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曾国藩对理学的改造及其社会影响.doc

浅析曾国藩对理学的改造及其影响程太红1（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曾国藩是晚清理学复兴的中坚人物，但他的学术与传统的程朱理学有很大的不同他在学术风气的变化下，依据现实的剧变，对传统理学进行了改造：吸收陆王心学的长处，消融理学内部门户之见；重视汉学，调和宋学和汉学；重视词章之学，并提出经济之学；高扬以"礼"合"理"的旗帜这一改造影响深远，一方面暂时缓和了晚清统治危机，另一方面发扬了晚清学术务实的精神　　关键词：曾国藩 理学 改造 社会影响 经世 　 作为理学的衰落期，清代理学较宋明时期已黯然失色章太炎谓清代理学"竭而无余华"，冯友兰、侯外庐等学者在研治理学时也较少涉及这一时期但由于时局的突变，清代理学相对前代又呈现出新的动向及特点有"一代宋儒"之称的曾国藩是晚清理学的杰出代表人物，其理学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理学在这一时期的变化梁启超在论及晚清"理学中兴"时就说道："洪杨乱事前后，思想界引出三条新路，其一，宋学复兴乾嘉以来，汉学家门户之见极深，'宋学'二字，几为大雅所不道，而汉学家支离破碎，实渐已惹起人心厌倦，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

"1　　一、消融理学内部门户之争　　传统的程朱理学有严格的门户之见，在曾国藩看来缺乏一种包容和涵浑的气量，使之成为其他学派攻击理学的口实曾国藩曾评价说："程朱致使之语，或失或隘"2对理学的门户纷争，他亦提出了批评，在《复夏教授》一文中指出："姚江宗陆,当湖(陆陇其) 宗朱而当湖排击姚江,不遗馀力,凡泾阳(顾宪成) 、景逸(高攀龙) 、黎洲(黄宗羲) 、苏门(孙奇逢) 诸先生近姚江者,皆遍摭其疵痏无完肤,独心折于汤雎州( 斌) 雎州尝称姚江致良知,犹孟子道性善,苦心牖世,正学始明""致书稼书,亦微规攻击姚江之过,而于上孙徵君钟元先生书及墓志铭,则中心悦服于姚江者至矣盖苏门学姚江,睢州又学苏门者也当湖学派极正,而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苏门则慎独为功,睢州接其传,二曲则反身为学,雩鄠存其录皆在合于尼山赞易损益之指明儒之不善学姚江而祸人者,莫如' 以惩忿窒欲为下乘,以迁善改过为妄萌'二语,人之放心,岂有底止乎?"3从这段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曾国藩极力不赞同理学内部的门户之见，他认为王学不免有流弊，但是陆王也是孔门大儒，陆王后学或建功立业，或忠节清修，其伟绩亦流传后世，自当不应否定　　因此，曾国藩认为学者可以坚守自己崇尚的程朱理学，但并没有必要去指责别人，应该看到人家的长处，从大处着眼，不要拘泥于门户之见，应互相学习、借鉴。

这也是曾氏治学以程朱理学为核心不废其他派别之长的一贯思想　　二、"一宗宋儒，不废汉学"　　汉学和宋学属于儒学中的两大对立的派系，而正统的程朱理学对汉学多持否定的态度北宋程颢说"今之学者有三弊",其中一弊是"牵于训诂"4而曾国藩则认为汉学、宋学各筑壁垒具有很大的危害性他曾说："君子之言也，平则致和，激则召争；辞气之情重，积久则移易世风，党仇讼争而不知所止"5因此他对汉宋之争持批评态度，主张化敌为友，调和汉学和宋学在曾国藩看来，汉学之长在博，"博则能究万物之情状，而不穷于用"，汉学讲究实证，"实证则考而有据"，"证诸古制而不谬",这些都有助于纠正理学空虚之病6曾氏对宋学和汉学的调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重视汉学的研习与训练从曾国藩的日记、书信、读书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阅读了大量的汉学著作他曾称道："于本朝大儒，学问则宗顾亭林、王怀祖两先生"7他还告诫子弟:"欲读周汉古书，非明于小学无可问津"8除此之外，曾国藩认为明训诂考据是作好古文的前提他在家书中说道："余观汉人词章，未有不精于小学训诂者，如是相如、子云、孟坚于小学皆专著一书，《文选》于此三人之文著录最多余于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马迁、韩愈五家。

以此五家之文，精于小学训诂，不妄下一字也"9他教导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而八本之首即"读古书以训诂为本"10　　其二，重视考据学曾国藩在调和宋学和汉学时，特别注重考据学他曾说："我朝儒者，儒阎百诗、姚姬传诸公皆辨别古文《尚书》之伪孔安国之传，亦伪作也至东晋梅赜始古文《尚书》并孔安国传，自六朝唐宋以来承之，即今通行之本也自吴才老及朱子、梅鼎祚、归震川，皆疑其为伪至阎百诗遂专著一书以痛辨之，名曰《疏注》自是辨之者数十家，人人皆称伪古文，伪孔氏《日知录》中略有其原委王西庄、孙渊如、江艮庭三家皆详言之此《六经》中一大案，不可不知也"11指出无论汉学、宋学，考据、训诂、辨伪的功夫都是不可或缺的　　其三，将"即物穷理"与实事求是联系起来"即物穷理"是程朱理学的重要命题之一，主张认识客观之"物"，但这种"即物"更多的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要求，以服务于既定的道德伦理为宗旨清代初叶，顾亭林将实事求是作为一种学风大力提倡，强调从现实出发以救国救民而曾国藩对"即物穷理"与"实事求是"的阐释则是"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虚天所谓事者，非物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乎？"12在这里曾氏将"即物穷理"与"实事求是"联系起来了。

