行为的最高要义，而以道驭术作为最主要科技伦理观，不断地渗透出经世致用的技术实践光芒，并最终饭依在善这一核心价值的羽翼之下，为科技伦理思想的成长壮大和腾空而起注入了宝贵而丰盈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二、激荡在历史与现实的新鲜血液 　　近代西方科技伦理思想体系形成于16世纪上半期到19世纪末，与西方科技的变革及哲学的发展成熟相适应当六七世纪的古代文明在黑暗中悄然落幕，中世纪欧洲的黎明渐渐渲染着上帝和神学统治着的西方大地，经过漫长的等待和造化，知识复兴的洪流终又席卷而来，拨开人们紧闭的双眸，冲击着九十世纪的欧洲及至12世纪，知识分子的队伍在城市的哺育中逐渐壮大，很多学校开始教授科学文化知识，这些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13世纪时获得莫大的民主和自由，当古希腊理论和文化的新鲜溪流为巧世纪的西欧带来补给之时，实验科学从此有了更多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撑从16世纪至今，近现代科学体系迅速发展，科学活动逐步体制化，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顺应科学规律，自然科学取得许多伟大的成就 　　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构建了天上的动力学和地上的力学，17世纪下半期，牛顿站在这些巨人的肩上构建了经典力学体系，发现了天、地共有的万有引力这些伟大的发明和科学进步使人们可以在世界中发现、理解普遍的规律和秩序，并以几何学关系来看待自然界，相信宇宙是按照数学秩序建构起来的，正是这场以哥白尼日心说为起点的科学革命促进了新柏拉图主义的迅速发展。

另一方面，在继承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原子论的基础上，一种认为自然和物质本身没有活力，只是凭借人主观神经所激发的感觉而成为运动中的物体的机械论哲学随之诞生，此时的世界被看作一架机器，而这个世界中人们的精神也与自然相剥离，形成了心物二元论及其变种虽然在德国古典哲学革命中，机械论遭到重创，但其对近代西方科学以及科技伦理的发展依然影响深远，正如爱因斯坦所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实验关系可能找出因果关系这一时期，不仅确立了科学在社会和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形成了科学批判和怀疑精神的良好风尚，科技伦理思想有了跨越式的发展 　　首先，科技伦理道德战胜了宗教神学和宗教道德近代自然科学是从哥白尼等科学家打破圣经权威，认识到地球不是宇宙中心，而只是围绕太阳旋转的普通行星时宣告诞生从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到航海探险和文艺复兴的盛行，从上帝和神学为主导到圣经权威被打破，宗教信徒乃至全社会都积极进取、求真务实，许多伟大的科学发现都昭示着科学伦理道德在与宗教道德的斗争中大获全胜 　　其次，开始深入研究科学知识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这一时期有学者认为科学知识与道德是同一的，有学者认为科学知识与道德不相容，也有学者认为科学知识与道德毫无关联譬如，弗兰西斯.培根认为知识就是力量，而这力量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因此是符合善的但以卢梭为代表的许多科学家、哲学家此时把科学和道德当作互相排斥的东西，英国思想家体漠就认为德和恶既不是关系，也不是事实，它们是感情的对象，不是理性的对象，表明理性是完全没有主动力并与道德没有内在关联 　　再次，确立了科技伦理的基本精神在战胜宗教神学，开始深入研究科技与道德关系的同时，人们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质不断提升，形成并确立了求真务实、批判怀疑以及自由民主等基本的科技伦理精神，摒弃了经院哲学家脱离实际的科学研究方法，充满实证精神和创新精神，同时对科学知识勇于怀疑从布鲁诺的怀疑一切到笛卡尔的普遍怀疑，越来越多科学家、哲学家乃至普通民众在与神学等落后社会势力作斗争的同时，为社会营造了自由民主的科学伦理新风尚，锤炼了科学道德品质和科技伦理精神 　　此时西学东渐的余热还缭绕在世界另一边的中国，在这里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得到广泛传播，中西科技伦理观念在冲突中交融，体现出转型期的明显特点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等孕育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促进了民众的思想启蒙，形成中的器物科技观、知识科技观和教育科技观等也极大地推动中国近代科技伦理思想的发展。

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以及海军舰队虽然单纯引进西方先进设备和技术不能真正使近代中国成为科技强国，但中国人从此开始重视西方科学知识体系，并在知识科技观的引导下开展了一系列科技实践活动，如设立翻译机构，传播西方科技成果等，都很大程度促进了中国近代科技的进步和科技伦理的发展，催生了后来的维新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识之士在认真研究哥白尼旧心说和牛顿力学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进化的自然观及进化的社会历史观，冲破了蒙昧守旧的旧中国，给顽固守旧势力以沉痛一击，迎来科学知识和科技道德的朝阳而中国西学第一人严复翻译出英国生物学家赫青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时代必进，后胜于今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对当时科学界、哲学界和整个社会都影响巨大在对西方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和科技伦理道德深入反思的同时，他肯定了科技发展对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的推动作用，对科技价值和科技道德进行科学的判断和思考，深化了人们对科技伦理和科技道德的理解，描绘出中国科学技术繁衍生息的本来面貌，赞扬了自由民主的科技伦理精神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研究素养，并唤起人们救亡图存和富国强兵的强烈愿望，体现了中国近代科技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