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四大书院]宋初参知政事与宰相地位差别浅析.docx

[宋初四大书院]宋初参知政事与宰相地位差别浅析在学习岳麓版历史必修一中有“到了宋朝，三省长官基本不参与政事，又另外设置‘中书门下’，作为宰相的办公机构，其长官为宰相，但相权已被分割”，此处的中书门下长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及宋初对同平章事构成牵制的参知政事却语焉不详甚至未有涉及宋代设“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同时为了分散宰相的权力，增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那么，参知政事对宰相的限制到底有多大？这种限制是否在各个时段都是相对均衡的？这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尝试从宋初宰相和参知政事在知印、押班以及其它礼仪问题上的尊卑、等级之分的角度做一些探讨相权的体现，除了具体的政务处理外，在“形式”上可以体现为相印的掌管即知印、上朝时统领百官的前排位置称押班；和“礼仪”上则变现在与其它官员行走时的是否平齐、祭祀时的位置等等而这些方面，在宋初，参知政事和宰相之间的差别，时大时小，很耐人寻味《宋史・职官志》卷六参知政事条称：“至道元年，诏宰相与参知政事轮班知印，押班齐衔，行则并马自寇准始，以后不易即宋太宗至道元年寇准为参知政事开始，参知政事和宰相轮流掌印，上朝时并列，同行时也可以并行其实《宋史》的记载是不准确的。

据《宋会要・中书门下省门》载至道元年四月诏书可知：“自今参知政事宜与宰相轮日知印，押正衙班……遇宰相、使相视事及商议军国政事，并得升都堂先是，吕端、寇准并为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至是，端作相，准尚参知政事，端虑准不平，且言：‘臣兄吕余庆任参知政事日，悉与宰相同’特从其请以慰其心焉由是我们大概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吕端和寇准原本同为参知政事，后来吕端升为宰相，为了照顾寇准的情绪，援引太祖朝先例，给予参知政事寇准与宰相知印、押班、并行等权力所以《宋史・职官志》所言宰相与参知政事知印、押班相同之例始于寇准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实际上早在太祖朝吕余庆任参知政事时候就有了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七乾德二年四月戊子条：“先是赵普独相，太祖特置参知政事以佐之，其后普恩替，始均其任，既而复有厘革乾德二年，范质等三相罢，赵普独相后太祖虽任命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但是“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庭上事，殿廷别设砖位于宰相后，敕尾署衔降宰相数字，月俸杂给皆半之盖上意未欲令居正等与普齐也显然，参知政事初设之时和宰相的地位是没法比的，不知印，不押班，诸多礼仪上也低于宰相，俸禄也只有宰相的一半。

但是后来赵普权重，太祖出于制约赵普的目的，开宝六年六月诏参知政事薛居正、吕余庆“与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权”这大概就是吕端说吕余庆“悉与宰相同”的原因之后八月，赵普就罢相了，利用扩大参知政事权力来制约宰相就没有必要了，所以很快“既而复有厘革”，也就是又回到宰相单独知印，参知政事在押班及其他礼仪问题上当然也就低宰相一截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中载：“雍熙四年，文德殿前始置参政砖位，在宰相之后虽说开始给参知政事设砖位，但是明确规定在宰相之后，更不用说知印、押班等事了，所以参知政事的地位还是不高转机就出现在太宗至道元年四月的诏书，也许是太宗当时很想重用寇准的原因，当然这也和为事谦让的吕端有关系不管怎么样，参知政事获得了和宰相近乎相同的权力不过寇准刚强自任，揽权自专，很快被太宗所不信任，至道二年七月，寇准罢参知政事，同年闰七月，太宗迫不及待的下诏停止参知政事和宰相押班知印同列只是“祭祀，行香，书敕，并以天宝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诏书”所以参知政事保留的唯一和宰相同等的权力只存在于祭祀等礼仪问题上，而最重要的知印、押班去掉了，砖位也恢复到宰相之下的状态所以我们来审视宋初参知政事和宰相在知印、押班、砖位及其他礼仪问题上并列与否的问题，可以大体上看出：参知政事初设于太祖乾德二年，虽然目的是为了制约宰相，但当时在诸多方面就规定参知政事比宰相低，这应该是宰相和参知政事正常的关系状态。

后来赵普权重，太祖令参知政事吕余庆等与宰相同列，但是这种情况只持续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因为赵普的罢相恢复到了正常状态后来雍熙四年，参知政事地位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相当有限，近止于礼仪方面到了至道元年，寇准为参知政事时，参知政事地位达到高峰，但是也是存在了很短的时间，随着寇准被罢免又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所以宋初参知政事在知印、押班等事上与宰相同例只是在两次特殊条件下才产生的，其产生与太祖、太宗对当时政局的掌控与对宰相限制等因素息息相关，但随着这些暂时条件的丧失，两者的关系立即恢复正常制度与政局关系密切，许多制度就是在政局的不断变化中发展、演进，所以制度史的研究应该是一种“动态史”，而不是简单一个立国之处设立制度后代执行就了事的，而我们在教学中却往往忽视这种动态的历史宋初参知政事和宰相的地位差别的反复变化，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独特的学习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