　　随着曾国藩对汉学的了解越来越深，他更加重视汉学的作用他曾经说道："有偏于考据之学，有偏于词章之学，亦不必遽易前撤，即二途皆可入圣人之道"13正是曾国藩提倡"汉宋兼容"，才打破了学术上的门户之见正如他对曾纪泽所说："学问之途，自汉至唐，风气略同；自宋至明，风气略同；国朝又自成一种风气，......尔有志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窥数君之门径"14　　三、"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曰经济"　　正统的理学除了坚持义理之学，对汉学（即训诂考证之学）、词章之学（即文学）、百家杂学多持否定的态度程颢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或于异端"15 除此之外，二程看不起文学，他们认为，"作文害道"溺于文章"纵欲导悲"他们还批评汉唐以来纠缠于文字训诂章句之学并不能见道，对于儒学以外的其他学说更是视为异端朱熹也有同样的思想，他视汉唐以来的"俗儒记诵词章之习"为"无用"，并把"权谋术数"、"百家众技"之学看成是"惑世巫民、充塞仁义者"16曾国藩则打破了这一门禁，他将姚鼐等人提出的三门学（即"义理"、"考据"、"词章"）增加到四门学（即"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在坚持程朱义理之学，大力倡导学习考据训诂学之外，对词章之学也加以重视，并且提出经济之学以增强理学经世致用的功能。

　　首先，他强调"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17词章之学在传统学术中占有重要作用晚清时期，理学家入盟桐城派，曾国藩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非常看重桐城文派的"文贵载道"，"文学经世"的学术宗旨，并且还继承并发扬了桐城派弘扬孔孟之道的宣传功能　　其次，他提出"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分"18曾国藩明确提出把经济之学纳入理学范畴，成为晚清理学的集大成者为了将理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起来，他独创性地在义理、考据、词章之外加上"经济"一门，进一步发展了唐鉴、姚鼐等人的三门学问之说他说：镜海先生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据、曰文章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19"因此，他就把学问分为四科："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词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20曾国藩将"经济之学"作为孔门政事之科，是他理学思想的独创，强调了理学经世致用的作用 最后，他认为义理、词章、考据、经济四者之间并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以义理之学为宗"私意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

"21"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22曾国藩将义理之学放于最核心的地位，因为在他看来，程朱得孔孟之道大者，通宋学就可以统领其他学术考据是程朱所说得"即物穷理"，词章是表达义理、宣传义理的载体，经济则可以使义理落到实处这样一来，四种学问集于一身，则最终可以达到修齐治本、内圣外王的境界　　总体上看，四门学问丰富了理学的内涵与实际功效一方面，曾国藩用考据、词章、经济改造理学，使理学不脱离现实、为现实服务，相对摆脱了过去的空虚无用，从理论上加强了理学的社会实践功能另一方面，又以理学为宗，使现实社会发展不脱离理学的范围，在实践中提高了理学的社会地位　　四、以"礼"合"理"　　儒家传统中的"礼"是指一种社会制度以及规范秩序但在儒家的不同流派那里，"礼"的含义却是不同的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将这种外在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孟子继承孔子这一说法将礼发展成为一种内在的人生哲学荀子则强调"礼"的外在的社会强制性的规范功能宋明礼学继承发展了孔孟的学说，虽然从未忽视礼的重要性，但其重心还是天人性命之学，礼学的地位并不突出到了清代"礼学"却受到相当大的关注，一大批学者开始重视研究礼经，涌现出《礼书纲目》、《礼经释例》等一批专著。

礼学对曾国藩的理学思想影响深远，他提出以"礼"合"理"，秉乎礼学，重视礼治他以实践先王之礼为一生的己任："朴之所志，其大者盖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23因而他极力推行以"礼"合"理"，会通礼、理，为汉学的理学寻找宋学根据；并且以"礼"为纽带，联通理学与经世之学　　其一，会通"礼"和"理"曾国藩针对汉学家菲薄宋学的空虚，宋学家批评的汉学支离，提出了由博返约、格物正心，他主张"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24由博返约、格物正心,实际上是程朱理学"理一分殊"的延伸这样一来，"理"作为本末统率万事万物，又发散于具体的万事万物上曾国藩认为，汉学家从"三千三百" " 一名一物"中考核博稽"古礼"，所做的正是由博返约、格物正心的具体的工作，汉学家的"明礼"与宋学家的"穷理"并无本质上不同　　其二，"以礼经世"曾国藩吸取前人的理学思想，高举"以礼经世"的旗帜，把理学家的"理"具体化为可以落到社会事事物物的"礼"。

在他看来，"礼"上承理学的"义理"，下则通过具体规章制度规范天下万物"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25 "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26他明确表示："古人所云经济之学治世之术，一衷于礼而已"27因而，他主张"以礼自治"和"以礼治人"前者表现为个人品质和道德修养，目的在于培养人的主体个性；后者表现为推己及人，以建立个人在社会的功业，其意图在于维护和稳定社会秩序　　其实，"礼"不仅在调和汉宋之争，连接理学与经世之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曾国藩整个理学思想中也处于核心地位曾国藩理学思想在政治上体现的是以"礼"为核心的传统礼治，在人事上则是以"礼"为主要的纲常礼教曾国藩以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对应孔门四科，同时以"礼"统摄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科，即"圣人经世载物，纲维万事，无他，礼而已矣"28这样以来由理一分殊又回到了义殊归一，居于理学一间 　　曾国藩通过对理学的改造，使理学一度出现复兴的局面，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及思想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统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为了摆脱统治危机，清政府爱采取了许多措施，曾国藩对理学的改造，促使理学"中兴"便是其中之一。